记者与李中华对话

　　李中华，空军某试飞团副团长，空军大校军衔，副师职。现为空军特级飞行员。中国仅有的三名国际试飞员之一。

　　选择了试飞，就是选择与“死神”对阵。入伍23年来，李中华安全飞行2250小时，正确处置空中险情15起， 空中重大险情5起，创造了多个“第一”：中国飞“眼镜蛇”动作第一人、与战友合作完成国内首次失速尾旋试飞、“低空大 表速”飞行刷新了国内飞机的速度记录。

　　2005年5月20日，李中华更以过人的机智和勇敢，挽救了我国唯一一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三轴变稳飞机。这 一英雄举动获得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的高度评价。

　　互联网上，人们以一句简短的话表达了对李中华及人民军队的敬意：“我爱你，中华！”

　　李中华：有些快乐，你不去飞行就永远感受不到

　　本刊记者(李纯)

　　记者：你所在的中国某试飞基地有“中国飞机城”之称，也被许多试飞员视作第二故乡。这里的人们不畏艰苦，甘于 寂寞，为中国的新机定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了解航空领域的人，很容易把飞行员与试飞员混作一谈。二者有何区别？

　　李中华：飞行员与试飞员有相通的地方：凭借娴熟的飞行技术，把职业的理想书写在蓝天上。但二者又有显著不同， 飞行员的主要任务是驾驶成熟的飞机，而试飞员要面对的，是尚未定型、可能存在重大缺陷的飞机；所要承担的职责，是以“ 苛刻”的态度，对新飞机存在的各种盲点明察秋毫；所要接受的挑战，是一次次穿越飞行的禁区，与死神博弈，把珍贵的数据 带回来。

　　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要求试飞员不仅是“飞行员”，还要是“工程师”，对飞机的状况，不能泛泛地说“好”还是 “不好”，要用工程师们能理解的术语，准确地描述出来。

　　新时期的试飞事业，是一门科学，富于创造性，能有效地加快新型飞机的研制过程。

　　记者：做一个试飞员，曾经是你少年时代的梦想么？

　　李中华：说实话，我成为一名试飞员，真有点偶然。我甚至都没想过当兵。从小到大，我的梦想是做个工程师。

　　念中学时，我爱看《航空知识》这本杂志，觉得里面介绍的东西“很漂亮、很男性、很阳光”。我报考了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梦想着有朝一日让自己设计的飞机翱翔在蓝天上。

　　大学毕业后我却当了一名飞行员。这个决定听起来很冲动，就是有一天听了部队的招飞宣传之后，突然萌发了一个想 法：再好的飞机，都要靠飞行员飞出来。在部队，肯定有用武之地！父亲没有立即同意我的选择，他参加过抗美援朝，知道飞 机对现代化战争多么重要，但他又亲眼见过飞机冒着黑烟、从空中坠落的惨状。父亲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孩子平平安安。

　　但这场争论，还是以我的“固执己见”告终。我背起行囊，兴冲冲奔向空军某飞行学院。

　　年轻时，谁都有梦，年纪越小，梦越大，大到不着边际。真正促使你有一个坚定的目标的，是内心的成熟度。我们得 脚踏实地前行，以接近更清晰、更真实的“梦”。

　　记者：在空军某飞行学院，你获得了全优学院奖，荣立三等功，并提前一年晋升为正连职；1985年至1989年 ，又在空军航空兵某师当了四年飞行员，表现同样可以用“优秀”来形容。在部队做飞行员，向上发展的空间肯定要更大一些 ，为什么在1989年又决定改做试飞员？

　　李中华：那次转型，一半是组织上的安排，一半是我自己的选择。当时，我飞的是歼-6飞机，有一次，部队组织比 赛，默画飞机的座舱图，看谁画得最快、最准确。在我们团，我是第一个画完的。还有一个比赛项目是背诵“歼-6飞机遇到 特殊情况该如何处理”的26条守则，我拿到了第二名。

　　照例说该高兴，我却有些黯然。作为一个毕业于航空学校的大学生，在这架飞机上，我已没了发挥的余地。

　　它是你理想的终点么？我问自己。显然不是。而在当时，我们根本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会改飞歼-7，或更高的机种。 所以，试飞团来挑人时，我再次变得很激动，就做一个试飞员吧，他站在整个航空工业发展的前沿，能飞国产的最先进的飞机 ！

　　试飞部队的体制、编制，决定了在这里向上发展，不像飞行员那样快、机会那么多。但我们真的没工夫考虑那些。信 念和责任是搞飞行的原动力。这两个词听起来有些大，却真实地藏在试飞员心中，我们就是想把飞机飞出来，想把工程师纸上 的成果，变成现实的空军装备，保卫亲爱的祖国。基于这么一个单纯的目的，我们不怕危险，也不怕年华流逝，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地飞行。

　　如今，留在空军部队里的那一拨同学，已有人做到了师长，但相见时，他还是会说“遗憾”，他为永远错过了自己的 飞行梦想而遗憾。

　　精英部队的构成，既需要通观全局的指挥家、一流的管理者，又需要一批有血性、有激情、不计较得失的人，后者不 乏天真与浪漫，却构成了一支坚强部队的基石。

　　记者：2005年5月20日，你创造了一个奇迹，在飞机倒扣、高度只有200米的情况下，临危不乱，将飞机改 平、最后实现安全降落，挽救了一架价值近亿元的“国宝”。

　　短短的7秒钟内，你想了些什么？

　　李中华：说出来你别不信，那几秒钟，我没想太多，唯一的念头是：别着急，慢慢来。

　　那天，我的主要任务是培训首席试飞员，前舱是某试飞大队的飞行员梁剑峰。飞的科目叫做飞行员诱发振荡，简称P IO，它的表现就像是在天上打摆子，越修正就抖得越厉害。出现这种现象，飞行员容易失去信心，从而发生事故。我们那天 就是要在电传飞机上故意设置这种现象，让飞行员学会怎样处理。

　　此前，这架飞机我已经飞过好几百次了，战友们都戏称它是我的“专机”，当天天气也不错，意外的情形却偏偏出现 了。12时22分，当我们进行第三个状态试飞、飞机以高度不足500米、时速270公里向机场靠近、并构成着陆状态时 ，谁知机载变稳系统突然报警，电传系统突然停止工作。飞机突然急剧向右偏转，机头忽的向上一翘，像螃蟹一样，紧接着就 扣过来了，这个过程只2、3秒钟时间。

　　情况真是万分紧急：我们倒悬在机舱里，地面上的麦田急速扑来。随时都可能机毁人亡！

　　梁剑峰有点着急，飞机倒扣时他就喊：“飞机不行了！”我连忙说：“别动，我来！”我怕他跳伞，因为飞机上的弹 射救生装备是两个人连在一起的，如果弹射的话也是后舱先走。可以跳伞，但就那么几秒钟，过去了再跳就非常危险了。

　　前面说过，我对这架飞机非常熟悉。对它的工作原理我是清楚的，拉杆、蹬方向舵都没反应后，我想到：关键是要让 飞机可控，现在飞机就像一个神经紊乱者，须制止它的错乱行动。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按常规来说，这是不合逻辑的方法， 但我决定试一试。我的右手有三个电门，分别是变稳、显控和计算机，我把三个电门全关掉了，飞机一下子就听话了。

　　飞机恢复了操纵，但不等于险情结束。由于电源完全切断，飞机与塔台联系不上了，机上仪器完全失灵，基本上回到 了最机械、最原始的状态。凭着多年练就的驾驶技术和经验，我终于在12时26分，让飞机安全着陆！

　　那7秒钟，没时间让你思索多余的东西，只有依据本能和平日的积累。我相信，很多试飞员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处理得 很好的，只要他熟悉飞机、不轻言放弃，厚积总会薄发。

　　记者：一个优秀的试飞员，需要许多珍贵的品质。你提过，一是敬业精神；二是信念和责任；三是技术和胆量。为什 么这么强调敬业精神？

　　李中华：是1993年在俄罗斯学习的经历让我深深懂得了何谓“试飞员”的使命与天职。当时前苏联刚刚解体，整 个俄罗斯经济萧条，民众的生活条件很差，有时连工资都发不了，“天之骄子”飞行员也不例外。

　　他们窘迫到什么程度？中午结束飞行任务之后，俄罗斯的飞行员往往不像中国学员那样去餐厅用餐，而是跑到办公室 里。是藏着什么好吃的么？我们好奇，后来才发现，他们的午餐原来是面包干。头天晚上，他们把面包烤好，切成小丁，装在 塑料袋里，第二天带过来，晚上一律回家吃饭。餐厅的伙食太昂贵，他们负担不起。

　　这个细节真的挺让人感动的。这些俄罗斯飞行员完全有理由不飞，或少飞一点，或以此为砝码跟校方讲条件，他们非 但没那么干，还快快乐乐、兢兢业业地飞。什么在支撑他们？就是对事业的热爱。

　　想必你也读过这样一则故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户人家的窗口依然摆放着鲜花，怒放着对生活的希望。我们说这 样的民族是有希望的，因为无论怎样艰难的状况，都摧毁不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俄罗斯飞行员的敬业精神体现在方方面面。试飞前，他们准备得特别充分，通常会写一个详细的清单：第一个动作要 做什么，怎么做，清清楚楚，这是一种职业素质；我也学会了这个良好的习惯，到现在，我的飞行小卡片已攒了厚厚的一摞。 歼击机动作衔接紧凑，做好充分准备，就可以减少错漏。

　　可喜的是，现在团里许多试飞员都建立起这一良好习惯，提高了试飞效率。

　　记者：如果说“5·20”事件是一场突袭，歼-10的“低空大表速”就像一场咬得很紧的拉锯战，一点点接近临 界点，每分每秒都面临飞机解体的威胁。当时的感觉，是不是特悲壮？

　　李中华：是的。不仅仅是我，地面上在场的所有人员，一航的领导、试飞院的领导、专家、还有试验训练基地的司令 员，全都集中到指挥大厅来，眼睛盯紧屏幕，他们也有类似的感觉吧。

　　那年元旦前夕，我国自行研制的歼-10战机进入了定型前的极限数据试飞阶段。飞行极限数据是飞机品质可靠性的 临界点，一旦突破这个临界点，飞机就将产生不堪设想的破坏性后果。只有飞出极限性能，才能为飞行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我先后飞出各种极限数据。最后，只剩下一个硬骨头——“低空大表速”试飞。“低空大表速”主要检验飞机结构强 度的可靠性和颤振特性，飞行速度越快，机体单位面积承受的压力就越大。这个科目危险性很大，国外在进行新机的“低空大 表速”试飞时，多次发生机毁人亡的惨剧。

　　正是这个原因，飞行进度被安排得异常小心，50公里、30公里、10公里，一点点推进。险情也在不断地出现， 飞机先后出现了前起落架护板变形、机翼前沿的铆钉被吸出、油箱渗油等现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得而知。

　　气氛越来越肃穆，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要说我一点不害怕，假的！但比生命更重要的是使命，不飞完 这个科目，飞机就不能完成定型任务，就不能装备部队！我一定要把握好这个临界点。

　　最后一次，我从高空以全加力、超音速状态向下俯冲。空气与飞机高速磨擦产生的刺耳噪音，令人毛骨悚然。我咬紧 牙关坚持，在距离地面800米的高度上，才开始拉杆，这时，表速完全达到并超过了飞机的试飞预定值。

　　现场沸腾了！所有人都欢呼起来！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数据！它创造了国产飞机在大气层中最快飞行速度的纪录。这不 是我个人的纪录，是我们自行研制的三代战机的纪录，是我们国家的纪录。更令我们骄傲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研制三代战机 过程中都摔过飞机，他们预言“中国也不例外”。而我们的科研人员和试飞员同心协力地创造了奇迹，成为世界上在三代战机 研制中唯一没有摔过飞机的国家！

　　记者：一个试飞员的培养成本是多少？

　　李中华：相当高。中国试飞院高级顾问张克荣常说，一个试飞员的体重有多少，就相当于国家在他身上花费了多少公 斤的黄金。这也是我们的使命感特别重的原因。

　　记者：以前我们总强调试飞员的勇敢。新一代试飞员，讲究智勇双全，讲究科学精神。有没有在成本控制方面出过招 儿？

　　李中华：(笑)多动脑筋，试飞员也能帮忙节省成本。歼-10飞机要飞“大迎角”，按计划要飞30个起落。我1 7个起落就把所有的任务完成了，节约了大量科研经费。

　　另外，由于我对变稳飞机掌握得比较透，参与的过程比较长，飞的科目比较多，我发现了控制率增益比较高，并进行 了变稳余度、变阻力、变周期、变时间相位更改，后来用在重点型号的飞机上，效果很好，我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提出的控制率增大对重点型号飞机改进定型起到了重要作用，工厂降了百分之四十增益。

　　记者：荣誉当前，有过压力吗？

　　李中华：没有。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符号。试飞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人员的参与，包括生产、制造以 及管理各个环节。从这一点上，我们试飞员是幸运的，能驾驶着新机翱翔在蓝天上，向世人展现青春、智慧和热情。更多的人 则在默默地奋斗，兑现着“航空报国、追求第一”的承诺。

　　美国有个CEO说过一句话很经典，“关键是你是谁，而不是你是什么。”我常借此提醒自己：你是李中华，而不是 前面的那些定语。

　　记者：看完这篇访谈，许多年轻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尊敬、是向往，但肯定还有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当试飞员挺危险的 啊。除了勇敢、敬业、信念与责任以及上面提到的其他稀有品质，究竟是什么牵引着你一次次飞向蓝天？

　　李中华：试飞的最大魅力，在于它充满了激情、挑战和乐趣。世间有一些快乐，如果你不去飞行，就永远感受不到。 有时我执行完一个飞行任务回来，蓝天白云，大地很清晰，阳光明媚，驾驶着飞机在云层间穿梭，那种感觉真是奇妙，仿佛不 是飞机在飞，是自己在飞，我仿佛变成了一只云雀，一只雄鹰，扑腾着翅膀，在茫茫苍穹间放声唱自己的歌……

　　与潘冬兰对话

　　潘冬兰：空军某试飞团政治处干事，李中华的妻子。

　　记者：当初决定嫁给李中华，是不是飞行员这个角色恰好满足了少女时代的幻想？帅气、浪漫，待遇也成？

　　潘冬兰：恰恰相反。一开始我没想过找飞行员做男朋友，我出身于军人家庭，又在部队

医院当护士，深知当飞行员家 属多辛苦。第一次与李中华见面时，也不看好他，他貌不惊人，身材瘦小，偏还拉了个帅哥朋友当大绿叶。护士长开玩笑说： “冬兰啊，你是不是找了个大款呀，长得挺老成！”我把这话转告了他，自己表现得也挺冷淡，想着他该知难而退了吧。

　　谁知，李中华是个执著、实心眼、认准什么就不放弃的人。他的信来得更勤了，一个星期至少两封，文笔不错，还有 诗词。我的心渐渐软下来，慢慢了解到他特别会关心人。我俩一块儿去齐齐哈尔看冰灯，我睡着了，醒来时发现他的棉大衣盖 在我身上，他冻得在车厢里跑步……一个个细节深深打动了我。

　　记者：1989年，李中华调到了空军某试飞团。这对你们的爱情也是一大考验吧？

　　潘冬兰：对。我从小生活在繁华的城市里，试飞团在哪儿，听都没听说过，地图上都找不到。心里又打起了退堂鼓。 让我感动的，是他信中的一句话：“冬兰，我深爱着你，我也深爱着试飞事业，失去你，我将一生痛苦，失去试飞，我将失去 生命的意义。”一个热血男儿的飞天梦、报国志跃然纸上。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这个男人值得托付！帮助他实现理想，将是 我一生的幸福。

　　结婚那天，我算见识了他所说的西部风光，一路黄沙漫漫，他骑着一辆镶有龙凤花纹的自行车将我驮向新房，

婚纱不 断地被老乡的大土筐蹭来蹭去，

新娘差点变成灰姑娘。可战友们都说我是最美的新娘。在祝福声中，我走进了中华的试飞事业 。

　　记者：李中华在试飞中遇到什么困难、压力，会跟你说吗？

　　潘冬兰：他很少说，我也尽量少问。他工作中压力已经很大了，我不想在家庭里再制造紧张的气氛。但关于“5·2 0事件”，我认认真真地拷问了他。

　　这么大的事，我是从别人口中知道的。那天中午，主任随口说了一句，李副团长今天又化险为夷了。我赶紧问，怎么 啦？主任见我不知，连忙把话题岔开。接下来的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晚上提前下班等他回来，一听见他的脚步声我就开始 掉眼泪。他一开门，我就紧紧地抱住他不放开。结果他还是没交代，一宿睡得可香了！直到第二天我请他吃烤肉、喝啤酒，才 把真相审出来。

　　当了这么多年试飞员家属，我的最大变化是从一个娇气的小姑娘变成一个坚强的女人。我的心理素质也在提高，一天 比一天更理解他对事业的追求。恐惧、担忧、彷徨，各种情况我都经历过，每次看到丈夫执行完重大任务平安归来，心头总要 念叨一句：感谢上苍，又把他给我还回来。正因为如此，我的生活比别的女人多了一份牵挂，也多了一份感恩与幸福。

　　记者：“实话实说”邀请过你们一家三口当嘉宾。有一幕很有趣，中华说自己没当成宇航员，挺遗憾，希望儿子将来 上太空。但小家伙立马就答：“没这个打算。”你怎么看他们的“分歧”？

　　潘冬兰：为这个，中华苦恼过。他送给儿子一本珍贵的前苏联时期的飞机画册，隔段时间去儿子房间，居然找不着。 “把爸爸送你的画册放哪儿去啦？”“哦，您送的东西太珍贵了，我收藏起来了。”其实，孩子跟我说过心里话：“爸爸在飞 行领域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想超越爸爸估计很难。那就在别的领域里争取做出成绩吧。”现在孩子上初三了，棋下得不错， 喜欢生物。

　　起初，对“子不愿承父业”，中华感觉挺遗憾，现在他理解了，包容了，他说孩子有自己的兴趣和选择很正常。试飞 员们以身涉险，保家卫国，不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在和平的环境里，独立思考、自由发展，作出丰富多彩的人生选择吗？

　　记者：新年快到了，有什么愿望，要对父子俩说吗？

　　潘冬兰：就八个字，平平安安、健健康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