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幸福的人

　　幸福究竟是什么？是一种主观感受，还是一种客观存在？幸福能够测量吗？如果可以，测量的依据又是什么？……

　　文-张玲玲

　　在这个崇尚自我感觉、强调人文关怀、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时代，“幸福指数”一词，把38岁的邢占军，推到了前 台。

　　1993年，正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社会心理学专业硕士学位的山东小伙儿邢占军，协助导师完成一项与香港大学合 作的研究项目：老年人生活质量调查。调查问卷很厚，正反面印刷也有70多张纸，对每一个老人的调查，一般都要进行两次 才能完成。

　　研究中，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生活满意感”——现在，这已经成为幸福指数公认的首要测量内容。那时的邢占军，已 经隐隐地感觉到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应该跟人们的生存质量密切相关。

　　2003年，十年之后，邢占军博士毕业，学术论文是“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

　　2005年5月，邢占军五年的学术研究变成了一本书：《测量幸福》，第一次印刷印数3000本，但仅过四个月 ，该书就被重印。

　　邢占军就坐在对面，方正的脸上带着浅浅的学者型微笑。他说：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 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邢占军其人

　　邢占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山东省委党校人才测评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应 用心理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者。

　　他的经历，顺利得有些寡淡。

　　1987年～1991年，烟台文登小伙邢占军在孔圣人的老家——曲阜的师范大学读学校教育专业。所有的科目中 ，关于心理学的课程要占到一半，他对心理学的兴趣，从那时开始萌发。这个一贯的好学生、班干部，大学毕业时考取华东师 范大学研究生。此间接触到的“生活满意感”，激发了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兴趣。

　　研究生毕业，邢占军被分配至山东省委党校工作。1999年下半年，回母校查资料的他，看到心理学界最有名的期 刊——《心理学报》里面有两篇很长的文章，专门谈“主观幸福感”。两篇文章给他印象很深，就复印下来，认真地研究了一 遍。“其中一篇是综述，关于过去30年对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回顾；另一篇是实证研究。它们对我后来研究这个问题影响非常 大。”

　　2000年，又回到华东师范大学读心理测量博士的他，向导师坦承自己想做的研究方向：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研究。 导师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比较新的方向：社会心理测量。

　　“本来心理测量更多的是偏重于智力、能力、人格等，从这个角度设立方向，国内我们是第一个。”

　　然后，就朝着这个方向一直往前走。直到博士毕业，直到2005年《测量幸福》出版，直到现在。

　　查资料的过程中，邢占军非常系统地把国外这方面的研究作了一个梳理。“大致有三个取向：一是满意感。这个方向 研究得最多，成果最多，而且对决策层、对社会影响的面也比较大。第二个方面从发展角度来看比满意感还要早，主要侧重于 心理健康。实际上你要问一个人幸福不幸福，可能更重要的不是他满意不满意，而是他快乐不快乐。可能他很满足、很满意， 但是不一定快乐。也可能他满意的状况不是很好，但是他很快乐。所以在心理健康这个层面上，从临床上对一个人的幸福感进 行界定的时候，根据国际心理卫生大会的标准，幸福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他们认为，在一些测量人的情感的量表上， 如果正向的情感高于负向，那就说明他是幸福的。反过来就是不幸福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人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他们认为，除了满意和快乐之外，还有一些东西被忽略了。他 们认为前面这两种研究方向采用了一种基本的研究假定，就是享乐主义。人来到世界上，首先是满足自己的欲望——物质的、 精神的，庸俗地讲就是吃喝玩乐。这种传统是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坚持的，也是对人们影响比较大的一种幸福观。但是还有一种 幸福观——亚里士多德一直主张的“完善论”，就是自我实现。”

　　这三种研究，从理论上来看各有特色，也都能说明问题。但邢占军觉得都不是完善的。“各有优势、缺陷，需要整合 。”在博士论文里，他提出了“体验论”的研究思路。

　　2003年，邢占军的博士论文获得通过并被评为优秀论文，他制作的全国第一套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其实就是 一份标准化的调查问卷——得到了学术上的认可。

　　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工作单位——山东省委党校对此项研究亦非常支持。组织几位年轻、高学历，涉及统计、心理 、计算机等多个学科的专门人才，成立了以他为主任的人才测评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心，还建成山东省党校系统社会调研网。

　　有庞大的系统作支撑，邢占军带领省委党校课题组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山东省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追踪研究。从2002 年5月到2006年3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居民幸福指数共进行六次调查，样本总量9254人。四年多的调查 分析，邢占军制作的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形成了常模(一种供比较的标准量数)。其意义是：可以为山东省城市范围内不同个 体或群体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比较提供标尺，从而大大方便针对城市个体的诊断与咨询，并有助于针对特定群体的幸福感研究。

　　“幸福”可以测量吗？

　　2004年，邢占军去了美国。在费城举办的第六次全球生活质量大会上，他见到了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爱德 华·迪纳。爱德华·迪纳正致力于建立一个“国民幸福指数”。他和一些专家认为，这个指数可以和GDP一样，成为一个国 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

　　民众的幸福和政治拉扯上关系，当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趋势。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报道称之为“幸福政治 观”。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南亚小国不丹已开始把实现大众幸福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它是世界上唯一用GNH(国民幸 福总值)代替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发展成效的国家。

　　动静闹得最大的，则是英国。2002年，首相布莱尔就邀请了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莱亚德给战略智囊作“幸福政治” 讲座，并尝试建立一种与GDP数据类似的统计体系。

　　同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内曼和经济学教授艾伦·克鲁格也致力提出建立“国民幸福指数”。 他们希望多年之后，这个指数可以同GDP一样重要。卡内曼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

　　这一切都让邢占军认识到，幸福指数在中国还有更深的现实意义。

　　问题是：既然多方试图让幸福指数成为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那这个指数如何出台？测算它，也像GDP一样， 需要一个标准。如何确定幸福指数的测量工具，学界几乎从未停止过争论。最后的结果是，任何测评方在公布一种幸福感排名 或者幸福指数时，必须注明自己采用了何种评价体系。

　　并且，面对幸福这样一种极为主观、极富阶段性的概念，经常有人疑惑：幸福真的能用数字测量吗？幸福量化后的指 数到底有什么意义？

　　邢占军解释说，出现这样的质疑，主要是对幸福感的涵义存在着模糊认识。

　　“幸福指数所测定的‘幸福’，并非形而上学以及简单生活形态层面所指向的‘幸福’，而是科学层面所评价的‘幸 福感’，它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一种核心指标，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 ；二、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三、它是人们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

　　“因此说，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所持的一种心理体验，但这种体验绝不是抽象的，是一种具体的体验 ，它是通过一组极具针对性的指标来加以评价的。

　　“事实上，幸福指数的含义远不止幸福感，它还应当包括民众所拥有的客观生存和发展条件本身。因而，在追踪考察 幸福指数的基础上，可以通过社会政策的实施和调整，不断改善民众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完善民众的人格，从而对民众的幸福 指数施以积极的影响，这本身就是幸福指数得以推出的现实依据。”

　　如何“测量幸福”？

　　邢占军的工具，是量表。“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标准式的调查问卷。”

　　但这套问卷不是随随便便地问你几道问题就算了，所有“幸存”问题都是根据基本假设经过测量筛选出来的测量性能 好的。测量性能好，“就是它能把不同的人的情况区分出来，而且难度、通俗度比较适中，我最终编制的这个量表是54个题 目。”

　　《测量幸福》一书的后面，附上了邢占军课题组分别在2001年11月、2002年1月、2002年3月、20 02年4月使用的调查表。从中可以清晰看出，最初许多问题没有设置中间项，硬要被调查者选择。比如：我觉得自己家的日 子过得比一般家庭：(A)差(B)好；我经常感到手头很紧：(A)是(B)否……这种选择是痛苦的，因为有相当一部分 人的感受往往是介乎两者之间。所以时间越往后，题目的选项变化越大。最后一个量表的问题变成了六个选择。如：我常常感 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没有任何价值。①很不同意②不同意③有点不同意④有点同意⑤同意⑥非常同意。“趋向更合理，更加完善 。”

　　他也会用访谈的方法，讲究技巧地“跟人套近乎，拉家常”。有的人挺配合，有的则有抵触心理，问他们是不是闲着 没事儿干了才研究这个问题。“他们说现在好多人还填不饱肚子，还在考虑挣钱的问题，谁考虑这个？”

　　但邢占军认为，这是一个时代性问题。“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可能就是社会整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精神问 题肯定会凸现出来。到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就会是主要矛盾。

　　“我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往前看的。首先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政策面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应 该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为什么会关注？是以社会财富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为前提的。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20多年的发展，非常接近

二战后的西方国家。我们发展非常快，虽然贫富差距越来越成为一个 社会问题，但是不能否认，我们的社会财富在总体上、总量上、大多数个体上，都是在增长的。整体上人们的生存需求已经不 是主要矛盾。

　　“我研究这个问题有两个目的：一，为我们的宏观决策提供一种参考；二，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为生活在这个时 代的个体提供指导，让大家能够更好地更幸福地享受生活。”

　　邢占军原来经常跟别人说，我准备做十年。没想到社会发展飞速，刚过五年，“幸福指数”就成了社会关注的一个焦 点。

　　他的工作，也只进行了一部分。对个体的指导基本上还没有开始做。

　　他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我们的研究，无非就是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让大家看到我们到底缺什么。你不幸福，问 题到底在哪儿？心理学上讲，意识到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一半。那层窗户纸一旦挑开之后，其实人的自我调适能力是非常强的 ，可以充分地把它挖掘出来。”

　　测量幸福的目的，是为了最终获得幸福。

　　关于“幸福指数”的误读

　　“很喜欢作研究。特别是与数字打交道，其乐无穷。有时候在电脑前对着数据，可以几个通宵不睡。看到统计来的数 据能够很好地与建立的模型拟合的时候，幸福感非常高”的邢占军，认为“快乐是表层的东西，而幸福有内涵。到了幸福这个 层面，味道就很浓了。但我们又得警惕，因为毕竟做的不是幸福，是‘主观生活质量’”。

　　同时，他还请记者让读者警惕：不要误读了“幸福指数”。

　　误读一：幸福指数可取代GDP指标

　　邢占军说，GDP指标与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互相对立排斥的。它们发挥的功能是不同的，幸福指数主要是 诊断和预测功能，是一种约束性指标，是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而GDP所发挥的主要是指示功能，是一种发展性指标。如果 说GDP指标主要考察的是发展速度的话，幸福指数指标则主要是从发展方向来加以考察的，二者之间可以起到互为补充的作 用。

　　误读二：幸福指数可以作为考察政绩的指标

　　对于各地对幸福指数的“热捧”，邢占军特别担忧。他说，幸福指数应当合理定位，避免走进幸福指数崇拜误区，直 接将幸福指数作为考察政绩的指标。

　　把幸福指数作为社会评价指标时，应时刻意识到，幸福指数体现的是民众一般的心理体验，它必然受到长期的和短期 的、宏观的和微观的、主体自身的和外部环境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决定了它主要用于对特定的社会发展与社会良性运行 状况进行衡量与评价，一般不宜用于评价政府组织的绩效，更不宜用于考察个人的政绩。在追踪幸福指数的变化时，主要是看 发展是否偏离了终极目标，而不是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也不是看它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 中位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当然，可以采用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这种 比较的目的在于对以往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进行评估，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而不是作为政 绩评价的标准。

　　误读三：幸福指数增长越快、越高、越好

　　邢占军说，考察幸福指数，并不是追求幸福指数无限增长，而是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人民群众主观生活质量的状 况和变化趋势，进而调整政策取向，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转。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人们的需求水平也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提升，这可能 导致“幸福陷阱”的出现。

　　所谓“幸福陷阱”，是指客观条件改善导致人们需求水平的提高，但在一段较长时间里观察，人们的幸福指数有时并 不随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客观指标的加速增长而明显增长，甚至可能出现暂时的下降。由于“幸福陷阱”等因素的存在，我们没 有必要期待幸福指数与GDP同步增长，也没有必要统计幸福指数的同期增长率以及对这种增长率进行预先的规划，更没有必 要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不同形式的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