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拯救

　　文/温斌

　　2006年年末，正当中央电视台《道德观察》栏目记者王东红准备做新娘之际，一个神秘的电话打破了她宁静的生 活，由此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拯救行动。

　　深夜电话

　　2006年12月18日晚8点半左右，《道德观察》栏目组的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有记者王东红和她的同事王春 梅在办公室里加班，这时，王东红接到了一个非常神秘的电话。

　　“打来电话的人吞吞吐吐，他说自己是个不正常的人：白天不敢上街，都是晚上出去。他怕见光，整天像老鼠一样生 活在这个世界上。”王东红回忆道。　　　　　　

　　这名男子说他觉得现在活在世上没有任何意义，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几乎和外界隔绝了。“他说自己害怕警车 ，害怕听见警笛。”

　　出于职业的敏感性，王东红立即意识到，“这个人肯定犯过事，要不怎么会害怕警察呢？”当她继续追问时，电话那 端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此刻，王东红感觉到对方有难言之隐，她不敢怠慢，小心翼翼地安抚着对方的情绪。很快，对方终于用低沉的声音说 出了事实真相，他承认自己是个在逃犯，其余什么都不肯说了。

　　这时王东红脑子里一直被对方的一个问题困扰着，对方此刻打电话来是不是处境艰难需要帮助？王东红开始担心电话 可能会随时挂断，“只要是这个电话断了，我们俩就失去联系了，有可能就是我也找不到他了，他也找不到我了。”

　　片刻中，王东红用一句看似简单但充满温暖的问候，打破了当时沉默的僵局。

　　“我问他现在吃晚饭了吗？他回答说没吃呢，我说，要不你先去吃点饭，填填肚子。”

　　电话那头低沉浑浊的声音开始平稳，男子开始进一步讲明自己的处境，他说他在外逃亡很长时间了，身上的钱所剩无 几，几个小时前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这张正在通话的电话卡，他还说，近些日子经常流落街头，目前走投无路不知怎么办 ？

　　听到这里王东红心里变得更加紧张，如何才能帮助对方摆脱目前的困境呢？在王东红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争取让他 自首。

　　“我想他肯定在潜意识里有了自首的意识，我只需说动他。”王东红心里想着。

　　然而对方有没有自首的想法呢？王东红不得而知，出于担心通话随时可能中断，她尝试着问对方的电话号码，而结果 却让她失望。

　　“我说你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给你打过去，然后他告诉我，他说自己不知道电话号码，我想，一般在逃犯不肯 暴露自己的所在地和联系方式。”

　　由于对方十分敏感，王东红不再问他的联系电话，更不问他的名字和案发地。为了能和对方保持联系，王东红主动把 自己的手机和

小灵通号码告诉了对方，就在这个时候，对方的电话突然挂断了。

　　善意谎言

　　这次不到8分钟的谈话，令王东红焦躁不安，她不知道对方究竟犯了什么事，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

　　王东红立刻向栏目负责人说明了情况，为了不出现闪失，负责人让王东红耐心地等待对方的再次来电，以便能和他进 一步沟通。

　　就在王东红和同事王春梅商讨的时候，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出现在王东红的手机上。“当时我很兴奋，我想可能是他 又打过来电话了。”

　　电话另一端的人正是王东红所期待的那个陌生人，为了替对方节省电话费，王东红立即挂掉对方打来的电话，并用自 己的电话打了回去。

　　“我当时想，我给他打过去，能节省他手机内的电话费，如果将来他想跟其他人倾诉，不会连这点钱都没有。”恰恰 就是王东红这个潜意识的举动，似乎让电话那头的男子又一次感受到了些许安慰。

　　王东红的举动增加了对方对于她的信任，两人的话也逐渐多了起来，对方突然问起了王东红的年龄，只有30岁的王 东红编造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我听他说自己31岁，我觉得不能告诉他我的年龄比他小，不然他可能会不信任我，我就告诉他自己35岁了，接 着，他说该叫我姐姐了，就一直喊我王姐。”王东红说。

　　在这个谎言的笼罩下，王东红和陌生男子之间的气氛越来越融洽了。对方告诉王东红他叫姜振东，是河北秦皇岛人。 2005年4月，他因为赌博输掉了合作伙伴的70多万元货款，从此过上了逃亡的生活。他去过福建、广东等很多地方，现 在就住在天津。

　　两个人在电话里像姐弟一样交流，不知不觉时间就过了一个多小时。

　　“在整个过程中，我从不去逼迫他，而是让他主动讲，他当时也有一种诉说的冲动。可能是因为压抑得太久了吧。” 王东红推测道。

　　第二次通话结束后，自称姜振东的陌生人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会拨打王东红的电话，在每次通话中，王东红都是小心谨 慎，生怕让对方产生反感，尽管她心里一直盘算着如何劝对方去公安机关自首，但“自首”两个字她却始终不提。

　　“我觉得当时还没到时候，说服他需要一个恰当的时刻，毕竟我们交浅，倘若言深的话，必定会引起他的反感。”

　　耐心劝解

　　从接到第一个电话起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对方打来的电话只是倾诉自己的窘迫与无奈，王东红推测对方可能是长期压 抑，需要长时间的倾诉。

　　王东红耐心地等待劝服他的最佳时刻，当晚11点多，时机终于出现了。

　　“他说他现在特别想家、想亲人，然后他就说他妈妈年纪大了，爸爸年纪也大了，而且身体有病，他最担心的就是再 也见不到他了。”王东红说。

　　姜振动告诉王东红，他是父母唯一的儿子，家里有年迈的奶奶，母亲的身体也不好，让他最担心的是父亲患了脑血栓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如果继续逃亡的话，很可能连父亲的最后一面也见不到，他说现在很想回家见见久别一年多的家人。

　　电话另一端的姜振东强烈地思念着亲人，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而此时此刻的他却处在绝境的边缘，用什么方 法能够让他迷途知返呢？王东红认为，“亲情是最终的一个归宿，亲情最容易打动他。我们之间可能就隔了这样一层膜，我觉 得火候到了。”

　　王东红所说的火候就是帮助姜振东实现自首想法的时机，她在了解到姜振东的家庭情况后，帮姜振东结束流亡生活的 念头愈加强烈。

　　“电话中，我问他想过自首吗？”听后，姜振东又陷入了沉默中，30秒过去了，电话那端没有声音，一分钟过去了 ，电话那端还是没有声音。此刻，记者王东红的心里除了紧张之外更多的就是期待，沉默持续了两分多钟，姜振东用低沉的声 音给出了答案——“想过”。

　　接下来，王东红告诉姜振东，自己完全能理解他现在的处境，但此时除了自首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出路了，自首意 味着他能结束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更意味着他能和亲人见面。十几分钟的劝慰后，姜振东终于认可了王东红的提议。

　　他们约定2006年12月20日上午10点在

中央电视台旁边的一家宾馆见面，姜振东还要求王东红见面后陪同他 一起前往公安机关自首。

　　做出自首决定对于逃亡者来说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必须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但这次却如此顺利，不免让王东红 有些难以置信，“我心里犯起了嘀咕”。

　　这一宿，王东红彻夜难眠。“我把电话放在床边，一伸手就能摸到。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一打电话，我就能接到。 ”

　　等待了一个晚上，王东红没有接到对方的电话，第二天上午王东红一到办公室，就把昨天的新情况向栏目负责人作了 汇报，栏目的负责人对此高度重视。

　　2006年12月19日上午，为了保证王东红和相关工作人员的安全，栏目组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并做出了周密的安 排。下午4点左右，准备工作基本结束。

　　正当大家都认为姜振东第二天的自首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时候，姜振东的一个电话却让事情再起波澜。

　　“他说他想回家看看爸爸妈妈，想把其他的事情安排一下。”王东红不免有些担忧。

　　姜振东在电话中还说，他自首的决定做得太快，想到自己将要面对铁窗生活，他还想考虑几天。此时此刻姜振东几乎 是身无分文，再过几天会不会因崩溃而做出傻事？

　　“我当时特别焦虑、沮丧。”王东红表示，姜振东回家看父母的想法，“在我看来是一个无知而冲动的行为”。

　　几经考虑，王东红说了这么一段话：“如果你是一个在逃犯，回家后再不自首，就有可能连累你的父母；如果说警方 在这个时候逮捕了你，那你就不算自首行为了。”

　　姜振东在听完王东红的分析后，犹豫了一下就挂断了电话，此后一段时间就再也没有把电话打过来。然而王东红判断 ，自己此前的这一番劝说，应该已经触动了对方，对方此时正在反复地权衡。

　　不安见面

　　2006年12月19日夜晚，对于王东红来说，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她把手机开着，放在枕边，随时等待姜振东的 电话，这样的等待坚持了一整夜。

　　2006年12月20日早上6点多，王东红突然接到姜振东询问前往中央电视台北侧梅地亚宾馆路线的电话。至此 王东红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王东红立刻向栏目负责人作了汇报，虽然她知道这次见面不会是单枪匹马，但想起曾经采访过的那些亡命天涯的罪犯 ，她还是有些紧张，毕竟要见的是一个负案在逃20个月的人。谁也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

　　王东红意识到要想和姜振东见面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虽然她和姜振东以姐弟相称日趋融洽，“但这一次特殊的会面 的确隐藏着太多的可能性”。

　　此刻王东红只有一个坚定的目标，那就是一定要说服姜振东，让他迷途知返，所有的顾虑她都抛在脑后。

　　2006年12月20日上午8点左右，王东红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赶往约定见面的宾馆，同时栏目组也做出了新的 安排。

　　为了确保安全，栏目组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商定取消王东红单独和当事人见面的计划，由一位男记者陪同王东红一 同前往，并把栏目组的人员重新做了应急调整。全体记者兵分三路，一路记者在酒店的正对门盯守，一路记者看好酒店的两个 出口，另一路记者从酒店后面的员工通道直接进入酒店接近当事人。

　　此时，王东红不能迟疑，必须马上赶到宾馆，为了安全起见，栏目组也与北京警方取得了联系。尽管经过这样严密的 布控，但大家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2006年12月20日上午9点20分，在梅地亚宾馆门口，王东红见到了姜振东，令她感到意外的是，姜振东的 身后跟着他的母亲、舅舅以及姐姐等几位亲属。这个意外的场面让记者们感到既意外又惊喜，当初种种不祥的猜测看起来不会 轻易发生。

　　考虑到姜振东不宜在公共场所久留，看到他情绪比较稳定，王东红和同事们随后把姜振东一家人接到了中央电视台法 制频道的会议室。

　　“这不是一次围捕，我们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去沟通、去反思、去思考，让他自己做出决定，到底应该怎么做。”栏目 组的负责人告诉笔者。

　　在法制频道的办公室里，姜振东情绪十分低落，他不断地抽烟，栏目记者们看到这样的情况，谁也不愿意去打扰他的 思绪，似乎大家都明白此刻姜振东复杂的心情。

　　姜振东沉默了一会儿后，突然从身上拿出了母亲专门给他的照片。很快，姜振东把照片收到怀中，可以看出他在努力 平静自己的情绪，接下来开始倾诉起逃亡一年多的点点滴滴。

　　满意结局

　　姜振东是河北秦皇岛市抚宁县抚宁镇人。2005年，30岁的姜振东在唐山市古冶区做生意，靠着聪明的头脑，他 的生意越做越大。

　　2005年4月，他接下了一单铁粉生意。客户给他打过来150万元的款项购买铁粉。但他只给对方送去了价值8 0万元的铁粉。此时他手里还留着客户70万元的货款，刚刚做了一笔生意的姜振东欣喜之余，在别人的怂恿下，犯起了赌瘾 ，没想到一个巨大的陷阱在等待着他。

　　“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万一万地拿，后来就是三万三万地拿。可能赌博的人都那样，输钱的时候头脑都是不清醒。”姜 振东试图稳定自己的情绪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从晚上9点上赌桌，到10点半他离开这个赌桌，他已经输掉了20万元了，输红了眼的他是在朋友的劝说下才离开 的。

　　“一看输了这么多钱，自己心里头也着急了，总想把钱给捞回来。”姜振东说。重新坐到另外一个赌桌的他，从晚上 12点钟一直到凌晨2点钟，那段时间的他完全丧失了理智，随后，他又输掉了三四十万，在最后还剩下十三万的时候，他离 开了赌桌，徘徊在街头。“那时的心情特别复杂，基本上就是无法面对这个事实，也不敢跟家里人说。”

　　清醒之后，姜振东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他没敢向家人告别，揣着剩余的货款，悄悄地离家出走了。

　　当地警方随后立了案，姜振东成了网上追缉的逃犯。

　　在逃亡期间，他用剩下的钱疯狂地买彩票，侥幸地“想中大奖把钱还上”，但是始终没有如愿。他一路逃到福建、广 州、海南，每天躲躲藏藏，整天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他害怕白天，害怕光，特别怕警察、怕警车。“只要看到戴帽的， 我都躲着他们。”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眼看四个小时就要过去了，倾诉近4个小时的姜振东从往事的记忆中回到现实， 他的情绪再度低落。为了稳定他的情绪，王东红和姜振东聊起了家常。

　　在聊天的过程中，每每谈到父母、孩子、妻子，姜振东都无法抑制自己的悲痛，最后，他告诉王东红，“自首也就当 作是我对父母尽的孝心吧”。

　　随后，栏目工作人员与警方取得了联系。当天下午3点多，警方到达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的办公室。

　　此时没有人能体会到姜振东的心情，而他的母亲眼看儿子马上就被警察带走了，老人泪流满面。

　　老人突然向王东红提出了一个请求。“他妈妈看他被戴上手铐时，有点忍受不了。她跟我说，‘王记者，你能不能帮 我儿子盖一下手铐？’我就到处找围巾，但没找到。最后，我找来了一个档案袋，用其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他妈觉得特别满足 。当时的场景太令人辛酸了。”王东红说。

　　就在姜振东要踏上唐山警方的警车时，他最后提出了一个请求。姜振东说他父亲身体不好，平时不舍得花钱买衣服， 他要把身上这件质量还不错的衣服送给父亲。

　　记者王东红也做出一个决定，她要陪姜振东一起去河北唐山，送他一程。

　　“我觉得他这么信任我，把我当作他的亲人，我不想在他心里最受煎熬的时候突然离开他，我想让他慢慢适应，想跟 他一起度过对他来说非常困难的心理时期。”王东红说。

　　当天下午6点30分，警方带着姜振东顺利到达河北唐山公安局古冶分局，这场特殊的拯救也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与中央电视台《人与社会》栏目联动)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2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