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式的现代化：专访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本报记者 谷重庆

　　日本曾经崇尚东亚大陆上的文化；而在现代化的旅途上，日本也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参照系之一。每个历史悠久的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原生性和内核，在中日两国交流日益深入的今天，中国人对于日本文化以及相关的民族性依然充满了兴趣。为此，本报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副主任崔世广研究员。

　　看重现实力量的对比

　　《21世纪》：中日两国是邻邦，在您的眼中，日本文化是什么样的呢？

　　崔世广：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指出了日本国民的矛盾性格，如日本国民既是爱美的，也是尚武的，但更为深刻的是她指出了日本社会是集团主义社会，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

　　日本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主义社会，也就是集团主义。中国人的家族实际上也是一种集团主义，但一旦出了家族范围，中国人的集团主义意识就比较淡薄了。而日本的村落则有着很大的凝聚力，也是一个共同体，但中国的村落往往没有那么大的凝聚力。近代以来，日本的村落共同体渐渐解体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又成为了一种新的共同体，对企业的忠诚心很强。日本社会都强调这个，日本人对企业勤勤恳恳，忘我劳动，就是对企业的忠诚，因为他们把企业当作一种共同体。而且，日本人的共同体是分层次的，从家的共同体再到村落，到企业，最后是日本这个国家共同体。

　　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日本人非常讲究现实，或者说现实主义。可以说，日本文化是非常贴近生活的一种文化，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色彩。

　　《21世纪》：什么样的现实主义呢？

　　崔世广：比如说，儒家思想具有非常强的理想主义色彩，首先要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强调的是道德方面的修养，道德高尚的人才能从政，才能管理国家。儒家的理想是这样的，当然现实生活不一定是这样的。像基督教那样的一神教也追求的是超越现世的终极价值，佛教也是追求来世的东西。但日本的宗教不是这样的。

　　日本固有的宗教神道教不是一神教，其最高的神是天照大神，也是天皇家族的祖先神，但是其所管辖的范围不是世界，而是日本的国土，所以没有普遍性，这和基督教不一样。另外，天照大神虽然是最高的神，但不是唯一的神，对其他的诸神不具有绝对的统治权，不像基督教的上帝，是唯一的。日本有一个词叫“八百万众神”，就是形容有很多神。每个共同体都有自己共同体的神灵。

　　神道教里的内容也都是非常现实的。比如说天照大神是天皇家族的祖先，她的任务就是保佑天皇家族以及日本的繁荣和强盛。别的共同体的神灵也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共同体的强盛和繁荣。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村落的保护神，跟日本人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可以说，日本的神都是共同体的神。

　　还有，儒家思想在中国强调的是忠孝，但我觉得中国人是孝重于忠，日本儒家更强调忠，孝的观念似乎在日本并没有深深地扎下根，在日本，孝主要是子女对父母的报恩行为。而且中国宋以后儒家学说的禁欲色彩比较浓，但日本在情欲这方面是比较开放的。

　　《21世纪》：这对日本的现代化有什么影响吗？

　　崔世广：有的。

　　中国在1840年被打开国门之后，经历了魏源、李鸿章、康有为和孙中山等几个阶段的改革和革命，假如从1840年算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也有将近60年了。日本是1853年被美国军舰打开国门的，到1868年明治维新，中间才经过了15年，所以日本现代化的思想转型是非常非常快的。实际上，类似我们的洋务派、维新派在日本也都有过，日本人也曾经提出过和魂洋才的口号，很像中国的中体西用，日本也出现过启蒙思想，与中国的维新变法派思想很相似，但节奏很快。

　　日本一开始也是闭关锁国的政策，美国人逼迫日本开放国门的时候，日本国内反对的声音是非常大的。当初兴起了一个尊王攘夷派，要把西洋人赶出去，不让靠近日本的领土和领海。但是后来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呢？因为在下关战争和萨英战争中，日本的长州藩和萨摩藩被打败了(长州藩和萨摩藩是日本西南的两大强藩，也是日后反对幕府将军的中坚力量，明治维新的多位重臣，包括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都出自两藩——编者注)。

　　中间的过程当然很复杂，但经过跟外国人交手，日本人觉得硬战是不行的，于是他们开始转变，转变的非常快。日本人对实力对比是非常看重的。

　　《21世纪》：尤其是现实的力量？

　　崔世广：是的，更看重现实力量的对比。

　　另外，当萨摩藩和长州藩联合起来，以朝廷的名义与幕府作战，幕府在作战失利之后觉得大势已去，于是便还政于天皇，即交出了政权，实际上当时幕府还有很强的力量。这也说明日本人对大的趋势是非常敏感的。

　　其实在古代就是如此，为什么日本在唐代全面移植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因为当时中国很强大，也有很大的影响。但鸦片战争后，日本目睹了中国是如何被列强打败的状况，觉得清朝这么大国家都被西方打败了，对他们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另外还有就是日本人的国家意识比较强。

　　传统文化的继承

　　《21世纪》：国家意识比较强？

　　崔世广：对。这里面有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帝有姓刘的、李的、朱的，但一个姓氏和另外一个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在家族虽然有很强的集团主义意识，但家族和国家之间除了行政上的联系之外没有其他的纽带，这个断裂是儒家思想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而日本不一样，各个共同体是互相连接的，最上面还有一个日本国。在日本的传统观念中，整个日本是以天皇家族为本家的一个大家族，这种观念有着很深的影响。

　　《21世纪》：听了您的观点，我突然觉得，日本的现实主义的心态和文化为他们当时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而共同体的意识又为近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传统资源。

　　崔世广：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在现代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

　　《21世纪》：这种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态度方式值得借鉴。

　　崔世广：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了这么辉煌的文明，并且是泱泱大国，也有很强大的实力。这种自信不应妨碍我们对西方的，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发展有一个比较清醒、积极的认识。

　　《21世纪》：在某种程度上，日本过去崇拜中国文化和后来崇拜西方文化是一致的。

　　崔世广：是一样的。但日本的对外意识，也是波浪式的，经过了好几个周期的变化。明治维新之后，强烈觉得不学习西方不行，要维护国家的独立就必须向西方学习，不向西方学习就不能富国强兵。所以出现了猛烈的欧化主义风潮，持续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是国粹主义思潮的出现，开始强调日本的传统，向传统复归。到大正天皇时代(1912到1926年)，又出现了西化的风潮，再到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开始全面排除西方的东西。

　　战后初期又出现了新的西化风潮，但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日本经济强大了，就又开始强调日本的传统和文化。最后，泡沫经济崩溃后，又迎来了新的向西方学习的时期。这种周期性的变化，主要还是和日本所处的环境有关。

　　《21世纪》：您刚才说，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当中，对西方的态度也呈现出波浪式的变化。但我们也看到近代以来，日本在积极西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军国主义，甚至在早期，一些日本思想家，包括福泽谕吉和吉田松荫也提出要对外扩张，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崔世广：这跟刚才的话题有点关系。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相对来说国内矛盾是比较少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刚开始的时候，把武士阶级过去的一些特权给取消了，一些武士陷入了贫困。但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日本动乱这么少？即使有一些反政府运动也被政府很快瓦解了。有两个原因值得注意。第一个原因是日本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没有那么大，以至于战后描述日本是一亿总中流社会(即社会大多为中产阶级——编者注)。当然，最近十几年经济不景气，出现了社会差别扩大化的现象，但日本是比较重视这个问题的。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外战争，把国民的视线向外转移。一旦发生对外战争和对外争端，国民的感情和情绪很容易被调动起来，尤其是对日本这种共同体意识很强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和强者联手

　　《21世纪》：总的来说，日本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了基本的国内稳定，但对于任何一个后发的文明古国，在传统和现代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张力，改革慢了，国家太落后，外界的压力大，改革太快，国民容易丧失自我认同，社会内部压力太大，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那么日本是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的呢？

　　崔世广：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现代化对每个后进国家都是首要的课题。没有经济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军事的现代化，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而没有军事的现代化，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始终是近代日本执政者的首要任务。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态度肯定会改变，对传统肯定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有一些东西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家族共同体的解体。日本在近代是优先实现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而在政治和社会以及文化领域，则保留了很多传统的东西，例如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民法》和《教育敕语》等法令。当然，这些在战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就是在战后，日本也是推行了一条优先发展经济的路线。优先发展经济，同时照顾到各阶层的利益分配，然后振兴民族文化，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的一条基本思路。

　　应该说，对于东亚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政权的稳定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存在一个统一稳定且强有力的政权，才能有力量去推行现代化的政策，推动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当然，这个政府必须是一个积极进取而且开放的政府，而近代初期的日本恰恰拥有这么一个政府。

　　《21世纪》：从历史来看，日本总是和强者联手。

　　崔世广：日本文化中有这种倾向。过去中国强盛时，日本曾跟中国结成伙伴。在近代初期建立日英同盟，然后觉得德国最强，又跟德国结成同盟。战后认为美国是最强盛的，于是有了美日同盟。日本历史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