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推开世贸大门

　　□文/张盛秋

　　2001年，伴随着中国成功入世,龙永图的名字在神州大地开始家喻户晓。这位中国复关/入世的第四任首席谈判 代表幸运地成为中国入世的见证人，为中国推开了世贸组织的大门。其本人也因为“言之有物、快人快语”而成为传媒追踪的 热点。事实上，自1997年2月出任首席谈判代表以来，龙永图的名字始终与入世谈判的各种消息连在一起，而中国人对于 复关/入世的迫切关注，也主要集中在龙永图这一任期内。

　　十年风雨复关/入世路

　　从复关到入世，中国整整走了15年。龙永图亲历谈判十载，期间有近5年时间任首席谈判代表，一路上甘苦自知。

　　“为使中国加入世贸，我去世贸组织总部不下50次。按照航空公司的优惠计算，我们从航空公司拿到的免费机票足 以让我们飞到月球！如今长征似的旅行终于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中国入世谈判飞往日内瓦这个美丽 的湖滨城市。”这是2001年9月初入世谈判曙光初现时，龙永图动身前往日内瓦之前一番发自内心的感慨。

　　10年里，有过困惑，有过艰辛，有过悲痛，有过辗转反侧，有过惊心动魄，当然，也有过欢笑和泪水。

　　龙永图曾经感叹，实际上从复关到入世的漫漫15年里，最初有6年时间只是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是不是要搞 市场经济？当时我们的解释是：我们是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外国人无法理解这个解释，说这是个完不成的 任务，讲不清楚。直到小平南方谈话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才可以大声地在谈判桌上说：“ 中国搞的是市场经济！”

　　这是谈判能够进行下去的一个突破口，“当时谈判会场全场鼓掌，好像那些对手比我们还开心，他们觉得等了这么多 年，终于把中国的市场经济给“逼”出来了。”

　　在龙永图的记忆里，谈判过程中磕磕绊绊不计其数，但中美之间的较量无疑最是艰难。

　　1999年4月朱基总理访美，中美终于就农业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但克林顿在这个关键环节却仍不同意签订协议 。

　　“美国不签会后悔一辈子。”当时龙永图这样对美国媒体说。

　　“果然，美国代表团听说克林顿决定不签该协议后，一些代表都哭了。后来朱总理又接到了克林顿的反悔电话。‘我 看不要签了吧，要签到北京去签！’龙永图清楚地记得当时朱总理态度很坚决，接着还说了句“美国人不想签就不签，今天想 签就一定要签，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

　　1999年11月，在谈判的最后关头，中美只剩7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

　　朱基总理当机立断，对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们说，“我跟他们谈”。

　　朱总理在谈判桌上着实让大家捏了一把汗。讨论前3个问题时，他都表示同意。龙永图急了，不断给总理递条子，没 想到朱总理沉着脸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

　　“哎呀，我当时真没面子。”事隔多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龙永图脸上仍会漾起不好意思的笑，“当时那个形势紧 张啊，不过当讨论第四个问题时，大家总算舒了口气——朱总理说：后面4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 朱总理以退为进、诱敌深入的策略果然奏效，美方终于同意了中方的意见。

　　龙永图说：“事实证明，后面4个坚持没有放弃的问题，正是我们最重要的底线，这就是对优先次序的判断。”

　　与美国谈判是龙永图10年谈判生涯中最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却不是最伤心的一次。

　　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协议后，全国一片欢呼，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接下来与欧盟签约是顺理成章的事。但 没想到欧盟在电信和保险方面提出了比美国更苛刻的要求。欧盟表示，我们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你们不能按美国的菜单原封不 动地让我们吃美国的剩饭。

　　龙永图说，在中欧双方的一次谈判后，自己一夜未眠。第二天，在对外经贸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感情轻易不外露的他 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我那么多年心理上的确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应该说在中美达成协议之前，我的压力还不是太大，因为当时觉得 反正这个事情很遥远，中美达成协议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当时中央的整个方针就是要求不急不躁，顺其自然。上面并没 有谁说你龙永图一定要谈成，而且我每一次见到我们的领导人，他们都说没关系，就这样谈。但是中美达成协议以后就不一样 了，整个中国、整个世界都有一种期望，说中国很快就要入世了，所以上上下下都在传中国是哪一年入世哪一月入世。”

　　后来在日内瓦谈判。谈判文件500多页，到最后通过的时候是一段一段地过，而且在每讨论一段的时候，主席都要 问：还有人不同意吗？有没有不同意见？只要有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就又要重来！“啊呀，当时因为它是一段一段地敲锤子， 每敲一次锤子我心里就‘砰’的一下，每敲一次锤子‘砰’的一下，总算是几百段最后敲下来了。真是没有心脏病也搞来出心 脏病了。”

　　当最后那一大锤子敲下来的时候，龙永图说自己岂止是高兴，当时真是觉得解脱了，总算了结了这个事情！这是20 01年9月17日，中国全面结束15年的谈判。

　　尽管谈判的结束使龙永图有解脱的感觉，但在2001年11月10日中国最终迈入WTO大门的欢庆时刻，龙永图 却没有笑。因为他知道中国迈入WTO这个大门不只是一个艰难历程的结束，它还是一个新的艰难历程的开始。

　　他提醒人们：这是个不能简单地用利和弊来说清楚的现实。欢庆时刻龙永图所体现出的这种务实和冷静，尤为人们所 称道。

　　中国成功加入WTO后，许多人把

　　他被视作“民族英雄”，但也有人诬蔑他是“卖国贼”。

　　对此，龙永图只是淡淡地说：“我想我最感到欣慰的恐怕是加入WTO谈判没有在我手上半途而废。在这个重大的历 史进程当中，我所做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而对我的误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也将逐渐消失。我自己一直是以非常平和 的心态来对待的。我既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卖国贼’。中国能够加入WTO，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高瞻远瞩 的结果，单纯靠我们这些技术官僚，是无法谈成的。”

　　那些不能忘却的

　　人和事

　　曾有人和龙永图开玩笑，说他是中国最大的洋务派。龙永图并不否认这顶“帽子”——从联合国到外经贸部再到博鳌 亚洲论坛，他的确一直在和“洋务”打交道。但是，这个英文流利、“洋务”缠身的“洋务派”却申明：自己的血脉深扎于中 国最基层的人民之中。

　　龙永图出生于湖南长沙郊区。当时兵荒马乱，长沙经常被日本飞机轰炸，他们一家便从长沙市区迁到了郊区一个亲戚 家里。“我出生的时候难产，我妈妈生了40多个小时生不下来，当地的接生婆已经没法子了，紧急关头村里一个年轻农民找 到我家里，说他给自己家里的人接过生，也许能有办法。当时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让他来。后来父母告诉我说，他的办法就是 用脚在母亲的背上踹，最后总算救了我们母子二人的命。难产后的母亲没有奶水，刚好那个帮忙接生乡亲的嫂子正在哺乳，于 是她就成了我的奶娘，我来到这世上的最初3个月就是吃她的奶活命的。”

　　后来龙家举家迁往贵州，渐渐与湖南的乡亲们失去了联系。但是，龙永图的父亲一直教导他说，奶娘和接生的那个乡 亲是他的两个恩人，不能忘，让他一定要找到他们。在父亲的晚年，龙永图工作非常繁忙，经常出国，父亲说了很多次，但他 都一直没时间回湖南。父亲去世前还在念叨：我给你说了那么多次，你都没有回去！“父亲对此很不满意。”龙永图感到很愧 疚。其实，去看望奶娘这件事一直搁在他心里，只是事务繁杂，实在是抽不出身。2004年，在入世3周年的前夕，龙永图 终于得以回去还父亲、也是自己的这个愿。“回到我出生的那个村庄，给我奶吃的老太太还在，身体还健康，甚至还到村口张 望着来接我。啊呀，见了我她那个高兴，拉着我的手，指给我看当年我出生的地方，还说，‘这个地方风水好，你一出生就哭 得很响亮，如今果然有出息。’可惜给我接生的恩人已经去世，我见到他的孩子们，也都像亲人一样。”提起回乡的情形，龙 永图显出少有的激动——“终于还了这个愿。我的一生中，有这么多恩人。受人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是我做人的原则。 ”

　　虽然出生在湖南，但龙永图却是在贵阳长大的。花溪的十里河滩、城南大杂院的鸽哨给他留下了很多童年的美好记忆 。现在有人评价他在演讲和谈判的时候“英文比中文好”，其实他从小迷恋中文——从小学时开始就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 文章。当年，作为典型的文学青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作家，最初考取的也是贵州大学中文系。但是由于当时外语系很 少有人报名，学生不够，该系的一位老师又恰好是他中学时的老师，他知道龙永图中学时英文很好，便劝他转系，而且理由也 很有吸引力——你不是喜欢文学吗？学了英文以后就可以直接读莎士比亚，读狄更斯，读哈代了。于是龙永图欣然改学英语， 自此走上了一条与文学的闲情逸致迥然不同的人生之路。

　　在贵州，龙永图还遇到了另一位改变他命运的恩师。1965年他从贵州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外经贸 委工作。当时国家给贵州的名额只有两个，龙永图能被幸运地选中，全靠当时的外语系党总支书记许先华先生的鼎力推荐。全 校那么多学生，许先生独独推荐了龙永图，是缘于将近毕业时学校黑板报上他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龙永图记得很清楚：“那篇作文题目叫《日出》，写的是一匹马艰难地拉着一辆车往山上走，正好拉到山顶 时，太阳出来了。通篇是用英文写的，很漂亮。当时许书记看了这篇文章就很喜欢，觉得这个学生娃有才气。但是，很快这篇 文章就开始被批判，说怎么能‘一马当先’，应该‘万马奔腾’才对，说什么这是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但是许书记没管这 些，还是顶着压力力荐我去了北京。”

　　龙永图后来听说，1966年“文革”时，学校有人贴大字报“揭露”许先生，其中也包括她力荐龙永图“一马当先 ”的事。不久许先生即被隔离审查，但她是个耿直的人，对自己认为对的事始终坚持不肯低头。

　　“如果没有当初许先生的力荐和坚持，我的人生之路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龙永图从心底里感激许先生。

　　虽然龙永图把自己的人生际遇之幸归结于关键时刻恩人的相携相助，但实际上他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自身的 勤奋。

　　当年到北京工作后，龙永图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自嘲，他在北京第一次喝汽水，觉得味道像吃药，考虑到是 一毛钱买来的，又不忍丢弃。单位给办的公车月票，他以为只能乘坐上班的一条路线，到别的地方去曾经走过一个多小时也不 去坐车。

　　生活上的巨大变化并未使龙永图放松学习。当时有关世界各国的参考资料奇缺，而作为一名对外经济联络工作人员， 不了解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是无法做好工作的。

　　为了能够更好地学习英语，龙永图想了很多办法：一、每天对重要的消息，要用英文朗读得顺畅流利，并背出其中重 要的一篇的全文；二、记笔记，锤炼自己听英语广播和读内参时的强记能力以及对新闻可信度的判断与筛选能力；三、争取每 十天看一场外国电影，自言自语做同步翻译。

　　就这样，勤奋牵连着幸运，龙永图一路走来，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龙秘书长。

　　采访札记·并非不笑

　　“龙部长很严肃的，我在采访中从来没见他笑过一下。”在采访龙永图之前，一位曾采访过他的朋友这样提醒我。

　　的确，此前我在其他报道中所感知到的龙永图也基本是这样一种“铁面形象”。和这个严肃形象同样著名的还有他的 严谨务实、雷厉风行和言之有物。

　　当然也有例外。

　　在央视“

东方时空”的一档特别节目里，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龙永图。他如痴如醉地唱起贵州山歌，他笑谈运用 外交手腕化解家庭矛盾的妙法，甚至，还兴致勃勃地翩翩起舞。

　　采访中我发现，虽然龙永图的严肃是真实的，但却不是全部。

　　当我问他谈判生涯中的“铁面形象”和成为秘书长后的“笑颜渐多”，哪个更接近于他的本色时，龙永图沉吟片刻后 说，“我是很少感情外露的，应该是前一种。”

　　尽管如此，在回答我这个问题时，龙永图还是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实际上，在谈到曾哺育他的年迈奶娘，在谈到回母 校看望敬重的许先生，谈到自己那严谨一生的父亲时，他的脸上都挂着浅浅的微笑。甚至，当谈到在博鳌和老对手巴尔舍夫斯 基的又一次“针锋相对”时，他居然开怀大笑。

　　是啊，哪个人心底没有最柔软的部分被温暖包围着呢？

　　10年谈判桌前唇枪舌剑斗智斗勇的历练，一张严肃的“铁面”似乎已经变成必需，也早已为我们所熟知。而做了秘 书长之后的他，舞台变得更大，因而也一如既往地忙碌，但毕竟神经不再那么紧绷。忙，也是轻松地忙。所以我们发现，有些 时候，尤其是告别了谈判桌之后的龙永图，会笑了。

　　当然，严肃还是常态，因为那是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