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牵大地——访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李振声

　　□文/本刊记者余 玮

　　2007年2月27日，76岁的李振声院士因杰出的科学成就被授予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站在了万 人瞩目的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中央。

　　如果说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那么李振声称得上“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约访时，李振声表示在获奖后的 第二天接受限时半个小时的专访，可是真正面对面时，言犹未尽的科学家将采访现场变成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人生课堂和科普 讲座……

　　小村寨走出的大科学家

　　“你听说了吗？咱村的李振声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了！”“咱村里出名人啦，李振声获大奖了！”……一时间， 李振声的家乡山东淄博市周村经济开发区南谢村沸腾了，全村的男女老幼在奔走相告着同一个消息。

　　1931年2月，李振声出生在淄博市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对农业有接触，一般的农活都参与过。11岁那年，山 东大旱，“我挨过饿，知道粮食的珍贵”。

　　据志书记载：“1942年，山东大旱，6月始降小雨，秋早霜，高粱受冻无粒，其他作物严重受灾，粮食歉收。1 943年，灾荒严重，饿死者、卖儿卖女者甚多，外出讨饭者无数。”李振声还记得，那一年过了年，老天还是不下雨，家里 的米缸却早早见了底。“那几年青黄不接时，榆树叶和树皮都吃光了。葱干蒜皮都是好东西。也有人饿死。那个时候我就明白 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尽管当时全家生活十分艰难，李振声的家庭还是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想尽办法送孩子上学。李振声先是在农村上私 塾，后上学堂——小学就读于周村培德，后在光被中学(淄博六中前身)念中学。13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一人带着4个 孩子，日子愈发艰难。李振声靠哥哥在济南一家店铺当伙计的工钱和亲戚的帮助读到了高中二年级。尽管青少年时代的李振声 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但是李振声看到家里实在太困难了，想到省城济南托人找个工作，还是辍学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振声在街上看到山东农学院打出的招生广告，上面写着“免费食宿”，心想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 ，既能上学，还能有饭吃？于是，李振声又萌生了继续学业的想法。他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报考，没想到考上了。

　　解放前的连年旱灾，让他对饿肚子有着特殊的记忆，而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李振声深知“民以食为天”的内涵， 立志要让所有的人吃饱饭，因此山东农学院农学系的录取让他兴奋不已，他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

　　“系主任沈寿铨教授是位著名的育种专家，曾是燕京大学作物改良试验场负责人，他讲的内容很多都是自己搞科研的 体会，内容丰富。沈寿铨教授给我们上小麦育种课，讲得很好，从小麦的进化、分类，到育种的理论与技术，深入浅出，很有 吸引力。余松烈教授讲的遗传课，也很生动——他后来从事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的研究与示范推广，首创冬小麦精播高产 栽培理论和技术，还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振声说，两位教授的讲课使自己从理论上提高了对小麦育种的认识，为后来 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50多年来，李振声与余松烈教授在工作和生活上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两人相互尊重，用余松烈的话说“我们 当然是师生关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我也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

　　“余老师，我来看望您了。”2006年9月29日，出席母校百年校庆活动的李振声敲门走进余松烈的办公室。看 到自己的学生，余松烈高兴地迎上前：“振声，你好！”两位院士的手紧紧相握。

　　李振声关切地向老师询问身体状况和工作情况；余松烈十分关心地了解李振声的研究进展。余松烈说：“你的工作很 有成就，有这样的学生，是当老师最为自豪的。”

　　师生相聚总感到时间的短暂。分别之前，李振声提出要与余松烈老师合个影。照相时，他执意让老师坐着，自己站着 。他说：“老师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在老师面前我永远是学生，对老师要毕恭毕敬。”摄影师按下快门，记载下两位院士感 人的师生情。

　　李振声多年来一直关心着母校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对学校的科学研究给出了许多有指导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他还给 母校师生作过学术报告并多次捐款。

　　李振声桃李情深，对家乡父老也时时挂在心上。

　　当年读大学时，山东农学院农场繁殖了山东正推广的齐大195、扁穗小麦、鱼鳞白等几个优良品种。李振声回老家 ，便将学校农场繁殖的这些优良品种带回家去种植，“种植后确实比当地老品种增产，乡亲们都来换种。看着这样的情景，我 就产生了将来争取搞小麦育种的念头”。

　　参加工作以后，李振声非常繁忙，但是每次回家时都不忘带回麦种在家乡田地里做试验。南谢村村委书记刘元臣回忆 李振声回家时的情景，情绪仍很激动：“(20世纪)70年代，振声叔正在研究小麦，每次回到村里，他都会带一些麦种来 村里搞实验，返回北京的时候再包一些家乡的土壤带回去研究，看看我们村里的土地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小麦种子，淄博市乃至 全国好多地方的小麦都是振声叔研究的麦种。”刘元臣说，李振声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就是兢兢业业，来去匆匆。

　　让风马牛不相及的麦草

　　开创中国远缘杂交育种的先河

　　1951年，李振声从山东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北京遗传选种实验馆工作。“当时科学院在北京的人不 多，只有200多人。院部领导就请著名学者给青年人作报告，我便有机会聆听了一些报告。”给李振声印象最深刻的是华罗 庚、钱三强和艾思奇所作的报告。“华罗庚先生讲的是怎样学习，概括起来有4句话：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别人起 床时，我已学习4个小时了；我研究数学是从小学教科书的数学一、二、三、四、五、六册开始的；要学会读书，要能将一本 厚书读薄。钱三强先生讲的是怎样做研究，他说：做研究必须注意基本训练，我跟居里夫人做研究工作时，第一个课题花了4 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做研究的基本训练，包括怎样收集资料，怎样选题，怎样进行试验设计，怎样做调查，怎样整理分析数据 ，怎样撰写论文等等；而当我做第二个题目时，难度比第一个课题还大，但1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所以，他说，认真完成基 本训练就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艾思奇先生讲的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使我认识到：对科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 哲学原理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的认识，如果能正确反映客观规律，那就是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是错 误的。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同时，事物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认识要跟上事物的发展变化，就要 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提高。几十年的经验，使我深刻体会到，学点哲学的确可以使人做事情少犯错误，做研究少走弯路 。”

　　当时，遗传选种实验馆有遗传组、生理组和栽培组3个课题组，李振声被分工到栽培组，师从土壤学家冯兆林从事种 植牧草改良土壤的研究，分工负责牧草种子资源的收集、种植与生物学特性的观察研究。几年中，他对800多种牧草进行了 较深入的观察与研究。

　　1956年，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李振声放弃北京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背起行李，奔赴西部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小镇——陕西杨凌，在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开始了小麦育种的研究，也从此开始了在大西北31年的科研生 涯。

　　这一年，我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小麦条锈病大流行。小麦条锈病是小麦生产上典型的气流传播大区域流行性病害 ，具有发生区域广、流行频率高、危害损失重的特点，会造成小麦减产30%到50%，甚至绝收。为此，小麦条锈病这种传 染性极强的病害有“小麦癌症”之称，严重威胁着小麦生产。

　　当时只有25岁的李振声忧心忡忡。他决定从事小麦改良研究，为农民培育出优良抗病的小麦。“引起小麦条锈病大 流行的原因是，病菌变异的速度快，育种的速度慢，即8年才能育成一个小麦新品种，而据25个国家统计，条锈病平均5. 5年就能产生一个新的生理小种，成为当时一个世界性难题。”

　　李振声通过多年对牧草的研究发现，长穗偃麦草等具有非常好的抗病性，于是萌发了通过牧草与小麦杂交把草的抗病 基因转移给小麦的想法。

　　事实上，我们今天吃到的小麦，就是最原始的一粒小麦先后和拟斯卑尔脱山羊草、粗山羊草，经过两次天然杂交和长 期的自然选择及人工选择进化来的。一粒小麦与拟斯卑尔脱山羊草发生天然杂交后形成了二粒小麦，产量提高了；二粒小麦与 粗山羊草发生天然杂交后形成了普通小麦，不仅产量提高了而且品质有了根本的改善，就是面粉能够发面做馒头和面包了。但 小麦经过数千年的人工选择和栽培，如同温室里的花朵，抗病的基因逐渐丧失；而野草却因无人管理，具有非常强的抗病性和 抗逆性，在自然选择中得以生存下来。

　　通过对小麦历史的研究，李振声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但是，这“好比为小麦找一个牧草丈夫，因为是远缘，就像马 和驴杂交的后代骡子没有生育能力，让小麦的后代获得草的抗病基因，难度非常大。”在采访中，李振声仿佛在给记者上一堂 科普课。

　　所幸的是，李振声提出的通过远缘杂交将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选育持久性抗病小麦品种的设想，得到了植物学 家闻洪汉和植物病理学家李振岐的支持。为解决小麦条锈病这一世界性的难题，李振声另辟蹊径，对远缘杂交开始进行深入研 究和探索。

　　经过20年的努力，他带领课题组克服了小麦远缘杂交不亲和、杂种后代不育、疯狂分离等困难，将偃麦草的抗病和 抗逆基因转移到小麦当中，育成小偃麦八倍体、异附加系、异代换系、易位系和小偃4号、5号、6号、54号、81号等小 偃系列小麦新品种，其中仅小偃6号就累计推广1.5亿亩，增产粮食40亿公斤。小偃系统衍生良种70多个，累计推广面 积大概在3亿亩以上，增产小麦超过了75亿公斤。

　　由于小偃麦的抗病性强、产量高、品质好，在黄淮流域冬麦区广泛种植，于是农村流传开了这样一句民谣：“要吃面 ，种小偃。”可是，李振声则笑言：“我们今天能吃到发面馒头和面包，应该谢谢大自然，也要谢谢给小麦提供优良基因的小 草。”

　　坦言真正给自己打分的是农民

　　可是，在当时能坚持进行远缘杂交研究并不容易。李振声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就曾“因为远缘杂交已进行了8 年还没有育成品种，受到研究工作脱离实际的批判。这个课题，虽然受到批判而未被砍掉的原因，主要是在工作开始的时候我 有一个远近结合的计划。就是在决定开展远缘杂交研究时，我感到没有把握，怕不成功，所以就同时开展了常规的小麦品种间 杂交育种工作，到1964年我们选育的生选5号、6号已开始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因此，工作队最后说，他毕竟已有两个品 种在生产上发挥作用了，不能说他的工作都是脱离实际的。这样才算过了关。”

　　在1964年，小麦成熟前连续40天阴雨，到6月14日天气突然暴晴，一天的工夫让几乎所有的小麦都青干了。 “我们1000多份杂种中除小偃6号的‘祖父’小偃55-6和长穗偃麦草之外，其他全部青干了，而它仍保持着金黄颜色 。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材料，我们抓住这个材料又经过两次杂交，育成了一个具有相对持久的抗病性、高产、稳产、优质的小 麦新品种——小偃6号。”李振声说，对杂种的鉴定与筛选有时要靠机遇与细心的工作。

　　李振声刚从北京到杨凌时，曾选育出过小偃4号、5号。李振声早年课题组成员李璋说：“在小偃7014(6号组 合)出来的时候，为了区别也便于农民记忆，李老师给它命名为小偃6号。他告诉课题组，谁要是选育出超千斤的品种，就叫 小偃1号。”

　　到了1969年，“我们有5位同志被下放陕西宝鸡县宁王公社联合大队(现宝鸡市陈仓区阳平镇联合村)去蹲点， 接受再教育——开始主要是参加劳动。”

　　红薯皮薄，含水量高，不易贮藏，管理不好常常烂窖。一天，联合4队队长陈子恒的父亲找到李振声说：“你懂不懂 红薯储藏？我们队上的红薯烂得很厉害，你来看看。”李振声笑了笑，说：“我也不敢说一定能解决你们的这个问题，不过我 还了解一些，可以试试。”

　　接受采访时，李振声说：“红薯储藏的原理不复杂，第一是控制适宜的温度，一般10到15度为宜。低于10度容 易出现软腐病，高于15度，会出现黑斑病；其次，湿度不能过大。”当年，李振声检查了生产4队的红薯窖，是窑窖。他用 温度计一测温度太低，只有6度，软腐病很重。于是，他建议用4层草帘子将红薯窑窖的两层窑门封严。很快，温度上来了， 红薯软腐病得以控制。这时，李振声能防治红薯烂窖的消息不胫而走，没几天，联合5队的村民也找上门了。李振声赶去一看 ，是井窖方式贮存的，用温度计一量发现温度太高，达到了16度，加之湿度太大，有些红薯发了芽。于是，李振声采取窖顶 打双洞的方法，使空气对流，散热、排湿，使问题得到缓解，取得了当地农民的信任。为此，宝鸡县革委会在全县发了通报， 宣传联合大队的经验，收到良好效果。

　　李振声有着对农民深厚的情感，他念念不忘在陕西蹲点的几年中曾经吃过120家农民的饭。当年，李振声在联合大 队蹲点时，曾在村民李智儿家长时间住宿，他说“老李来我们这里时，是当‘臭老九’下放的住队干部。刚来就住在我们家， 他还是学问大，来了后当年就帮村里两个生产队解决了红薯烂窖、在窖内发芽的问题。村里人都说老李是神人。”李智儿回忆 说：“我们村的人习惯称呼李院士为‘老李’。他人不善言谈，但却非常平易近人，根本看不出是个大知识分子。”

　　几十年来，李振声走到哪里就把技术带到哪里，哪里的小麦就增产。为了推广新技术，李振声费尽了心。由于习惯于 传统栽培方法，不少农民对有关技术持怀疑态度，李振声就把技术送到家门上，反复宣传新技术要点及将会产生的高效益。他 还在小麦生育期间，带着助手到农民的麦田具体指导，农民按他说的去做，到第二年示范田比对照田每亩增产几十公斤。这下 农民服气了，纷纷要求李振声来指导生产。看到新技术在神州大地开了花，小麦取得丰收，李振声感到无限欣慰。

　　李振声常言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农村，最乐于与农民交朋友。这些年来，他与李智儿的情缘不断 ，常常有联系。前几年，李智儿到北京，李振声还特意拉着他开了一次洋荤——吃

麦当劳。这次，李振声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 ，李智儿特地捎来家乡的土特产及李院士所培育、推广的小偃新品种小偃54做成的面条，可谓情真意切。

　　李振声对农业科技事业的执著追求从未动摇过，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间断过。他曾经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 院长、陕西省科学院院长等职务。上世纪80年代初，上级组织曾考虑让他担任陕西省副省长一职。为了他挚爱的科技事业， 他毅然放弃了这样的机会。后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魏明海专程到他家中去看他，一见面就说：“振声，我们是老 朋友了，说心里话，想做官还是想做研究？”李振声回答说：“你曾在宝鸡工作多年，我们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我的性格 你也知道，不适合做官，做研究更能发挥我的作用。”即使后来到京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他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业务研究 工作，直到今天还担任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研究员。

　　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李振声取得了一系列科研上的成绩，各种奖励接踵而来。李振声在1985年获国家技术发明 一等奖，1988年获陈嘉庚农业科学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进步奖，2005年获首届“中华农业英才奖”。但 李振声仍旧最热衷的是到田间地头去看小麦，他说：“真正给我打分的是农民。”语言朴实，却振聋发聩。当学术界的浮躁风 日盛时，细品李振声的话，让人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

　　知情人视野里的

　　“小麦远缘杂交奠基人”

　　严谨而不失温和，衣着朴素而精神矍铄。作为来自农民家庭的科学家，李振声始终在为中国人民的“吃粮”问题奔忙 。面对李振声，一般人难以把他和国家最高科技奖联系起来，一般人也难以认为我国小麦远缘杂交的奠基人就是眼前这位慈祥 朴实的老者。

　　根据有关规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数额为500万元，450万元由获奖人自主选题，用作科学研究经费，5 0万元属获奖人个人所得。接受采访时，李振声表示，将把50万元的个人奖金全部捐给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作为困难学生的 助学基金，助经济困难学生一臂之力。在荣誉面前，李振声显得很淡定恬然，他告诉记者，他对物质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平 常就是粗茶淡饭，生活上他很知足，孩子们也都同意了。谦逊和蔼的微笑一直挂在脸上，他的淡泊严谨感染了记者。

　　李振声的忘我工作让他错过了很多和家人在一起团聚的机会，可是家人从来没埋怨过他。从13岁就失去父亲的他， 帮着母亲担负起了养活家人的重担。但后来一直长期在外搞科研，母亲去世的时候他还在实验室里。“我们都不怨二哥，母亲 病得很重的时候他回来住了一段时间，可是他太忙又被领导叫走了，母亲也理解，她知道儿子是国家的人。”说起哥哥没见到 母亲最后一面，妹妹李永颖心里很理解。李振声就是这样一位不为名利，只为工作和科研的执著追求者。

　　2003年，李振声的夫人因脑溢血卧床不起，病情时好时坏，大部分时间都靠输液。从夫人生病到去世的两年半时 间里，李振声每天都要两次去医院照顾病人，风雨无阻，医院里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病情有好转时，他将夫人接回家里，夫 人的饮食起居、活动护理都被他详细记载下来，有厚厚一本，护理的细致程度就像他搞科研一样。由于长期劳累，他也病倒了 ，大把吃药，可是他却没放弃他的科研事业，一方面照顾着曾患难与共的妻子，同时照样每天工作到很晚。

　　女承父业。李滨是李振声的二女儿，在陕西长大，1987年才回到北京，当年29岁，一直在李振声课题组工作， 她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对工作的严谨。她说：“记得有一年写调查报告，父亲每天都睡得很晚，似乎梦里也在思考，想到什么 问题，醒了马上扭开台灯把问题记下来。那段时间，父亲的卧室经常在半夜或凌晨透出光亮。”在女儿的心里，父亲永远高大 。

　　1999年5月初，李振声安排童依平带着学生往100多公里外的海拔1000多米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的生态站送 小麦苗，进行小麦加代试验。谁知，天快黑的时候，卡车因为故障坏在了半路，没有办法前进。那个时候手机信号还没有覆盖 到这个地区，童依平无法跟外界取得联系，他们被困在山沟里了。在北京的李振声一下子断了和他们的联络。

　　李振声往生态站打电话，得知童依平还没有到目的地。送小麦的车也没有回到所里。肯定是车在半路出问题了！

　　李振声当时就叫上一个修车师傅，带上夫人一起开车进了灵山，这时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那时虽然北京已经进入5 月，但是山里的凉意还很浓，更何况是在夜里！对于一个快70岁的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考验，而且夫人也跟着去了。可 是李振声没有想那么多，他担心的是自己学生的安全。

　　“也许是天黑路不熟，李先生没有看到我们停在路边小店旁的车。他们开车到了生态站。得知我们还没有到过那里， 先生就往回找我们。当他找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是早上6点了。这次以后，师母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件事情过去 了这么多年，谈起来童依平依然非常感动。

　　2005年元旦，童依平等一行给恩师拜年。期间，李振声利用这个机会，精心挑出许多人生格言，讲给学生们听。 “老师亲自念给我们听，每念完一条又给我们讲他对这句话的理解，这里面饱含他对事业、家庭的感悟以及对待失败和成功的 正确态度。”

　　李振声的女儿李滨说：“父亲平时没有什么爱好，不会抽烟，也不会打

麻将。就是看看电视，散散步，常常爱去小麦 育种基地走走。在工作之余，有时就在家练习书法。”

　　李振声始终以质朴的情怀，关注着中国农业的发展，他表示，今后他“要在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上、在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和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上下大功夫，多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科研成果，用科技造福亿万农民”。

　　李振声在家中墙上贴着的自律格言是“做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做事：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而在科研中，他 常常想到的是顾炎武的名言“以兴趣始，以毅力终”。无疑，这种兴趣就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就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和追求 。而正因为有了这种让农民日子过得更好的人生坐标，他才不懈地在枯燥的实验田里守望着，壮心不已、奋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