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车博士董冰:高考改变命运这一命题已经不成立

聊天视频
汪大昭：高考前做了十年煤矿工人	周孝正：参加高考是站出来让党挑选
周孝正：高考能否改变命运看时代背景	汪大昭：接到高考通知书欣喜命运改变
董冰：高考改变命运命题不成立了	董冰：现行精英教育与社会需求冲突
董冰：18-22岁之间还是应该读书

　　新浪网于2007年6月6日10：30，特别邀请停止学业开修车行的清华大学博士董冰和通过77、78年高考改变命运的人民日报著名体育记者汪大昭(blog)、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做客“恢复高考30周年系列访谈”，交流他们对于“高考改变命运”这一命题或感性、或理性的思考，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各位新浪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浪给您带来的“恢复高考30周年系列访谈”，明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有上千万考生将走进高考考场，今年也恰逢高考恢复30周年，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也是非常地特殊。他们将会和我们一起探讨高考改变命运这个命题30年来的变化。

　　让我们先认识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是董冰，是

　　董冰：我现在是修自行车的。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修车博士就是我。

　　主持人：第二位是

　　汪大昭：大家好！我也是第一届恢复高考的考生，现在一直在人民日报工作。

　　主持人：第三位嘉宾是周孝正老师。周老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欢迎周老师。周老师是哪年参加的高考？

　　周孝正：我们都是恢复高考的第一批。

　　主持人：参加高考之前两位是什么身份？在做什么？

　　汪大昭：我们家人都是教师，文革前我父亲教现在所谓的毕业班，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对高考这件事还是很熟悉的。中间停了以后，就搞不清什么时候还能再恢复了。实际上那个时候真的很难说期盼着恢复，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有恢复这件事情。

　　当时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有做工的，有插队的。我当时上了68届，老三届里面最小的那个。我自己认为我连中学都没有上过，老三届那拨实际上就只上过几个月就不上课了，开始搞运动。这样和大学离的很远。在10年当中尤其是后面几年看到好多人去，一些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以后就走了。我当时离开中学以后，分配到北京京西煤矿做工人，做了十年，而且是第一线的井下采掘工，干了十年。

　　在这十年最后几年当中非常强烈地希望脱离井下的工作，有一些社会上插队的人往回走，而且在政策上又开了一些窗口，看你能不能从这儿探出头，当时这个现象也影响到我工作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就是从井下如何的先上来，脱离井下的工作。因为比较艰苦，比较危险。包括我们一起去的这些学生，在那时候干了7、8年也都是20好几了，都不知道上哪儿找老婆去。所以那个时候先跳槽，首先到井上来，再回到北京城里来，是很多人的希望。

　　其中也有一种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的通道，但当时对我自己来讲，并不现实。我觉得比较关注的还是我的家庭，我父母做一辈子老师的人，最后自己的几个孩子和大学都不沾边，也不知道这个社会什么时候教学才会正常，父母很担忧。当时我父母临退休之前，他们当老师的日子，也不像过去的老师那教孩子，当时都是闹课。我的父母是教几何的，当时都是被要求开门办学，跑下去基层，要结合实践教学，我觉得有点胡闹。

　　在那么一种情况下我们几个孩子，最后就等待着77年这件事(编者注：恢复高考)。

　　主持人：周老师呢？

　　周孝正：新中国成立以后有12年比较正常，54年新宪法走入正轨我就上了小学一年级，66年高中毕业，54年以前战争，66年以前十年浩劫，正常的12年我都赶上了。我是1966年的北京四中高中毕业生，当时毛主席挥手下乡，我就是2000万下乡的其中一个青年。后来到北大荒又变成了一个农业工人。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农业工人。

　　他是标准的产业工人，他属于制造业采掘业，我是属于种植业的。我从播种到收割，完完整整的干过8个周期，也是在第一线的，就是农民，没有干过别的。因为我们是二级农工，所以也是工人。9亿农民能种地，我们为什么不能种地？所以我们当时到兵团，当时说劳动最光荣，我们没有落难的想法。人家到了北大荒能干，我们也能干。他们是标准的产业工人，毛主席去的安源就是去的煤矿。

　　高考改变命运这句话并不是很到位。比如54年搞新宪法我们走入正轨了，受到了正规的教育。改革开放了我们上大学了说高考改变命运不确切。

　　主持人：比如说高考恢复了，有些人选择高考，有些人就不参加高考了。您为什么报名参加高考？

　　周孝正：我们当时讲：“是站出来让党挑选。”你站出来很简单，就是报名嘛。我们77、78级100个人站出来党挑选出来5个，大部分的人都站出来了。当时不是说非得一门心思要高考，没有那个想法。

　　主持人：汪老师也是那么想吗？

　　汪大昭：很现实的说，我当时所处的小环境和当时时代所处的大环境，大家都是希望借助这个机会改变一下当时的生活方式。还包括要脱离当时很具体的生活环境。这是很实在的问题。

　　但是并不是说大家想这么做都允许你这么做，因为那个时候虽然在政策上的规定类似于现在的招生简章，并没有写的那么清楚，但是实际上我当时报名的资格就大成问题，因为它规定要有高中毕业的文凭，实际上只有周老师这样的人有高中毕业文凭。老三届里面除了老高三的都不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凭，或者说文凭里面都有水。

　　至于说我这样的就离这个很远了，没上过中学怎么办。你要有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水平。用什么东西来判断？我们恢复高考第一年，想用这个卡掉人很容易。然后就是你的政治条件，当时有很多的政审，所谓运动当中的问题和一些遗留的问题都可以用政审把你拦住，而且无须解释，没地说理。一些为了取得这样资格的人花了很长的时间，我还是考过去了。考完的成绩不重要，政审、体检，很多人体检的时候要在里面搞点小名堂，就是所谓的作弊。比如在外面辛苦了10年、8年插队回来了，最后打表说你的血压不行上不了大学，总得想点办法吧。

　　至于政审就更麻烦了，比如我上大学以后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当时我们那个班里面还戴着帽子的，这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在当时是不得了的大的罪名，当时班里面就有两个。当然老师非常有勇气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还是把这样的人招进来。现在都是很难得的人才。那个时候如果不是高考这个事情这两个人戴这个帽子不知道戴到什么时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