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孝正:考上大学归人事局管 考不上归劳动局管

　　主持人：董冰呢？

　　董冰：我是91年，差不多是恢复高考不到15年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年代高考对人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在这之前一直是精英教育，考上大学的都是国家干部，毕业了按国家干部的层次来分配工作。当时每个人都是国家干部的身份，但是我们正好处于转型期，在那个前后，当我们那一批大学生毕业的时候整个社会才开始调整。包括到我读大学的时候。

　　应该说高考对一个人的命运影响肯定是有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上大学的比例特别低。

　　主持人：我特别想了解，当时两位考大学的时候这个卷子和现在差不多吗？

　　周孝正：像我们这样的是属于念过12年书一天没有耽误的人，所以卷子对于我们这个所谓的老高三是很简单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教育都给破坏了，你不可能按照高中毕业的水平来评，当时政治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有很多同学父亲母亲都是属于国家领导人，所以他们得去抗争，那个时候出身、成份很重要。不是说你的成绩好坏就可以上。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年龄。我们78年都31周岁了，当时这个年纪上大学很不容易。当时邓小平讲要注意招收66、67级高中毕业生，所以当时一些人就被扩大招生进了北大清华。我的第一志愿北大，第二志愿清华，第三志愿北师大，分都够，但是年龄太大不要。

　　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78届高中毕业生的应届毕业生是差了12届。非常奇特。而且当时我们是5%的录取率，是所谓的干部。我考上大学就归人事局管，考不上就归劳动局管，不是一个概念。后来变成了所谓的普通教育，就是现在高考的毛入学率大约占到1/4了。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北京已经达到3/4了。所以说确实转型了。

　　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说改变命运，从这方面它是改变了你基本的成份，你是工人，你还是干部，那可确实差的很远。

　　主持人：彻底的？

　　周孝正：其实是跟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了。要求知青下乡，我们上北大荒；要求干部去干校，干部也得去劳动，去的地都一样。

　　汪大昭：周老师说的这个情况，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很难想象。我做了10年的工人，通过高考以后不管是毕业了，还是当干部了，在那个时代，还是有人质疑：“你怎么放着工人阶级不干了？”工人阶级当时是领导阶级，这个不得了，你怎么能不要了？

　　你要的又是什么，你失去的得到的是什么呢？我当时报的是新闻专业，将来可以做记者。记者在什么时候和工人阶级都没法比，就是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你为什么还要追求这个呢？我觉得在那个时代，不是像现在简单的可以用阶级或者是划一道线这样简单，因为它涉及到很具体的个人的追求。

　　小的时候我住的家到我读书的小学之间，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就是现在北京张自忠路的地方。当时是人民大学留在城里的地方，当时新闻系还在那儿。

　　我小学从那里走的时候就知道这里面有个新闻系，这是培养记者的地方。当记者是怎么回事，新闻系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但是感觉那是很神圣的地方。等到恢复高考这次我填志愿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当时第一志愿北大，第二志愿是

　　主持人：当时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刹那是不是感觉我以后就是记者了，有没有觉得忽然之间我的命运就改变了？

　　周孝正：那个通知书还不像现在特快专递送到你家里，本人得亲自来拆封。那个时候通知书发出来以后很长时间并不到我手里，还需要一些途径，领导还要找你先谈话。我最先知道消息不是从通知书上知道的，都是口头通知的，甚至还有点流传的意思，别人来问我：“听说你考上了，是吗？”我还不知道。都是这样的状态。最后真的是接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百感交集，很难用语言表达。我也知道命运从此就改变了。但是改变以后，改变成什么了，不是很清楚。

　　主持人：继续关注我们高考改变命运的话题。刚才听了两位老师说了这么多，听听董冰的想法。

　　董冰：我非常敬佩两位老师。他们都已经在领导岗位上了，我那个年代高考也很重要，但是到了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了。现在参加高考的孩子已经接近80后的最后一茬了，甚至90后的人开始接近高考了。我个人认为，高考改变命运这个命题已经不成立了。以我现在的经历来讲，我认为是创造力改变命运。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我认为，上大学在这个阶段，关键的是看大学有没有有助于你的创造力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