铿锵三人论香港

　　铿锵三人论香港

　　文/黄惊涛

　　杨锦麟，凤凰卫视主持人，1986年随妻子“攀亲戚”来到香港，白天在电视上用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嬉怒笑骂，晚上做梦的时候脱口而出的却是粤语。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教授，1996年-1997年从美国耶鲁大学到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1999年，在把女儿送进大学的第二天，即飞往香港，正式成为中文大学教授。

　　吕大乐，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8年生于香港，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如果算不清楚一个英镑可以换算成几个便士、几个先令，如果弄不清楚英国的度量衡，在数学上是考不出好成绩的。

　　1997年6月30日的那晚，一直下着雨。伴着夏雨，大多数的香港人一夜好眠，而醒来时却是新的一天。

　　“对于大多数香港人来说，‘九七’回归的那几天，只是一个比较长的周末或者假期而已，既没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失落的情绪，只知道第二天是新的一天。”吕大乐说。“那晚下着大雨，大家都平静地睡觉了，等待新闻发生的两千多名国外记者都大失所望地离去。”杨锦麟说。而那晚的王绍光则作为美国CNN的现场直播评论员，从CNN的视角，观察了整个主权移交的全过程。“CNN的第一判断是：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而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当然，他们对‘一国两制’是有怀疑的，因为这个制度从来没有过，他们认为这样的制度太紧了，而我认为‘一国两制’中的香港，比比较松散的联邦制州所享有的权力还要大。”王绍光说。

　　那一晚，很多香港人平静地“回归”了，而这一切，要得益于十三年的过渡期，或者叫“后回归时期”，正是那段时期，一般殖民地移交主权前的那种彷徨、焦灼、失落甚乃躁进、恐惧的情绪，都大致被消化掉了；而大多时香港人那种重回母国的狂喜，也因为对大陆的陌生，而没有如民族主义者所想像的那样，如期到来。

　　英国人留下的危机

　　1970年代末，中英开始就香港问题接触谈判。那时候，中国大陆刚刚结束十年内乱，改革开放才开始起步，英国在中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提出香港的前途问题，试图占据谈判的主动地位。“那时候，香港也面临一个问题，香港有些银行房贷的期限是15年，如果到1983年还继续放贷的话，就已经超过1997年了，而新界的租期到那一年就已经期满了，所以‘九七’后香港到底怎么走，需要来直接解决。”吕大乐说。

　　即便自顾不暇，邓小平还是冷静地接过了英国人踢来的球，以坚定的态度，提出1997年时香港的主权、治权必须同时回归。“当时，英国人还是想跨越‘九七’的，他们本来是还想继续管理香港三十到四十年。”显然，“英国人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应对能力，也高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性格中的共产主义因素，而忽略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因子。共产党决不会做李鸿章第二，是以上要对得起列祖列宗、下要对得起子孙后代的决心来处理香港问题的。”杨锦麟说。

　　这样，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正式确定了回归的时间点和基本原则。至此，大局已定。

　　然而英国人并不甘心就此坐等1997年7月1日的到来。他们做了大量的手脚，或许是为了留下自己更多的印记、更多的遗产，或许是不愿把一个完整的香港交给中国政府。

　　“香港中文大学本来是按照美制来建设的，但是港英政府硬生生地把它改成英制教育的模式，改成了三年。现在要改回来，至少要到2012年才能理顺，而这牵涉到很多方面。”王绍光说。尤其重要的是，在统治后期，港英政府不顾各种声音的反对，以巨大的投入和不佳的选址，新建了新机场，并且大肆卖地。本来他们是打算把卖地的钱全部花光的，但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制止。

　　另外，港英政府还实行了“高工资、高福利、高

　　王绍光认为，深具殖民经验的英国人，从来知道怎么去为交出主权的殖民地制造麻烦，比如将印度一分为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等；而杨锦麟则进一步分析说，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不能使香港像津巴布韦回归后那样搞得一团糟，以种下种族仇杀的祸根，也不可能像印巴分治那样，还要留下一个克什米尔让两国交战，所以，“它只能在战略上和政策上，为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留下很多的危机”。

　　一方面，英国人用它的“善治”，使香港人尝到了甜头，以留下殖民主义的余味；一方面大派利市，在最后的晚餐中进行资本和政治狂欢。“在香港回归这件事上，中国政府使用了经济赎买的方式，来保证回归的平稳”，“中央政府充分启用原来的公务员系统，充分尊重国际财团在香港的利益和意见，这种赎买政策，是‘一国两制’的另一种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