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教父”钟士元

　　“政坛教父”钟士元

　　他是几十年在港华人的最高代表，既获得过英女王册封的骑士最高荣衔GBE爵位，人称“大Sir”，又曾被邓小平斥为“孤臣孽子”。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一个殖民地老牌精英的复杂身份。

　　文/黄惊涛

　　1997年7月1日，香港会展中心。

　　在董建华宣誓就职后，有一位八十岁的老者走上前台，率领曾荫权等特区行政会议成员，用很不纯正的普通话，向董特首宣誓。这位老者，就是重返政坛、担任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的钟士元老爵士。

　　6月29日上午，进行回归仪式彩排，当老爵士以极不灵光的普通话向董建华模拟宣誓时，便引得全场大笑，董建华更是一度笑得流泪。

　　为了帮助老爵士在7月1日那个庄严的场面上不致出错，香港广播处长专门送了一盒以普通话宣誓的录音带，让他反复练习。他的同僚梁锦松更是主动请缨，担任他的临时普通话导师，即便是在交接典礼和宣誓仪式之间一个多小时的空隙时间，梁锦松都一直把他牢牢捉住，督促他苦练普通话版本的宣誓词。

　　那短短的几分钟，老爵士终于顺利“过关”。在随后与国家领导人拍照留念时，走到他面前的江泽民突然用广东话对他说：“你的普通话我听得懂。”钟士元立即用普通话回答：“主席的广东话比我的普通话好。”一时间，引得身旁的人都大笑起来。

　　第二天，在前总督府举行了香港大紫荆勋章的授勋仪式。钟士元与安子介、霍英东等12人，获得了回归后香港的最高荣衔，从此可以在其英文姓名前加上“The Honorable”，及在姓名后加上“GBM”简写。

　　而早在1963年，钟士元即被港府委任为太平绅士，1978年，他获英国Knight Bachelor爵士衔，1989年，又获GBE爵士衔。在大不列颠帝国的骑士勋章获得人中，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微软总裁比尔·盖茨、长江实业李嘉诚以及后来的特首曾荫权都只获过KBE(爵级司令勋章)，而钟士元所获得的GBE(爵级大十字勋章)，比KBE级别要高，所以，他常常被称为“大Sir”。

　　从“大Sir”到“GBM”，标示出钟士元香港“政坛教父”的尊崇地位。

　　在港华人最高代言人

　　1917年，钟士元出生于香港，父亲是一个祖籍广东佛山的乡下小子，后来在港成为五金商人，其母亲是这个五金商人的第三位妻子。23岁时，钟士元以工程系惟一一名一级荣誉毕业生的成绩，从香港大学毕业。1951年，在英国昔菲路大学取得工程学博士学位。1958年，在周锡年担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时，钟士元被任命为该会委员，从此开始了他四十余年的公职生涯。

　　钟士元，这块政坛的“老时钟”，在他的身上，记录了几十年香港华人荣辱的关键时刻。

　　在香港的政治史上，钟士元一度被称为“永远的临时议员”。在殖民统治中，港英政府设置了行政、立法两局，作为咨询机构，向港督提供建议。由于港督对本地人不熟，因此在委任两局议员之前，先以临时议员试用。1965年，钟士元成为临时议员，做了三年多才“转正”，是历史上做得最长的一位临时议员，因此，当时的财政司郭伯伟给他取了外号，叫“永远的临时议员”。

　　在钟士元之前，周锡年是香港华人社会的领袖，也是香港行政局的首席华人议员。在当时，一般人都叫行政局及立法局议员为华人代表。由于港府的高级官员都是英国人，华裔人士根本没有机会做到司级官员。政府要知道本土民情，主要是透过两条途径，一是两局华人议员，一是在港工作多年的外籍大班。因而，被称为华人代表的两局议员，对港府的施政有很大影响力。周锡年作为行政局首席议员，也就是华人的首席代表，享有崇高的地位。

　　从1974年开始，钟士元担任立法局首席议员，一直到1978年。在1972年，他亦成为行政局议员，1980年，又被委任为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以双料首席议员的身份，终于成为周锡年之后在港华人的最高代表。

　　“孤臣孽子”

　　代表华人在政治上发声的钟士元，曾因被邓小平斥为“孤臣孽子”而留诸香港回归史中。

　　在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前的几年里，是两国展开多轮拉锯谈判的关键时期。英国人试图在谈判中占据主动，以便最大程度地保护英人在港的利益；中国高层则坚持原则，在有关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寸步不让。两相坚持中，港人的心态随着谈判进程的一波三折而跌宕起伏，并表现在股市涨落、港币兑换美元等经济领域。

　　作为华人在港政坛的第一号人物，钟士元认为，两国交涉，必得考虑港人的心情。在谈判中，香港应该作为谈判的第三方而出现。这种谈判桌的“第三只脚”理论，引起了其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秘书长鲁平、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的不满。

　　1984年6月21日，在许家屯的安排下，钟士元与邓莲如、利国伟三人组团访问北京。23日上午十时，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会晤了代表团。

　　据《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记叙，“邓小平先行发言，他在会谈时态度显得相当强硬”，邓小平对三人说：“中英的谈判你们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钟士元继续与邓小平谈到港人的信心问题，并且表明自己发表意见，绝非为个人利益，因为他到“九七”之时，已经正好八十岁，不再会有任何要求。

　　但是邓小平打断他的话，说：“概括来说，你们说香港人没有信心，其实是你们的意见，是你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信任。”最后邓小平谈到港人治港的可行性，他说：“将来香港由谁来治理，我们有个界线，将来香港政府及其附属机构的治理人员，主体上应是爱国者……他们的任务是把香港搞好。”邓还强调，“中央不愿意在香港取一个铜板，所以做的事一定是好的，他们(香港人)的担心是多余的。”

　　正是在这次会晤钟士元和前一天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中，邓小平提出了他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制度构想。

　　虽然遭受邓公的训斥，然而钟士元一直认为，自己既然是港人代言人，就应该把他们的心声、心情毫无保留地呈给中央，以供最高层参考。

　　董建华的护航人

　　钟士元的在港地位并未因邓公的斥责而被削弱，他一直担任行政局首席议员至1988年退休。1992年，又先后被中央委任为港事顾问、预委会成员和特区筹委会成员，显示出他在港的声望与资历。

　　据他本人在回忆录中透露，1995年，钟士元在北京举行的预委会会议时，有一晚他单独和鲁平在惯常入住的港澳中心房间内讨论一些事情。就在他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鲁平忽然问他是否有意角逐首届特首。

　　他告诉鲁平，自己已届七十八岁，年事已老，精力有限，倘若再年轻二十年，自己一定会积极考虑参选，但现在却是“即使有心亦实在无力”，无论选举成功或失败，恐怕都负荷不起。

　　自己不参选，但钟士元最终却成为游说和协助董建华参选的关键人物。

　　在1996年1月，钟士元在一次会面中，曾游说董角逐首任行政长官。董虽推辞，但表示会仔细考虑这件事。往后，他与董建华经常会面，谈论筹委会及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宜。

　　1996年8月，董建华终于决定参选。9月开始，董组建了包括现任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前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等人在内的核心助选班底，而钟士元无疑是这一班底的领头羊。他利用丰厚的政治人脉，为董建华积极拉票，终于确保董以高票当选。

　　次年，在董建华的力邀下，这位政坛大Sir又重新出山，出任行政会议召集人(相当于原来港英政府的首席议员)，为董保驾护航。至1999年，他终于退出经营近五十年的政治江湖，其时，有香港传媒送给他一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