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苏永强：10年咖啡风暴

　　对话苏永强：他们体会不到贪污对社会的影响

　　《21世纪》：你在廉政公署有30年的工作经验，有何心得可以与我们分享？

　　苏永强：我是1976年来廉署工作的，我把自己在廉署工作的30多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我不愿意告诉别人，我在廉署工作；第二阶段，我很愿意告诉朋友自己的工作，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非常欣赏。所以社会大众对于廉署的感觉是从害怕到欢迎。

　　《21世纪》：能否帮我们的读者解读一下廉署的运作环节？

　　苏永强：廉署对于每一件贪污的投诉案件都要展开调查，廉署的举报中心24小时运作，执行处处长每天早上会阅读由举报中心整理的投诉材料，然后起草《晨早报告》，以确定哪些举报有足够的资料可以立案调查。

　　廉署拥有1314名工作人员，主要由三大部门组成：执行处，负责调查贪污案件；防止贪污处，由工程师、会计师和各领域专家为主的专业人士构成；社区关系处，进行反贪宣传教育。此外，还有八个分区办事机构。

　　执行处是廉署内部最大的部门，有900多人，共有11个调查组，每个组下辖4个小队。其中A、B、C、Y组负责政府和公共机构案件，D、E、F、Z组负责私营机构案件，X组负责调查选举事务，G组负责情报工作；而L组负责独立调查有关廉署人员的指控。后来我被分到D大队，负责调查物流领域案件的。

　　我刚来廉署的时候，觉得文件的颜色十分漂亮，所有的档案都是粉红色的，香港政府规定，粉红色是机密级别文件的颜色。

　　《21世纪》：回归之后，你们的运作环节是否发生了较大变化？

　　苏永强：回归之后，我被调派到私营机构组，当时负责调查银行信用状的贪污。信用状本来是在不同地方的商业交易里使用的，但是香港有本地的信用状(LC)，是指用贪污的手法去行贿银行的信贷经理，取得信用状之后，作为资金的周转。当时有一间港资银行，从总经理到经理都牵涉案件当中。我们的调查从1997年底开始，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间银行的总经理非常聪明，他知道贪污的手法很容易被人发现，所以安排了手下一个高级信贷经理移民到加拿大，他本以为涉外的案件，即使廉署展开调查，也不容易牵涉到自己。但廉署就在他退休之前把他拘捕了。

　　1997年刚回归的一段时间内，香港和美国尚未签署引渡条例，当时有一个案子很有趣。一宗银行诈骗案的嫌疑人跑到美国，因为我们发了通缉令，美国FBI抓到了这个人就通知廉署。但是鉴于当时没有引渡条例，我们只能无奈放掉嫌疑人。后来香港和美国签订了司法合作的协定，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多年以后，大概是2005年底或2006年初，这个银行诈骗案的嫌疑人在加拿大落网了。当时通缉令仍然有效，加拿大和香港也签署了有关法律协议，所以随即将此人引渡回港。

　　《21世纪》：回归后与内地合作的更加密切，沟通中出现过哪些困难？

　　苏永强：我们的数据没有显示，回归之后，跨境的犯罪数量有所上升。不过我们与内地对口单位的接触多了很多。中国经济更为开放，我们跟内地的往来更多，取证更为容易。

　　现在很多香港公司的资料都是放在内地的，公司有两个办公地，在香港的只是窗口公司，主要负责贸易；在内地的是后勤部门和资料库。如果廉署在调查的时候有需要，会跟内地的检察院联系，协助调查。事实上，廉署在内地并没有得到搜查方面的便利，检察院的人员只是陪同廉署调查员去见证人。

　　在廉署我们也设立了电脑资料鉴证组和财务调查组。比如，与上市公司有关的贪污，很多资料与会计有关。所以财务调查组的会计师会看调查人员拿回来的资料，也可以到法庭上做专家证人。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从外面请一些独立的会计师到法庭做专家证人。

　　在内地找到的证人如果不愿意说话，廉署也没办法，因为要遵循自愿原则。不过这样的案例不多。在香港也一样，如果一个人说不愿意和廉署人员见面，我们也没有办法，除非把他拘捕了。一直以来廉署都没有特权，因为贪污的罪行是很难调查的，取证也不容易。所以在立法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反贪的法律和一般的普通法是不一样的，否则就无法搜集证据检控。

　　我们与内地的交流越来越密切。每年我们有一个总调查主任的指挥课程，香港纪律部队会有代表来上课，国内检察院也有代表参加。内地反贪的步伐很快，去年我们去了吉林交流。

　　《21世纪》：如果市民没有反贪的理念，仅仅将处理贪污的手段寄托在事后惩罚上，比如判重罪上，效果不一定理想。如何理解廉署的制度理念上的“三管齐下”？

　　苏永强：我刚刚到廉署的时候觉得拘捕、起 诉、定罪最重要，执行处把贪污的人绳之以法，其他人看到了，就会起到警戒和教育作用。但是后来意识到我的看法太窄了，一开始廉署就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但是做了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单纯的执法对付不了贪污问题。如果没有社会的支持，没有人会告诉你证据和资料在哪里，就无法展开调查。所以廉署三管齐下的政策非常好。

　　廉署现有职员1314人，执行处是900多人，而香港有几百万人，执法只能对付一小部分人，如果大部分人的想法不改变，明天就会变成触犯法律的人，怎么可能抓那么多人呢？所以观念上、文化价值上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对于犯法的人，我们要惩罚；另一方面，预防其他人触犯刑法。

　　《21世纪》：现在香港年青一代如何看待廉署调查员的职业发展？

　　苏永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老一代的调查员要退休了，但是新一代的调查员不好找。到廉署工作很辛苦，新一代人对于责任和使命感的承担没有那么强，他们看到的社会是比较廉洁的，体会不到贪污对社会的影响。

　　1977年10月28日一大早，20多岁的廉政公署调查员苏永强如常来到当时设在和记大厦的廉署总部上班。进门时，他发现今天的气氛有点不对，大厦外面拥挤了很多不明身份的陌生人。

　　到了下午，猛听到同事大喊：“快来快来，把大门顶住，有人在攻打我们啊！”

　　那时和记大厦的门还是木板门，自然抵挡不了多久，大厦外面那些陌生人冲进廉署大打出手。原来，这些人都是换了便服的警察，有100多人，喊打喊杀，来势汹汹。

　　事件是由此前苏永强和他的同事们在侦查一起贪污案时拘捕了油麻地警署几乎所有警员而引发的。几天后，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发表紧急特赦令，才平息了两个执法部门之间的大规模冲突。

　　30年后的6月27日午后，中环红棉道东昌大厦的廉政公署(ICAC)总部里，50多岁的首席调查主任苏永强品着咖啡，回想着当年惊心动魄的场面，一切都恍如昨日。

　　30年弹指一瞬，一个昔日投身肃贪的热血青年正在走近退休年龄，而香港也走过从一个充斥着淘金机会与贪污黑暗的城市，变身为廉洁度高居全球前茅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艰辛历程。

　　1974年，贪污400多万港元的英籍警司葛柏被引渡回港受审，因葛柏案而于当年成立的“港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30多年来以所向披靡的肃贪风暴，成为廉洁、高效的象征。在廉署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回归以来，多项国际调查都将香港评为亚洲最为廉洁的地区之一。

　　全球闻名的咖啡

　　香港廉政公署的咖啡世界闻名。通常廉署请嫌疑人来总部协助调查时，调查员在问话前往往会和气地问一句：“想喝点什么？咖啡好吗？”从此在港人的口语里，“喝咖啡”演变为涉嫌犯案被协助调查的代名词。

　　1976年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进入廉署后，苏永强就被派往参与调查油麻地警署贪污案，开始了请人“喝咖啡”的生涯。

　　那时的香港，正处于反贪风潮的浪尖。一个贩毒集团在西九龙油麻地果栏(水果市场)一带崛起，从最初向吸毒者兜售小包装的白粉，继而明目张胆半公开地大规模贩卖白粉。其背后依靠广泛行贿执法人员以包庇掩饰毒品交易，并确保附近一带不会有其他毒贩与其竞争。

　　苏永强他们的调查目标就是涉嫌受贿的油麻地警署。“我们调查了好几个月，大家都说，油麻地警署快要关闭了，因为几乎所有警员都被廉署拘捕了。”油麻地果栏案是典型的集团式贪污，廉署先后扣查了87名涉嫌受贿的警务人员，从而成为1977年那场警廉冲突的导火线。

　　廉署在成立之初，就是直属港督领导的一个独立反贪机构，廉政专员由港督直接任命并对其负责，独立办案，不受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上世纪70年代贪污盛行，假如这个反贪部门是在政府架构下建立，廉署就根本不可能运作，需要调查什么对象，都不可能保密地进行。”苏永强说。

　　苏永强面前的大桌子上，一个带有ICAC标志的咖啡杯垫上印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个印着“渴不饮浊泉水，热不息曲木阴”，都透露着廉洁、自强的气息。虽然苏永强承认“贪”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是他坚决地说，在廉政公署工作的人，不可能犯贪污这种错误。因为廉署内部完善的机制和文化，使犯错的可能性极低。“30多年来，香港社会已经形成了反贪的风气，在香港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向廉署人员行贿的，那样做的人简直就是自己往枪口上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