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逐浪操盘手：我的1997

　　香港的滑浪风帆金牌选手不只一个李丽珊，还有荷兰银行国际市场香港主管及私人投资产品亚洲区主管黄集蔚，他迎战的巨浪是亚洲金融风暴、国际大鳄冲击港股、中资信贷危机、科技网络股泡沫爆破和SARS疫症，他足下的滑浪风帆，便是创新求变，走在前线。

　　现年37岁的黄集蔚1994年入行，在东方惠嘉(现已重组)出任期指出市员。

　　“那是用手交易的年代，大家拿着客户的买卖单据，在交易大堂走来走公开喊价”在英国剑桥工程系毕业的黄集蔚，在这段期间已不断观察市场，研究电子交易的可行性。

　　其后他在96年跳槽至瑞士信贷美国第一波士顿(CSFB)，97年11月再跳槽至荷兰银行，一方面做期货指数买卖，同时开发其它衍生工具，金融风暴的威力此时开始显现。

　　“我记得到荷银上班那天，恒生指数跌了1200点，我打开电话簿逐一与客户联络，这个破了产，那个逃债失踪，更惨的是有些人自杀了。”

　　国际金融机构开始裁减人手，对出市员的需求大减，到了1998年的新年，荷兰银行向仍然可以留任的员工每人派发一件T恤，上面写着“I survive 1997!”(我捱过了1997！)

　　目击“打大鳄”大时代

　　但股市期市仍然低迷，1998年8月更有对冲基金以巨量资金入市冲击港元汇价与港股价格。

　　“我们看到期货指数大低水500点，大家便忙于借货沽空，汇丰的货已到借无可借，大家便借中国 移动，之后连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的货都用高息借，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当时又没有规定限制这种行为，大家只会想尽办法借货沽空，后来更出现“借上借”，就是我用15厘息借到货，再用20厘息转借给你，这种交收风险极大，资金链一断，后果不堪设想。”

　　所谓期货指数大低水是指期货指数大幅低于现货的恒生指数，令市场预期恒生指数成分股股价会大幅下跌，一些长期持有

　　“当时对冲基金一方面大手沽售港元，令香港金融管理局要挟高港元利息，这便令股市及期指都下跌，对冲基金同时沽期指和借货沽空，在这边赚取巨利，监管机构从未遇过这种情况，后来才逐一修补漏洞，例如后来沽空只能挂沽而不能直接沽售，例如汇丰的买盘是144元，沽盘是145元，沽空者只能挂145元的沽盘，不能以144元直接沽给买家。”

　　到了8月14日特区政府入市(相关报道见33版《任志刚：手放在市场的脉搏上》)，黄集蔚只能变身“观众”： “我们也不想香港市场乱，但之前只能跟随市场走势作投资决定。政府入市后，形势变得极不明朗，借货息口跳升至300厘，我们便不再沽，但又不敢买，只能静观其变。”

　　政府入市透过一些以中资与港资为主的证券行进行，而美国及欧洲资金均不能参与。

　　“作为纳税人，我当时也担心政府入市会输，幸好我们有4000多亿元外汇储备和土地基金，否则不可能有千亿入市，对冲基金又在俄罗斯受到重大损失，所以弹药不如特区政府，我们才能获胜。”

　　8月28日期货指数结算日，也是特区政府与对冲基金的决战日，黄集蔚由“看戏”到“拍戏”，带备录像机回公司录下这历史时刻。

　　特区政府成功击退国际大鳄后，黄集蔚还未喘过一口气，1998年底又要面对广东国投被关闭引发的部分中资机构信贷问题。加上亚洲金融风暴余波，引发一批外资机构撤出香港，特别是日资机构，令香港金融市场经历冬天。

　　1999年至2000年，香港市场受惠于全球的科技网络股热潮，曾经热炒一轮。“但香港本身没有真正的科技网络企业，可以像美国公司那样有实际业务支持，所以这股热潮来得快散得也快，市场的反应也较平静。”

　　转折点

　　在2000-2004年期间，黄集蔚暂时退出股票市场，由炒家变身“科学家”，专心研究期权庄家电子交易系统。

　　“香港市场电子化是很重要的发展历程，这同时配合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际大金融机构才确认要投入中国市场，由于人民币未自由兑换，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便是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的代替品。但这当中必须要有电子交易系统，否则在美国及欧洲的大行交易员，不可能来香港跟你做公开喊价交易。”

　　香港交易所数据显示，由1997年6月至2007年5月，香港上市公司数目由619家增至1189家。其中上市权证的增长更快，令上市证券数目(包括权证)由1459只增至4040只。

　　当中最引人瞩目的中国公司数目，由83家增至374家。中国公司在香港的集资额自1993年至1997年6月只有1300亿港元，但由1997年7月1日至2007年4月，则达14387亿港元。中国公司长期高踞香港市场成交最活跃股份榜，令港交所每日成交金额由1997年6月的126.3亿港元增至今年5月的555.5亿港元。总市值更由43493亿港元增至149820亿港元，6月已超过160000亿港元。黄集蔚开发了期权庄家电子交易系统后，2004年到富通银行出任衍生工具亚洲主管，2005年返回荷兰银行出任亚太区证券交易部主管。

　　现在香港市场中，期货不再是主流产品，黄集蔚转而研究权证和五花八门的结构性产品，特别是现在国际市场最关心的环保及可持续发展概念产品。他现在正与香港交易所研究发行能源类牛熊证，包括水资源的牛熊证(即跟踪一些水资源相关股份表现的牛熊证，可以看好也可以看淡)。另外荷兰银行在3月27日宣布推出全球首个气候变化与环境指数(CCE Index)，追踪从事解决气候变化及环境问题相关业务的美国及欧洲上市公司表现，在此之前荷兰银行已推出水资源指数。

　　水资源指数产品主要针对亚洲市场部分高端的私人银行投资客户。2006年，在亚洲销售的水资源和环保相关结构产品总额约3亿至4亿美元，其中在中国已售出约1亿美元。主要是投资与水资源指数相关的结构性外币存款，即客户的存款并非以固定息率回报，而是与荷兰银行推出的水资源指数挂钩，指数升幅优于一般存款利率时，客户的回报便会较多，当然反之回报便会较少。他说气候变化与环境指数的结构性产品在香港及中国同样受欢迎，他们日后会继续因应新形势开发新产品。

　　“金融市场瞬息万变，要在香港这个开放型的市场中迎接全球化的洪流，只有不断学习新的东西，不断创新求变，才不会被淹没。” 天天工作13-14小时，永远带着一对“熊猫眼”的黄集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