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在中国进行慰安妇调查难度不亚于在日诉讼

　　康健发现在中国进行关于慰安妇调查的难度并不亚于远在东瀛的诉讼

　　特约记者 岑默 发自北京

　　关于律师康健如何踏入“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这条河流，媒体上有不同的说法。有人描述，那是在1995年 ，康健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与日本同行交流时，日本女律师大森典子提出希望中方律师协助她们做“慰 安妇”问题的调查，“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后就举起了手答应”。另一个版本则是，“在一片沉默中，康健不假思索地站了出来 ”。

　　其实康健参加的是世妇大会在怀柔举办的NGO分论坛，当时也没有人站出来，“大家都是坐着说话”。沉默的原因 可以理解，论坛的主题是“婚姻家庭中的妇女权益保护”，那时的中方人员还不习惯“偏题”——而且是如此敏感的“偏题” 。

　　“的确是冷场，”康健回忆说，“冷了一会，我觉得没必要那么机械，就说了句，(慰安妇调查)作为一个法律事务 来办，也不是不可以。”

　　康健坦承，当时并未把这事放在心上，直到当年年底，日本同行找到了她，并给她寄来了“写得很好”的针对日本政 府的起诉书。

　　于是开始跑，跑山西，跑南方，再跑日本，迄今总共四起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她参与了三起。

　　2006年8月30日，中国原“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委员会成立，康健任执行主任。从那时起到2007年3月 ，她和委员会的律师们奔赴全国各地，就日本侵华期间的“慰安妇”受害事实开展系统调查。

　　而在接下来的200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战争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中，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的案件 纷纷败诉或者被驳回，11起案件已经败诉7起。有论者说，在过半的败诉判例支持下，剩下的4起诉讼，败诉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日本最高司法当局首次以释法的形式，试图对十数年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做最后的了断。

　　“日本的法院想关闭这个大门，但我们认为他们是在亵渎法律，即使他们想关闭，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关闭。”康健说 。

　　7月初，调查委员会公布了第一阶段的调查报告，引发广泛关注——这是中国第一份“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报告。

　　请您实话实说

　　每次调查前，康健他们都会对坐在摄像机前的受害者说这么一段话：请您实话实说，您说的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这样的程序，80多岁的老太太未必懂，但他们一定会解释清楚。

　　“给调查定个基调，接下来的问话就是平铺直叙。感觉不对的，或者受害者记不清的，我们不追问，想不起来就不说 。”

　　“你看我们的笔录，没有任何艺术色彩，但都是实打实的。”

　　“问细节，问心理感受，当初的，后来的，一直到现在。”

　　“我不是要打击你的积极性啊，不过，记者有时喜欢猎奇，但我们是不猎奇的。”

　　“猎奇”在另一些人的眼里，似乎更为严重。

　　网上广泛流传的“关于慰安妇的通信”中，旅日电视人朱弘先生提到，南京已经过世的雷桂英老人在9岁的时候并未 遭到日军强奸，“那是记者的‘创作’，也是老人迎合记者的结果之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由此把她‘公证’为新的‘日军 大屠杀幸存者’，这符合了双方的利益。在老人一家来说，可能获得相关的救济；在大屠杀纪念馆，这是 ‘最新的成就’… …中国挖到了一厢情愿的‘深刻的历史记载’，但在国际上看来，这只能使自己打败自己——再次打败自己。”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有待考证，康健本人也并不清楚这个故事，但她试图让这些饱受屈辱的老人进入一个“说历史 的状态”，所以她特别看重团队的专业性。

　　“要不带什么感情地去记录，”她顿了一下，又说，“有感情，但只能作为做下去的一种激励，调查时一定要冷静。 ”

　　但是谈何容易啊。

　　去年9月开始的调查，有律师是第一次参与，听了受害者的陈述，“手发麻，不停地抖，都记不下去。”

　　哪怕是神经坚强如康健者，回忆起11年前调查山西“慰安妇”侯巧莲，仍忍不住直摇头。

　　侯巧莲当年是跟她父亲同时被抓的，日本人当着她的面打她父亲，然后把她父亲塞到炕洞里，再在炕上强奸她。

　　“她当时就跟我喊，我才13岁啊，喊着喊着差点从长凳上摔下来。”

　　“那个眼神，那个声音，到现在都不能忘。”

　　改善的和未改善的

　　1996年3月，山西。

　　康健和另外一位北京来的女律师，在访问完一位受害者后，连夜从村里赶回县城。

　　这是她们第一次外出调查原“慰安妇”。

　　“天一黑，满天的星星，我们还说呢，终于看见星星了，当时还觉得挺潇洒，结果一会儿就傻眼了。”

　　“大山里，三月还结着冰呢，碰到了个十几米的冰坡，大卡车上不去。我们下车，想揪些枯草垫轮子，(冻得)根本 揪不动，踢都踢不动。”

　　“没办法，和另外一位女同志，把棉袄脱下来垫，才算上去，就这样还把一个轮胎磨爆了，下车时咯噔咯噔一路。”

　　“从村里到县城，20里山路，晚上六七点出发，到凌晨两点才到。我们后来问司机，怎么大冬天穿背心，他告诉我 们，车轮子贴着悬崖走，穿多了更得冒汗了，怕吓着我们……”

　　“嗨，当时不就是找受害者吗，我答应了就做完它，以为这一次就交差了呢，没想到后来去了那么多次……”

　　10年后，康健发起了“慰安妇”受害事实的系统调查，又去了很多地方，除了云南的一些偏远村寨仍需步行，其他 地方的路况已大大改善。

　　不过，改善的是路况，未改善的恐怕是老人们的景况和……人心。

　　“她们的生活状况不是特别好。”她说。

　　“身体不是特别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始终是很压抑，周围的人多少还是有歧视，虽然当面不说。她们自己也难受， 一走出去啊，老觉得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

　　“当地政府？没提供便利也没制造障碍，就当没这回事似的。我们也不会去找他们。”

　　以前在诉讼期间，他们去山西，曾经试图找过一次当地的宣传部门，希望他们能联系给受害者提供一些生活上的照顾 。

　　“态度挺冷漠的，说什么我们好多事儿都管不过来呢。”

　　“还有的就说，别的地方都是古迹啊什么的吸引旅游，我们这边就是慰安妇，有什么好说的。”

　　后来就再也没去接触。

　　这一回调查，她去了天津、山西、海南、云南、辽宁、吉林等地，也只听说海南保亭县援助贫困户时，惠及了一些原 “慰安妇”，还听说给她们盖房子盖了一半，没钱了，就停在那儿。

　　听说而已。

　　7月2日快下班时，她把第一阶段的调查报告挂上了中国律师网，“还没跟记者打招呼”，结果第二天刚上班，路透 社记者就打电话来询问，紧跟着的就是日本共同社。

　　外国记者关注的除了档案的情况、调查者与受害者的情况，另一个就是中国政府是否支持。

　　“你怎么回答？”

　　“我说，没反对！”

　　就呵呵地笑起来。

　　“可不是，本来就没反对嘛！”

　　博物馆的东西基本没法用

　　除了记录这些受害者的回忆，还要找很多其他的资料。

　　去那些抗战纪念馆或者博物馆，“总感觉有那么点儿不够味的”：画的画儿比较多，照片、实物比较少，各地都是这 样。

　　可是，“画儿和雕塑是艺术啊，对我们(诉讼)一点儿用都没有，拍都不拍，看都不看。”

　　她去天津，一个劳工博物馆。“公布的照片都不写谁拍摄，什么人，出自哪儿。没有这个你就不知道背景和事件。”

　　“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扎实，不太注意考证历史照片。”

　　一张很好的照片，她在不同地方看见过好几次。照片上，反绑的人被往卡车上送。

　　有些地方说是战场上的俘虏，有的则说是强制劳工。

　　“我一个个问，谁也不知道谁是谁。”

　　那就没法用。

　　她告诉记者，中国各地纪念馆博物馆里的东西，“我没有都去过，不敢说都不合适，但我们迄今为止没有用过一次。 ”

　　康健实际上并不太愿意谈她的“不顺”，她总是不停地告诉记者，这个你别写，那个你别写，而且往往在泛泛地谈完 现象后拒绝举例。

　　“甭比如说了。”

　　“就别为什么了。”

　　……

　　“我一般不公开说，你要写出去以后国外也能看到啊，人家会怎么看我们中国？”

　　但是她自己若是看到了，譬如，“借慰安妇炒作”，就毫不客气。

　　“我管你是政府官员还是什么别的，我就说一句：‘她们可是受日本鬼子害的，别让她们受二茬罪！’”

　　“给那么点钱，大张旗鼓的，还要合影……”

　　有记者写她最近的几次调查，“到档案馆收集资料相当困难。因为这些资料都是未解密的，因此不仅要经过多个审批 手续，还需要向档案馆写保证书。康健说，调查开始以来，已经不知道写了多少保证书了。”

　　她说，写申请书，程序这方面还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这些抗战方面的资料，从形成到现在早就超过三十年，为什么不依《档案法》公开？

　　“这个，你去问国家档案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