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亦须精准卡位

　　技术教育出现的种种症状，源自转型社会整体性的功能失调。

　　撰稿／汪 伟(记者)

　　在人们的记忆中，中级技工教育的贬值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是同时进行的。1990年代末之前，初中中专和技校在农村地区仍然能够吸引到足够多的优秀生源。初中毕业之后，花三年时间学习一门技术，并且能够分配到城镇工作。这是家境贫寒的农村子弟就业的传统出路。在城市里亦然。但是短短几年之后，中专和技校迅速失去了它们的影响力。先是毕业分配政策取消，就业市场化，使它们颁发的中等学历文凭黯然失色；然后是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的扩招，优秀生源流失，中专和技校的基础就被动摇了。

　　随之而来的是综合性大学的扩张。高等教育在1990年代实行的最大改革，除了大规模地提高学费，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大学合并。担负着培养高等技术人才的专门性院校，纷纷并入综合性大学，要不就是汇入了“

　　发生在高等技术教育领域的变化，不仅仅是更换校门口的一块牌子那么简单。合并和“专升本”的背后，是教育思路的转变。在2000年以来的最初几年里，高等技术教育越来越边缘化、理论化和心不在焉，并且日渐与现实脱离。学生毕业后抱怨学校教学材料陈旧，学不能致用，企业抱怨现在的毕业生理论有余而实践不足，技术工人抱怨得不到进修的机会，老板们则担心培训的投入会成为员工跳槽的跳板，而老教师们觉得，今天的学生已经丧失了青年人的理想色彩，既世故又急功近利。

　　很难说问题出在哪个单独的环节，或许，伴随这一轮教育大跃进而出现的种种症状，是转型社会整体性的功能失调。但这个互相抱怨的怪圈最鲜明不过地显示出，培养中等和高等技术人才的传统体制，部分地丧失了现实基础：技术工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收入优势不复存在，并且在就业和学历竞争中处于劣势；但新的现实又不能被吸收到教育体系中去。

　　2005年以来，技术教育的功能失调带来了经济上的恶果。在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出现了罕见的“民工荒”；而制造业对熟练的技术工人的饥渴，比这次劳动力危机来得更早、更强烈，影响更加深远。人们甚至灵活地运用弹性惊人的汉语，创造了“灰领”这个新词，来指称技术工人，并和传统意义上的“白领”和“蓝领”区别开来。

　　然而，语言的增进是和现实的短缺一起出现的。从新兴的计算机和网络应用，到传统的车工、锻工和钳工，所谓“灰领”的短缺已经成了制约制造业的一个瓶颈。

　　像从一场梦里醒过来一样，技术工人重新成为一个被备加关注的群体。那些熟练掌握一门专业技能的工人，在全球制造业基地非常吃香，不仅迅速和普通工人拉开了收入差距，并且重新获得了久违的体面和尊严。他们跳槽频繁，几乎每一次跳槽，都伴随着收入的上升。

　　技术教育仍然沉浸在几年前的变化带来的阵痛之中，现在又远远落在了这个关键性转变后面。各个环节都在呼吁新的模式，但新的模式还在探索之中，这种摸索，与

　　北大青鸟APTECH主张“教育改变生活”，并在一开始就把教育培训的对象定位在软件“蓝领”的层面。事实上这样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重陷误区，满足了客观存在的丰富需求，卡位精准，其短时间内的迅猛扩张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