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惟一的坚果吗？

　　关注转型期多元的婚恋价值取向

　　-观察记者 夏 燕

　　爱情与婚姻，也许是世上最难解之物。

　　“婚姻像围城，城里的鸟想飞出去，城外的鸟想飞进来”—半个多世纪前，小说《围城》在上海出版。钱先生的笔像一把刻刀，捎带出现实的人情世故，让人看了不觉一把冷汗。一时间，钱氏的这句比喻，也成了无数人挂在嘴边的经典，被不断地复制抄写并拿来一用。

　　曾几何时，钱先生于《围城》中留下的那一抹婚姻的凉，惊悸犹在。可是，仍然有无数的人前赴后继走进围城，结婚、生子、过日子—在彼时的人们看来，人生的轨迹本该如此。

　　时至今日，什么是婚？什么是恋？却早已没有了标准答案。有了网络手段的飞跃，有了观念思维的开放，有了社会容忍的增加，婚恋方式“百花齐放”得让人眼花缭乱：有人同居试婚，有人跨国网恋，有人独身，有人“断背”，有人“丁克”，有人“一夜情”……各种新观念随着全球化和经济增长汹涌而来，男人和女人共同生活的选项变得异常多彩。

　　与此同时，尊重人性选择、包容多元生活方式渐成主流。曾经，爱与不爱不重要，关键是娶或不娶；如今，结与不结不重要，关键是爱或不爱。当杨振宁与翁帆挑战传统的老少恋被世人所接纳，当“草结草离”流行，当婚前财产公证成为一种趋势时，人们赫然发现：在这个自由与平等空前发扬的时代里，一场以婚恋观念变化为表征的生活方式变革正悄然发生。

　　恋爱：不再信奉爱情至上

　　“我单身，我碍着谁了？”林成钢在博客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真心喜欢的人，与其随便找个人过一辈子，误人误己，还不如一个人来得潇洒。”

　　旁人眼中的林成钢属于典型的“三高”人群：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生活中惟一或缺的，是在这样一个早该解决终身大事的年龄，还没有一个可以谈婚论嫁的对象。而在他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女朋友，下班后我可以上网跟朋友聊天、玩游戏或者去运动，一点也不觉得孤独，也没人觉得我有问题。”

　　但这样的潇洒，却很难被父母接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去万松书院替儿子物色“女朋友”，已成了林阿姨每周必修的“功课”。尽管效果并不理想，成功率很低，但为了儿子可能的幸福，林阿姨始终乐此不疲。

　　“见过几个女孩，没有感觉，话题也谈不到一块去。”林成钢拨了拨手上的手表，无奈地说，“之后类似的相亲也懒得去了，现在，我就是一个典型的自我享乐主义者。”

　　如今，像林成钢这般“炒基金养老、买小

户型公寓、在堵塞的马路中开小排量汽车、把肯德基当餐厅”的自我享乐主义者并不在少数，在他们的字典里，结婚并不是人生的必经步骤，如果没有爱，单身又有什么不可以？过去，30岁结婚是天经地义的事，传宗接代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逾此年龄的未婚者就会被认为是“异类”。而现在，“异类”的帽子早已被送给匆匆走进婚姻“围城”的人。

　　“这一代年轻人更愿意将婚姻看成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对此，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如分析，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感情需要等选择自己的婚期与伴侣。“当然，这并不表示年轻一代不再看重婚姻的形式，相反他们更强调新鲜、刺激，有纪念意义。”陈所长认为，由于年轻人文化程度和协调能力的不断提高，社会活动的广泛深入，感情生活也面临着挑战，他们盼望更适合自己的伴侣。

　　“以前大龄青年找不到对象，街坊四邻、居委会、单位都会替他张罗。现在的年轻人观念都很前卫，不但自己不着急，谁替他张罗，说不定还碰一鼻子灰。”杭州某婚姻介绍所的一位婚姻规划师说，“在选择伴侣上，他们更看重的是感觉。”

　　对此，林成钢却并不太认同，这个“长不大”的男孩一再强调，找女朋友“感觉很重要，但关键还是要孝顺、善解人意，会体贴人。”无独有偶。林成钢的想法也代表了大多数年轻人的观点。早前，在某网进行的一项调查中，人品、才能、性格、外貌、身体状况分别列在当前年轻人择偶标准的前五位。如今，和祖辈“政治挂帅”、“只嫁工人军人”，父辈“一米八以上”、“大学文凭”等选择条件不同的是，年轻人似乎更期望自己的另一半具有“正派宽厚”、“德才兼备”、“善良温柔”等等特质。与此同时，年轻人的恋爱也开始告别过去“地下工作式”的约会、满是“某某同志、革命敬礼”的情书而走向“8分钟约会”、“单身派对”、“电视速配”、“网恋”……

　　然而，伴随着越来越宽松、越来越方便的恋爱环境而来的，却是持续降低的结婚率。

　　《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06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945万对，虽然就上年有所增加，但从长期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结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这其中，一些人选择性独身，更多的人则像林成钢一样“被动不婚”。“社会从流动性不大的熟人社会过渡到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会，很多人都脱离了成长环境到异地学习工作，亲友和自身既有人际网络失效了。交际圈的流动性也比较大，表面看交友机会很多，但实际上相互了解并不深，可托付终身的人选也越来越有限。”有社会学家表示。

　　与此同时，“一夜情”、“未婚同居”等与恋爱自由化相生的婚前性行为，也开始趋于自然化。

　　“婚前性行为其实是加强双方了解的一个要素，只要不是滥交，没有什么不好的。”林成钢的朋友徐琦在一家报社做编辑，他身边的同龄人对婚前性行为基本上都不反对，而他现在正和交往两年的女朋友同居，双方家长也都知道。“我们都成年了，可以对自己的事负责，最主要的是把握一个度的问题。”

　　这种看法也得到了专家的认同。陈所长认为，由于丰厚的物质条件、生活水平提高造成生理年龄提前，性早熟成为普遍现象，加上媒体性信息泛滥对性意识造成的刺激，年轻人青春期躁动比以前更为强烈。而随着开放程度的加大，整个社会道德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对婚前性行为的社会认可度也比从前大为提高。如今，还出现了所谓的“试婚”现象。

　　小悠就是试婚族的成员之一。这个靠写字谋生的女孩，浪漫、相信爱情，又害怕失望。“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找的人是一个可以托付终生的，这其中的变数太多。而结婚又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如果单纯从感情来考虑结婚与否，显然太理想化了。真正稳固的家庭基础是建立在互相了解之上的，这包括我做的菜，他的工作能力，彼此的性格……”对于试婚，小悠用了两个词来描述：一个是身份，另一个是真实。所谓身份，是双方在一开始就确立了夫妻的关系；而所谓真实，是双方都在尽力营造一个家的氛围，惟一的不同，是财务的独立核算。“既然有试验的成分，所以未来也并不确定，一旦出现意外，双方谁也不愿意在钱上有什么纠葛。”至于“转正”的时间，双方早已约定，如果两年之后彼此感觉依然良好，就去登记拿证。

　　与小悠们觉得试婚有诸多好处相反的是，专家对这样的做法大多不能认同。福建律海律师事务所的李志海律师表示，“试婚”从法律角度来说，在财产和人身方面，都很难给予保障。对这个问题，小悠却很坦然，“坏处当然有，首先是这种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此外就是留给对方的空间大小很难拿捏，这滋味挺难受的。至于别人对试婚说什么，那倒不是什么问题。”

　　或许，在社会的裂变之下，任何传统都有被颠覆的可能，婚姻也不例外。

　　那么，在当前，在人们的眼中，这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庄严之事，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

　　婚姻：合则聚，不合则散

　　1933年，老舍在小说《离婚》里写道:“革命青年一旦结婚，便会老实起来”。70多年后，这个观点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在日益开放的性观念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逃离婚姻。

　　《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06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191.3万对，比上年增加12.8万对，粗离婚率为1.46‰, 比上年增加0.09个千分点。而与20年前相比，这个数据几乎是过去的4倍之多。

　　2007年，从上海、广州等地开始，年轻夫妻普遍暴露出婚姻脆弱的问题，“闪离”现象蔓延。根据杭州市下城区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小张的判断，“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的，已占到全部离婚人数的近1/3。”上海某区法院总结年轻人离婚现象后分析，依赖父母的独生子女们是高发人群，特征是“以自我为中心、生活料理能力差、缺乏忍耐和包容、对感情的幻想多于现实”，因此，“在婚姻生活中难以担当好一个丈夫或妻子的角色”。在很多人看来，他们的婚姻没有安全感，大多属于注重自我享受的“自由行”一族。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结婚或独身，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反正肯定都会后悔。

　　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年人也开始消除对离婚的恐惧，逐渐信奉“恋爱是追求；婚姻是追打；离婚是追问”的“箴言”。在杭州某邮政储蓄所工作的陈莉萍结婚26年，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女儿，几天前，因为嫌丈夫嗑的瓜子壳儿弄脏了自己辛苦拖好的地板，便拉着丈夫去离婚(但马上又复婚)。“我实在无法容忍他的坏习惯了。”陈莉萍抱怨道，在离婚原因一栏上，她毫不犹豫地填上了“个性不合”这个抽象的名词—

　　这正好印证了李银河的观点，这位著名社会性学家认为，婚姻基础不牢、婚后一方或双方发生过失、性格不合、性生活不和谐无疑是导致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另一项可供佐证的统计也表明，在离婚家庭中，因夫妻双方性格不合、感情冷漠离婚的占六成左右，第三者的出现占近两成，剩下两成为性生活不和谐、夫妻社会地位悬殊等。

　　“离婚手续简化、社会快速转型和两性观念变化是离婚率高涨的重要因素。”有社会学家指出。

　　“当合伙的预期收益超过保持独身或继续寻找配偶所担负的成本时，个人便会选择结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说。而离婚，正是对这种交易方式的改变：虽然共有家庭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但婚姻的风险太大，更多的人开始考虑在被套牢前赶紧平仓。并且，逃婚者的路径并不复杂。对人们来说，2003年10月新《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只要带齐了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离婚的过程绝不会超过20分钟—广州一对“冲动夫妻”45天就离了两次婚。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密化和专业化越来越高，社会流动增强，人的个性也随之增加，家庭的传统功能被弱化。“家庭的重要性和凝聚力随之降低，离婚率自然随之上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吴德清表示。

　　同时，现代人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婚外恋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人们对于婚外恋所持的看法也愈加倾向于接受和认可。根据相关调查显示，认为婚外恋“作为婚姻生活的一种情感补充，虽不道德，但可以理解”的人占25.3%，而总体上对婚外恋持默认宽容态度的共占38.8%。

　　“一旦人们的精神需求提高，夫妻间整合的难度增大，在婚姻外寻找慰藉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有社会学家分析，“城市社会流动加剧、女性地位提高也为婚外恋的发生提供了条件。”然而，虽被宽容，这仍然是危险的—“如果一个人每隔两年就产生新的爱情需要，则必须对此加以约束，以免它把自己和别人拖入无休止的悲剧性冲突之中。”恩格斯如是说。但事实上，依然有许多人，由于没有赶上好分好合的自由时代，在对此进行想象和教育时，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心灵不会出轨。与此同时，更多已经结婚的人仍然存在着“单身心态”，具有双重身份的他们，既是婚姻的拥有者，也是精神上的单身者—有的“自助婚”、“走婚”，有的施行“周末婚姻”、“伪单身”，也有的“试离婚”、做“半糖夫妻”—“我们要天天相恋，但不要天天相见，只需要悱恻缠绵，绝不要柴米油盐，有共同的生活经验，绝不用共同的房间”……

　　“半糖男”徐航海结婚3年，和妻子是同校不同班的大学同学。婚后第二年，两人在杭州城北买了第二套房子。这时，妻子正式向他提出分居计划，他当时的反应是“一下子就懵了”。最后，徐航海还是同意了妻子的要求，决定先试一试。就这样，妻子什么也没拿，拎了个包，独自进了新家。而后，两人每周聚4天，3天自由活动。对于被定义成“半糖夫妻”，徐航海说，现在状态不错，生活内容也丰富不少，“就当多谈几年恋爱吧。”

　　至于孩子，要不要生？什么时候生？生几个？一堆问题则颇费思量。徐航海的母亲对儿子和“前卫”的媳妇只有一个希望：快生小孩，而且生两个，让家里人丁兴旺—尽管这对“半糖夫妻”还压根没有考虑过孩子的事。而在这个两代人矛盾的焦点问题上，徐航海和妻子都力主“丁克”—英文Double Income No Kids的首字母缩略词，意为“两个人，没小孩的家庭”。但能“丁”多久，他心里却没谱，“我妈就我一个儿子，我能给她断后吗？……不过，现在还是顺其自然好了。”

　　和徐航海不同，李全兴选择将“丁克”进行到底更多考虑的则是经济方面的因素。结婚5年的他至今不要孩子，是因为在结婚后与妻子先后成为了“房奴”、“车奴”，每个月都要向银行还3000多元的贷款。偏爱生活情趣的夫妻俩“痛并快乐着”，只有决定“牺牲”下一代，10年内不改变家庭结构。

　　“丁克家庭的成员一般夫妻双方大多有较高收入，学历构成100%都是大专以上。”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分析。随着社会越来越宽容，每个人的选择越来越宽泛，合理定位适合自己的人生，并努力去完成，也成了很多人的追求。“不要孩子的年轻人可能会增加，但不会成为普遍现象。因为无论从人的动物性来说，还是从人的本性来说，人都是希望有后代的。”樊爱国说。

　　然而，尽管生育观念有回复传统的趋向，仍然不能否认，沿袭了几千年的婚姻观念已变得更加多元化，社会的细胞—家庭正发生着一场重大裂变：丁克家庭、再构家庭、单身家庭等层出不穷。转型中的社会变得宽容了，围城内外人们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减少了，许多人内心却感到更不安全，也觉得永远不能满足，困惑和迷失震荡着的，不仅是婚姻秩序，更是社会秩序。

　　我们的婚恋：被厌倦与被认可的

　　柯云路说，这是一个自由与平等空前发扬的时代，也是一个空前艰难的时代—社会转型仍处于进行时，价值观之多元化将长期持续。对与错，荣与耻，真理与谬误，没有清晰的界限，难以辨识。而对于以个人主义状态生活着的人们来说，最能体现这种艰难的，莫过于婚恋问题。

　　于是我们发现，在告别了“没有物质诱惑、没有利益冲突、没有地位高低，有的只是一腔热血和两颗赤诚之心”的婚恋之后，当代人的婚恋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一，随着择偶标准越来越务实，择偶方式也越来越自主，一项统计表明，在当代人择偶方式的八个选项中，从第一位到第八位的选项依次为：“自由恋爱、自己做主”、“自由恋爱、父母同意”、“无所谓什么方式”、“通过媒人介绍”、“完全由父母包办”、“电视报刊征婚”、“通过婚姻介绍所”、“其它”。其二，性开放从表层走向深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吴鲁平在《1949—1999中国青年婚恋性观念的变动轨迹》一文中指出，青年对性的开放度正表现为性知识、性行为态度、人际性行为三个层次。其三，更注重婚姻的稳定性和质量。对婚姻关系宽容度的增加，正成为人们渴望在婚姻关系中保持自我的独立性、保持婚姻的优良质量的体现。其四，对婚外恋的态度，既表现出极鲜明的传统性，又体现出宽容趋势。

　　婚恋观与婚恋行为多元化的背后，是双重转型带来的急剧变化—由封闭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开放的工业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然带来社会意识和文化的变化，而作为社会观念、文化之一的婚恋观及婚恋文化自然也将随之改变。

　　一方面，物质的丰富使家庭生活质量有了提高，人们有了更多闲暇从事业余生活，也增强了一些功利化心理。另一方面，精神文化改变着全社会的婚恋观念：家庭是作为社会人的个体满足自己“心理—文化”需求的单位，而不是传宗接代的组合；夫妻关系取代了亲子关系，在家庭中居于轴心地位；女性不再是依附、生育的工具，而成为平等的独立个体；人们对新生的婚恋现象态度越来越宽松，大众舆论关注重点发生转移，不再仅仅关注个人隐私，更多的是公众利益。此外，自我意识觉醒带来了人们性意识的觉醒，乃至出现性意识产生低龄化、对性爱质量的追求、婚姻中责任向爱情的转变、在婚姻中个性意识的追求，等等。

　　事实上，与老一辈人相比，现代人显然有着更多的选择空间。如今，婚姻不再是从众行为，结婚与否是个人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调查表明，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当代人也更多了一些理性和冷静。对婚姻，他们充满了浪漫的想象，也能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逐渐地，收入多少、对家务的投入、是否生育等不再受到格外重视，双方更注重的是如何保持亲热，遵守婚姻协议，互相谅解，创造一个舒坦、静逸的安乐窝。

　　此外，不难预见的是，随着转变观念的人的增多，诸如此类的婚恋新内容成分也会越来越大。在不触犯法律、不伤害他人情况下的种种婚恋行为，即使现在得不到理解，也终将得到人们的尊重。“在摒弃一些不良婚恋动机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正确对待这些新现象。”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表示，“当然，它并不会完全代替传统模式，主要的婚姻家庭模式还是传统的，也是我们大多认同的主流婚姻价值观。”

　　然而，这又是怎样的一种价值观？

　　有这样一段故事。16年前，冰心老人曾问作家铁凝：“你有男朋友了吗？”铁凝回答，“还没找呢。”这时90岁的冰心老人劝告她：“你不要找，你要等。” 16年后，50岁的铁凝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如意郎君—华生。“自己从骨子里还是一个相对传统的人，对婚姻的期待比较高，也才总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我宁愿没有，也不要一个凑合的婚姻。婚姻跟人的好坏没关系，好人非常多，但他不适合你，可能你也不适合他，这就是情感的难处。”在经过了多年的等待后，铁凝最终下定决心并做好充分的准备，和相恋多年的爱人一起走进了婚姻殿堂。

　　铁凝没有透露他们相识和相爱的时间，双方都否认了一见钟情。“对相爱的人来说，最根本的就是心灵相通，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契合，这是幸福的前提。”华生说。

　　在此之前，铁凝和华生跟朋友有过一次旅行，在苏州的山塘街—苏州最古老的街，铁凝和华生一起听评弹，听《杜十娘》，也听《太湖美》，但是真正打动他们的，是根据陆游和唐琬的词改编的古曲《钗头凤》。台上一男一女两个艺人，端庄、清雅和凛然，他们的吟唱深切哀婉。两个心怀爱情的中年人，听着陆游和唐琬的爱情绝唱，听到“内心温湿柔润”。

　　也许，婚姻会在流逝的岁月中嬗变，但渴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与稳定，依然会是永恒不变的旋律。这一点，我们无须怀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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