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 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文/张昌华

　　爱家爱国 儒雅谦冲

　　“他的确是蔡孑民先生而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教育家。”教育家傅任敢先生如是说。

　　“他”是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

　　世人知道梅贻琦的已不多了，也难怪，1949年6月梅贻琦代表国民党政府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会议后， 如泥牛入海。他先在美国管理“清华基金”，1955年赴台，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至 1962年病殁台北。

　　“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今常州)，生于天津，远祖梅殷是朱元璋的驸马，受命驻 防天津，梅家从此成为津门望族。诗书传家，梅贻琦的父亲梅臣中过秀才。清末，家道中落。梅贻琦1904年入南开学堂， 因品学兼优，颇得张伯苓赏识。1908年被保送保定高等学堂。次年，以第六名优秀成绩被录取为第一批庚款留学生，放洋 ，赴美国吴士脱工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1914年毕业后回国，不久应清华邀约回母校执教。此后，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 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 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一位西哲说：“教育的出发点就是爱。”

　　梅贻琦爱家。

　　梅贻琦有姐弟多人，儿时每人都有一个奶妈。可是等到幺弟贻宝出世时，家已日暮途穷，奶妈都辞了。10岁的梅贻 琦当了婴儿贻宝的“奶妈”，每日必做的功课是喂弟弟奶糕，照料弟弟。放洋期间，梅贻琦从牙缝中抠出十元五元，不时寄回 家中济穷，助弟弟们上学。回国后他供职清华，说媒提亲者踏破门槛，面对三个弟弟读中学，特别是见到二弟贻瑞因无钱中断 学业，他很难过，为赡养父母，帮助弟弟们上学，他决计不考虑自己的婚姻。直到30岁时才与韩咏华结婚。弟弟们上中学、 大学的费用全部由他一人负担。即是婚后，他还把每月的薪水分成三份，赡养父母，助弟弟们上学，自己的小家仅留三分之一 。梅贻琦逝世后，幺弟梅贻宝(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含泪回忆说：“五哥长我11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

　　梅贻琦爱国。

　　早在1927年，他对清华游美预备部毕业班作临别赠言时，意味深长地说：“赠别的话，不宜太多，所以吾最后只 要劝诸君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1931年，他在出任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 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当然，他认为“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 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次年，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他沉痛地 说，那是“国难追悼会”。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民众，将群起而图之”，他信心十足：“东北 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 出一盘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即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梅贻琦向以讷于言而敏于行称著，更以言必行，行必果而名世。由于他身居清华校长的特殊位置，对学生运动是十分 敏感的。20世纪40年代末的清华中共地下党干部白祖诚回忆说：“……在那两年中，以梅贻琦校长和诸士荃训导长等主持 的校务当局，始终基本上没有干涉、限制过学运和学生的活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共清华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陶瀛孙 回忆说：“梅贻琦比较明智，捐十元大洋做活动经费(指中共地下党活动)。”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曾积极提倡师生为抗 战工作而努力”。在清华校友通讯上，他发表过两篇《抗战期中的清华》，在报告校务的字里行间充满爱国激情。1938年 春，国民党政府发动训练机械化部队，梅贻琦倡导机械系二、三、四年级学生参加交辎学校受训，毕业后分赴各地工作。19 39年，抗战部队急需电讯人才，他就在电机系专设电讯专修科，为抗战服务。1943年盟军来华征集译员，随军上前线， 那是很危险的。梅率先垂范，支持正在二年级(本不属应征对象)就读的儿子梅祖彦弃笔从戎参加远征军，二女儿梅祖彤也参 加了战地医疗队。

　　受梅贻琦的影响、熏陶，儿子梅祖彦在部队服务三年后，赴美留学。1949年毕业于梅贻琦的母校吴士脱工业大学 并在美工作。1954年梅祖彦毅然回到大陆，为新中国服务。此举是得到梅贻琦的默许而成行的。梅贻琦听说儿子“回到清 华母校任教感到快慰”。梅贻琦故去后，夫人韩咏华于1977年也落叶归根回到大陆安度晚年。政府给予优厚待遇，安排她 为全国政协第四届特邀委员。

　　梅贻琦儒雅、谦和。他虽工科出身，但喜爱音乐、书画和诗词，又通晓四书五经、史地和社会科学，洞悉人性的隐微 。人称他是“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温，对人和颜悦色。如遇工作中问题，他总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得到回 答后，如果他同意，便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则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为好，或说我看如果那样办会如何如何， 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疾言厉色。

　　1940年9月，西南联大的清华师生为他举行公祝会，纪念他为清华服务25周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他一块“ 育材兴邦”匾额，他的美国母校吴士脱工业大学授他名誉工程博士学位。面对朋友、同仁道贺，他在答辞中说：“方才听了几 位先生以个人为题目，说了不少夸奖的话，自己不敢说他们的话是错的，因为无论哪个人总有一些长处，但也必有他的短处， 只是诸位不肯说这个人的短处罢了。仔细想来，或许诸位因为爱清华的缘故，爱屋及乌，所以对于这个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称 扬的话语；就是吴士脱工业大学赠给个人的名誉学位，也是因为他们敬重清华，所以对于这个学校的校长，做一种奖励的表示 。”他在“教育部”任内，一所新大厦落成，僚属请他立碑纪念，并举行仪式。可梅贻琦只在签呈上画了个图，标明尺寸，要 求在新厦墙上加一碑石记上兴工、竣工日期即可，其他都不要。晚年有人要为他设立“梅月涵奖学金”，他执意不肯。这些， 都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

　　生斯长斯 吾爱吾庐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他说：“学校 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1931年底，他出任清华校长，可称得上受命于危难之时。自罗家伦于1930年离职(当属被逐)后，清华长时 期没有合适的校长人选，连续空缺了11个月，不断易人，反复被逐。国民党政府只好令在任“留美学生监督”的梅贻琦出山 。梅贻琦感到荣幸、快慰，但又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虽一再请辞，终未获准，遂赴任。他在《就职演说》中有极为中肯的表白 ：“(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称尽自己的心力，为清 华谋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他借此提出一句关于大学教育的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即是典型一例。

　　在治校方面，梅贻琦倡导“吾从众”的民主作风。他以京剧中的“王帽”自喻，把主戏让别人唱，并说“那是自己运 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与有荣焉’而已。”大家都说他是个只知有事，不知有“我”的人。他博采众议，无为而治 。但又择善固执。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 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显然，他的这一办学方针是与国民政府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相 悖的，但他一意坚持唯实，不唯上。他还强调对学生的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 何做人。”

　　八年的西南联大主要校务工作是由梅贻琦负责的(另有南开的张伯苓和北大的蒋梦麟)。从《梅贻琦日记》(194 1—1946)中，可以看到在国难当头、校务繁重、生活艰苦的环境下，梅贻琦呕心沥血，才创造出联大“筚路蓝缕，弦歌 不辍”的局面。

　　1940年9月，梅贻琦的美国母校邀请他参加校庆，并颁他荣誉博士学位，他丢不下艰难竭蹶中的联大，没有前往 。他的胸怀是宽广的。为渡危艰，当时清华的教师组织“清华服务社”，通过为社会服务取得一些报酬，以改善教职员生活。 梅贻琦将该社所获的利润，让西南联大全体同仁分享，每人多发一个月的酬薪，深得大家的拥戴。

　　1948年时局发生变化，是年底梅贻琦与一些名教授被当局接到南京。12月22日国民政府要梅贻琦出任教育部 长，梅坚辞。据当时一起同行的张起钧教授回忆，梅贻琦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地表示：他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 ，只身南来，深感惭愧，怎好跑出来做官？这“表现了学人的风格，树立了师德的典范。”“不愧是个‘人物’。”

　　身为校长的梅贻琦，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对“清华基金”，他更视为命根子。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 这笔基金。叶公超每到纽约都去看他，劝他回台，把清华的这笔钱用到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 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因他不愿用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因此，台湾有人骂 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终于找到“更好的用法”，他到台后，把这笔款子用在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 新竹清华大学上。

　　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在他病桌旁始终有只从不离身的手提包。在梅贻琦去世后，夫人韩咏华 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者无不动容。

　　梅贻琦爱庐，亦爱庐内的同仁、朋友。

　　闻一多被害，令他悲愤欲绝。“日间披阅两校公事颇忙。夕五点余潘太太跑入告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消息，惊愕不 知所谓。盖日来情形极不佳，此类事可能继李后再出现，而一多近来之行动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可竟实现；而察其当时 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其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急寻世昌使往闻家照料，请勉仲往 警备司令部，要其注意其他同仁安全……”

　　梅贻琦为防止类似惨案发生，旋将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和张奚若安排到美驻昆明领事馆避险。他一面妥善安排闻 一多的善后，一面向当局交涉追查凶手，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特务的罪行。

　　潘光旦是清华的教务长，梅贻琦的老同事、老朋友。1936年2月29日，警察局到清华大搜捕，逮捕数十位无辜 的同学。学生们误认为是潘光旦向当局提供的名单，围攻潘。潘是残疾人，一只腿，双拐被丢在地，只能用一只腿保持身体平 衡。梅贻琦觉得他是一校之长，不能让朋友代己受过。他挺身说：“你们要打人，来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 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他对情绪激动的同学们说：“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出了事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 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我只好抱歉地给了他们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是 不大准确的。……你们还要逞强逞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 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吴晗教授思想活跃，当局曾令清华解聘吴晗。梅贻琦一面拒绝，一面悄悄地通知吴晗离去。

　　梅贻琦爱生如子。他说：“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

　　国难当头，学生运动迭起。梅贻琦完全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热忱。他以超人的冷静维持稳定局面。学生进城游行后 ，梅贻琦派卡车把同学接回。对当局逮捕、开除学生，他总想方设法予以保护。或通知可能要遭逮捕的学生立即离校。一次为 掩护郭德远同学脱险，甚至同意把他藏在自己的汽车里偷运出去(未实施)。有学生被逮捕，他总费尽周折去保释。学生们也 很体谅梅贻琦，每要闹学潮时，又怕影响梅校长的地位，总要先贴出拥戴梅校长的大标语。对梅贻琦与警察局周旋呵护学生的 行迹，学生们模仿梅校长的口吻，编了一首顺口溜：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传闻可能有什么，恐怕仿佛不见得。

　　尽管他自己很节俭，但对穷困、病难的学生，梅贻琦总是慷慨解囊，予以济助。学生林公侠在香港中风，贫病交加， 梅贻琦闻讯，从美国汇一笔“数目巨大”的款子，帮他渡过了难关，并勉励他：“好好养病，保留此身，将来为国家出力。”

　　梅贻琦在1941年曾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是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 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 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梅贻琦以他的智慧 、务实精神和果断的态度，在那非常的岁月，保存了清华的元气，实现了他的理想。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梅贻琦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除了他的“勤政”之外，“廉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俭德的口碑极隆。

　　他在《就职演说》中第一个便谈经济问题。“力图撙节与经济”是他用公家钱奉行的原则。他长清华后“删繁就简” ，尽量减少办事机构，裁减冗杂人员，多次表示：“当此国难严重时期，各事更应力求节省，期以最廉之代价，求得最高之效 率。”

　　最可贵的是身教。梅贻琦一到任，住进清华园甲所(校长宅)，便放弃传统的校长特权：家里用工的薪金、电话费， 以及学校免费提供的两吨煤，全部自付。他认为：“虽是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

　　西南联大岁月，他与普通教授一样租用的是民房，窄小，两把硬椅子放在阶台上算是客厅。学校配给他一部小车，当 物价飞涨时，他毅然封存了汽车，辞退了司机，安步当车。外出应酬，则以人力车代步。那时，他是知名大学校长，官场应酬 多，对某些奢华的宴请之感慨，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座中有何本初县长及吕专员、黄参谋主任。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 未免太靡费尔。”(1941.6.11)“晚，×××请客，在其办公处，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饮食之余，不觉 内愧。”(1941.10.13)在现存的清华档案中，还存有梅贻琦当年用废纸头起草的公函、报告提纲等原稿。

　　某年，他与罗常培、郑天挺到成都办事，准备由昆明回重庆。学校本为他买好机票，后他见有邮政汽车可乘，立即退 了机票，改乘邮车。虽在途中多遭了一天的罪，但为公家节省了二百多元。

　　1943年当他获知老母去世后十分悲痛。原定当天下午由他主持联大常委会，同人建议暂不开，他仍坚持照常：“ 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1943.3.4)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盖当兹乱离之世，人多救生之不暇， 何暇哀死者，故近亲至友之外，皆不必通知。……故吾于校事亦不拟请假，惟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亲之灵鉴，而以告慰耳。”

　　西南联大有时为职工谋一点福利，由他主持制定的校规却明令“没有三位常委的份”(其时，蒋梦麟、张伯苓另有兼 职)。“还有一次，教育部给了些补助金，补助联大的学生，我们当时有四个子女在联大读书，月涵都不让领取补助金。”他 们家的生活极为艰苦，“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点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为了补贴家用，夫人 韩咏华与教授夫人们一道绣围巾、做帽子上街去卖。后来与潘光旦、袁复礼夫人组成“互助组”，自制一种上海点心，取名“ 定胜糕”(抗战一定胜利)，由韩咏华跑到很远的冠生园食品店寄售，来回要一个半小时。夫人又舍不得穿袜子，光着脚穿皮 鞋，把脚都磨破了。

　　夫人韩咏华参加昆明女青年会活动，与名流龙云夫人、缪云台夫人在一起。活动时大家轮流备饭。一次轮到梅家，家 里没有钱，夫人就上街摆个小地摊，出卖子女们小时候的衣服、毛线编结物，卖了10元钱待客……校长夫人摆地摊卖糕被人 认了出来，一时成为美谈。

　　固穷守节。1951年，梅贻琦主持清华纽约办事处，只有一间办公室，只聘一位半时助理，自己给自己定薪每月3 00元。后台湾当局有令，要他把薪水改为1500元。梅贻琦不肯，“以前的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他原住一 通常公寓，为了给公家省钱“搬进一个很不像样的住处”，“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

　　1955年，梅贻琦到台，却把夫人留在美国。他在台挣的台币，根本无法照顾夫人生活，夫人不得不自谋生计，在 衣帽厂做工，到首饰店站柜台，去医院做护理照料盲童，从62岁一直干到66岁。生活拮据，有时靠在洛杉矶的大女儿梅祖 彬业余帮研究生打论文稿赚五块十块贴补家用。而某年，梅贻琦回台参加一次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会议给他一笔津贴，他 却将钱全部为“清华驻美办事处”买了书。真是君子忧道不忧贫。

　　梅贻琦做人外圆内方。

　　圆，对人谦冲、诚笃、公正。他有浓厚的民主作风，有对事不对人的雅量。叶公超评价他：“慢、稳、刚”。该刚的 时候，他则刚。他与秘书有约定，凡是求情的信件，不必呈阅，不必答复，“专档收藏了事”。抗战前的清华总务长，是梅贻 琦的好友。他是位有声望而干练的“回国学人”。一次，那位总务长要求梅贻琦聘他为教授，以“重”视听。梅认为行政人员 与教授职司不同，不可混为一谈。他不同意，结果那位总务长拂袖而去。梅终不为友情所动，显示他择善固执，“刚”的一面 。

　　有一则趣事。据清华毕业生孔令仁回忆：西南联大办了一个附中，由于教学质量高，昆明市民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到 这所学校去读书。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龙国璧，梅贻琦的小女儿梅祖芬都想转到附中，同时报考了这所学校。龙国璧没有考 上。联大创立时，龙云曾给予许多支持，这次他的女儿没被录取，十分生气，认为梅贻琦太不给面子，就派他的秘书长到梅贻 琦处疏通。但秘书长踌躇不动，龙云生气地问他“你还站着干什么？”秘书长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 录取。”龙云这才不气了，对梅更加敬佩。

　　梅贻琦生病住院，台湾当局不予开支各项费用。“其间医药丧葬，都承若干若干知不详说不尽的先生们、朋友们关怀 维护。”人们之所以如此厚爱他，不止是他潇洒的“两袖清风”，还有那铮铮的“一身正气”。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说：“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 、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梅贻琦曾亲自为清华校刊题写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他以毕生的实践，躬行了清华的校训，弘扬了清华精神。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