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序经与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是广东的第一所大学，也是基督教会在广东的最高学府，对广东的影响力是十分深远的。从1948年陈序 经出任岭南大学代校长一职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后虽然只有4年时间，但这短暂的4年却是岭南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 峰。陈序经不仅邀请到一批国内知名学者来校任教，而且在动荡的环境中很好地解决了经费问题，成功地改革了学校的行政管 理，使岭南大学迅速从抗战的波折中恢复元气，成为当时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

　　□文/谈火生

　　陈序经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晚年的陈序经曾经不无自豪地追忆，是他引发了中国20世纪三四十 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三次大讨论：中西文化论战、乡村建设问题论争和关于大学发展规划的论争。陈序经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曾 先后担任过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等校的领导职务，我们这里追溯的是他在岭南大学时期的这 一段经历。

　　岭南大学是广东的第一所大学，也是基督教会在广东的最高学府，对广东的影响力是十分深远的。从1948年陈序 经出任岭南大学代校长一职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后虽然只有4年时间，但这短暂的4年却是岭南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 峰。陈序经不仅邀请到一批国内知名学者来校任教，而且在动荡的环境中很好地解决了经费问题，成功地改革了学校的行政管 理，使岭南大学迅速从抗战的波折中恢复元气，成为当时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

　　与岭南大学的早期渊源

　　陈序经，字怀民，1903年9月1日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的一个华侨之家，早年曾随父两度侨居新加坡。1920 年，17岁的陈序经凭借优异的成绩直接入读岭南大学附中三年级，在这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1922年夏，他考入上海沪 江大学生物学系，这是一所基督教浸信会的教会大学。两年以后，学校要求他受洗礼入教，陈序经拒绝了。他转学到了上海复 旦大学，改读社会科学。1925年夏，陈序经从

　　这年8月，他登上前往美国的邮轮，来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主修政治学，副修社会学，并于1928 年取得博士学位。在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钟荣光的盛情邀请之下，陈序经到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助理教授。一年后，陈序经的 父亲要他再去欧洲留学五年，他父亲说：“留学的费用，早已准备，这是留给你用的，用于打好学问基础，你应再读数年书， 否则将来想再读也不可得。”他的父亲是一位只进过半年私塾的商人，却有如此高瞻远瞩的见地。

　　在父亲的坚持下，陈序经前往德国留学，研究欧洲的政治、哲学和文化。1931年，陈序经回到广州，继续在岭南 大学任教。1933年，陈序经的父亲去世，于是他答应了南开大学的邀请，于1934年夏前往南开任教。陈序经与岭南大 学的第二次结缘就这样暂时结束了。

　　也正是在这短暂的三年里，陈序经引发了当时轰动整个中国思想界的中西文化论战。1933年底，针对广东省当局 泛扬复古祭孔的趋势，当时还是助理教授的陈序经应邀到中山大学作了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他开宗明义地提出： “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想着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从文化着手。”他坚决反对复古 派和折中派的立场，并主张中国文化要彻底的西化。陈序经这一振聋发聩的主张引发了一场自五四以来最激烈的大论战。19 34年1月15日、16日，广州的《民国日报》现代青年栏连续两天刊载其演讲，谢扶雅、张磐、陈安仁、穆超等人立即先 后著文予以反对，双方以《民国日报》青年栏为阵地，各抒己见。为了系统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陈序经于1934年在商务 印书馆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据张佛泉回忆，陈序经这位当年的文化健将在论战中“非常之认真，凡他认为稍与他 不同的，他全不肯马马虎虎收为同志”，即使是胡适这位同样很有名的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也觉得他“还不够彻底”，不予 认可。

　　陈序经北上南开后，这一论战仍未平息，且向广州之外蔓延，《文化建设》、《独立评论》等杂志先后加入，发表大 量文章，对全盘西化论加以检讨。1935年成为讨论最为热闹的一年。即使是随后爆发的抗日战争也没能中断这场讨论，1 941年前后又形成一个小高潮。

　　执掌岭大

　　1934年夏，陈序经来到当时还是私立的南开大学，任职经济研究所，颇受校长张伯苓的器重。据端木正回忆，当 年他曾问陈序经：“你一个年轻的广东教授，怎么到了天津南开大学会受到张伯苓老校长的重用？”陈序经告诉他，有一次南 开经费困难，需要赶紧借一笔钱。陈序经向天津几家银行的朋友打了一通电话，钱就借来了。张伯苓问陈，你用什么担保？陈 序经说，没有担保，靠朋友交情。张伯苓又惊又喜：“办私立大学要靠两桩本事，一要能找钱，二要能找人，现在你都能做得 到了。”当然，张伯苓器重陈序经还有一个原因：他不仅办事能力很强，而且认真负责。我们可以从他日常的时间安排中体会 一二，陈序经自己有一段自述：“抗战期间，尽管日寇炸得厉害，但对我个人写作影响不大，我每天早4:30左右就起来写 到7点钟。吃完早餐往往即来警报，每日约有两个半钟头的写作，积之既久也写了不少，共计抗战时期写了三百万言。”据其 女陈云仙回忆，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临终前两个半月。

　　卢沟桥事变后仅5天，日本军队进攻天津。1937年7月底，南开大学受到炮击并遭洗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 南开大学决定合并，先是迁到长沙，后转赴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序经任法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抗战胜利后， 南开大学回迁天津，并于1946年成为国立大学。这时陈序经身兼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和政治经济学院院长三职，加之 张伯苓到美国治病，他的教学行政工作非常繁重。

　　战后的岭南大学百废待兴，经费极度紧张，但当时的校长李应林坚持岭南大学私立办校的优秀传统，坚决不接受政府 拨款。1947年，学校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轨，李应林因患严重的糖尿病与肾病，向校董会提出书面辞职。校董会专门成立了 “继任校长提名委员会”，考虑继任人选。

　　此时的陈序经因家事返穗，又经香港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时，他就听人说岭南大学要他去当校长，他认为那只是小道 消息，并未当真。1948年5月，他乘飞机到达香港时，岭南大学校董会和同学会有很多人在机场迎接他，从香港回到广州 后，他收到岭南大学董事会的正式邀请。但陈序经并无意就任这个校长的职位，因为他实在舍不得对他如此器重的张伯苓校长 。他回到南开的当天就面见张伯苓，希望张校长能够代他向岭南大学发一份电报，坚决推辞去岭南大学任职。当时，张伯苓没 有对此事发表意见，两天后，他来到陈序经家中，对陈序经说：“岭南大学的问题，你应考虑考虑，不必坚辞。”这让陈序经 大感意外，但也促使他认真地考虑去与留的问题。最终，他选择了就任。他的选择除了他曾与岭南有旧缘以外，也与他关于大 学的发展思路有关。

　　不过几个月(1947年9月)前，陈序经刚刚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问题的争论。这次争论的触媒是时任北京大学校 长的胡适于9月8日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在该文中，胡适提出一个“十年计划 ”，设想由国家出资重点扶持五所大学，使之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五所大学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 与浙江大学。陈序经对这一计划大为不满，第二天就撰文批评胡适，认为胡适凭着“一点偏私”感情的作用，随意提出重点建 设五所国立大学的建议，虽然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但这仅仅代表政府的言论而非社会的公论。他公开指出：“若说胡先生这 个计划，曾得了蒋主席、张院长(张群)以至朱部长(教育部长朱家骅)的赞同，而遂可以谓为公论，这也是一个错误”。他 对胡适借政府的权势来抬高自身计划的地位尤为不满，他说：“专仰政府的鼻息，以讲求学术独立，从学术的立场来看，是一 件致命的事情”。

　　在这场争论中，陈序经关于大学发展思路的思考可以看作他选择岭大的思想基础。第一，他对于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 问题的思考。陈序经学习过的学校都是私立大学，他自然对相对独立的私立大学颇有好感。他大声疾呼：“我们不要忘记，在 我国大学的发展史上，尤其是早期的发展史上，私立大学，在学术上，在教育上，贡献很大。”他在《公论耶私论耶》一文中 还针对当时大学教育的实际，无所避忌地指出：“国立大学，固可以成为政治上的党派人物所利用，而不得其公，国立大学也 可以成为教育上的学阀所利用，而不得其公。”而当时的一些国立大学受到政府的控制，无论是学校行政还是研究工作，都免 不了受到教育部人事更改的影响，这对于学术的独立发展是不利的；第二，他对中国各地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感到忧虑。他在 《论学术发展的计划》中说“我国大学教育，一向集中于平、津、沪数个地方，这本来就不很合理。抗战时期，虽有数个新立 大学或内迁大学在西北与西南各处，可是战后内迁，……结果是大学教育集中于这些地方。从地域方面看起来，这是一种畸形 的发展”。

　　陈序经愿意离开国立的南开，去私立的岭南大学，很重要的原因是有感于中国高等教育南北发展不平衡，他希望地处 华南的广东能够有一所国内一流的高等学府，而岭南大学“虽然是一个基督教大学，然而它对学术的发展上，并没有宗派之分 ，而却很注重于自由讨论的精神”，这一特点正好符合陈序经的办学理念。

　　多方延揽人才

　　1948年8月1日，陈序经正式出任岭南大学代理校长，他要在这里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按照自己的办学 理念来改造岭大，提升岭大。在首次全校公开讲话中，他就强调：“提倡学术是我们努力的起点。”他认为一所大学学术水平 的提高，关键在于拥有一批一流的专家学者。他在接受岭南大学的聘任后，就开始制订招揽知名专家教授的计划。

　　此时的岭南大学还在进行抗战后的复原工作，各学科的专家学者不足，学校的学术风气不浓。如文学院各系师资缺乏 ，研究力量是全校各学院中最薄弱的，陈序经引进人才的计划就从这里开始了。

　　陈序经到岭大仅一个月，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就来到岭南大学任教。王力是法国巴黎大学文 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教授，但他在中山大学的薪水只有一百多元，而陈序经给王力的薪水有四百多元，每个月还有特别津贴 。王力的加入标志着陈序经狠抓师资、引进著名专家学者的开始。

　　当时北方政局动荡，陈序经瞅准了这个机会，亲自出面到平、津地区的高校中邀请各学科知名学者到岭南大学任教。 陈序经最引人注目的动作是引进了当时国民政府要召去台湾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和著名数学家姜立夫。

　　1948年底，陈寅恪一家从北平来到上海，他想到了岭南大学，于是写信给陈序经，希望能来岭南大学，陈序经马 上答应下来。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乘船到达广州，陈序经派出一位与陈寅恪一家熟识的得力秘书卢华焕前往迎接， 这让陈寅恪感到十分温馨和充满亲情，也看出陈序经的一片苦心。次日，岭南大学学报就以《为国家教育人才 文院添聘教 授多位》为题报道了陈寅恪来到岭南大学任教的消息，轰动一时。但故事到此并未结束，更感人的在后面。陈寅恪来到岭南大 学后，陈序经经常到陈寅恪家里嘘寒问暖，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他组织医学院的专家定期对陈寅恪进行身体检查，希望能够医 治陈寅恪失明的双眼。1950年，由于受到土地改革运动的冲击，陈寅恪的妻子唐带着女儿突然去香港，陈序经为了稳住陈 寅恪，亲自到香港找了一个多月，最后在一个旅馆找到唐，并陪同她们回到广州。陈序经的身体力行将他的一句口头禅——我 是为教授服务的——诠释得淋漓尽致。

　　邀请姜立夫则颇费了一番周折。姜立夫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归国后，历任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 究所所长等职多年，为当时中国数学界的著名教授。1948年底，姜立夫本人迫于形势已将他的数学研究所搬到了台湾，在 台湾一住就是半年。但是，姜立夫本人并不愿意留在台湾，陈序经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写信邀请姜立夫回大陆，并且作了一 系列的精心安排。1949年7月，姜立夫借口向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汇报离开台湾来到广州，途经香港时与陈序经会面，陈序 经邀请姜立夫来岭南大学任教，姜立夫随后佯称病急将家属接回大陆。这样，自认“一不懂广东话，二不信基督教，和岭南环 境不相宜”的姜立夫就留在了岭南大学。原来数学方面较弱的岭南大学理工学院，由于姜立夫的到来，于当年成立数学系，姜 立夫任系主任。

　　经过一年的努力，陈序经还请到了容庚、梁方仲、吴大业、张纯明、李祁等到文学院；测绘学家陈永龄，曾任西南联 大土木工程系主任的陶葆楷、桂铭敬到理工学院；病理学专家秦光煜、放射学专家谢志光、眼科专家陈耀真、毛文书夫妇到医 学院。这批教授都是国内各学科一流的专家，阵容之强大令人瞩目。另一方面，陈序经还请到从国外留学回国的学者教育学家 汪德亮、经济学家王正宪和其夫人数学家潘孝瑞、法学博士端木正、电子学家林为干、政治学家钟一均、生物学家廖祥华等人 。他们的到来使岭南大学一跃成为国内一流大学。

　　陈序经上任不久就能够聘请到如此众多的著名学者，除了当时北方政局动荡这一客观条件和陈序经的主观努力外，他 的人格魅力是一个重要因素。陈序经一生秉持父训：一不为官，二不做生意，三不追逐名利。一生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对从政 也没有兴趣。1945年8月，陈序经从美国讲学回到国内，在一次酒筵上，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主动请他出任泰国大使 ，陈序经以“矢志教育不改行”予以推辞。

　　1941年前后，国民党想加强对西南联大的统治，便通令做院长的都要参加国民党。陈序经的回答是：教育部不任 用非国民党员当法商学院院长，那么撤我的职好了，我宁可被撤职不当院长，也不参加国民党，但我不会自动辞去院长职务。

　　这件事当时在西南联大影响很大，都是时人熟知的故事。而他对大学教育的真知灼见和他的为人，在1948年这个 特殊的时期更是让这些大学者们颇为心动。陈序经的真诚和气度给和他打过交道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在他任西南联大法 商学院院长时，法律系主任燕树棠生活困难，只好亲自当街摆卖家私杂物。陈序经知道后，给燕树棠送钱，并且打躬作揖恳求 燕树棠“以后不要当街摆卖了，没有钱可以告诉我一声”。

　　教授治校

　　陈序经在岭南大学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实行教授治校。不光是将这些大教授们请到岭大，而且要让他们成为岭 大的主人。所谓教授治校，就是要让教授们充分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在决策的过程中要充分征求各院系主要负责人的意见 ，最终通过民主的方法审议各种议案。陈序经还曾说过，校长应在教授中选举产生，要兼任不要专任，期满了可以回去做自己 的学问。所以他说他自己的头衔是教授兼校长。这样，由校长、教务长、各学院院长组成的学校最高决策机构——校务会议— —其实是一个教授会议，是由他们而不是行政官僚来决定学校的事务。

　　其实，教授治校不是陈序经的发明，国外的大学早已采用这种方式，在当时国内的大学中，以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 学和梅贻琦任校长的清华大学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实行教授治校。在陈序经来岭大之前，岭南大学也有召开教务会议的传统 ，由校长、教务长等参加，但教务会议与教授治校的原则还是有相当的距离。教务会议的讨论没有教授的参与，教务会议记录 一般也不公布。经陈序经改革后的校务会议与原来的教务会议虽然只相差一字，但精神很不一样。校务会议包括了教务会议的 内容，而且还引进了教授参与决策，每次会议的记录在最新的岭南大学学报上刊登，让全校师生及时了解学校的行政管理。

　　在陈序经看来：“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学术的发展，必须能自由发表意见，自由参加讨论，这样做去，才 能发明新学理，新事物。”因此，校方不应该对教授们的教学和研究指手画脚，而应让他们有自主权。据陈序经之子陈其津回 忆，陈序经对于教授们如何治学、如何教学，总是予以充分支持。他当校长，从来不到教室去听教授讲课，不去检查他们的教 学，教授们讲什么内容，怎样讲法，他也不去干预。因为每位教授在他决定下聘书时，已经相信他的教学水平，如果不相信他 ，就不会请他。这样才真正体现了学术自由。有学术自由才有学术繁荣。这样，教授们往往讲的是自己研究的心得成果，而不 是千篇一律的统编教材，照本宣科。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他就要说明：“前人讲过的，我不讲；今人讲 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序经是从西南联大过来的，他当然知道联大的这些典故。他甚至不无极端地说：“学术分门别类，各有专业，欲求 学术进步，必先使研究者有充分时间去钻研业务和独立思考。一个科学工作者，可能有时候被人看成想入非非者，他与政治以 至现实生活，可能完全没有关系，甚至可能一生想不出也做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但假使没有优容雅量和科学预见，学术就很 难有显著的进步，很难有崭新的发展。”

　　系所调整 凸显地域特色

　　早在1947年就大学发展规划问题和胡适展开论战时，陈序经就指出：集全国之力重点发展五个十个一流大学的想 法是不切合中国实际的，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和大学发展实际的做法应该是重点培植各大学有成绩的院系或科目、重视各大学在 地域上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学术的研究，往往与特殊的地域，有密切的关系。比方，西北考古的工作，最好是在西北的大学 中发展。西南民族的研究，最好是在西南的大学推动。又如研究广东各种方言，以至研究中国之于南洋或中国之于西洋的关系 与海道的交通，最好是由在广东或福建的大学去负担这种工作。”

　　其实，这并非陈序经一时的心血来潮。早在他从美国留学归国之初，执教岭南大学之时，陈序经就十分关注沿海地区 民问题的研究。所谓民是指以船舶为家的水上居民，据考证，水居民是唐以后才有的，中国只有广东、广西和福建三省有民。 据陈其津回忆，其父在执教岭大期间发起成立了岭南社会研究所，并于1934年撰写了《沙南民调查报告》。其后，在细致 解读历史文献的基础上，陈序经坚持不懈地到沿海地区对民进行实地考察，终于在1946年出版了《民的研究》，至今这部 出版于60年前的著作仍是民研究的必读书目。同样是在30年代，陈序经就开始关注东南亚历史的研究，至50年代，他终 于写出了八本东南亚古史研究，其地位至今无人能替代。

　　1948年，当他执掌岭大后，他终于有机会将自己的设想付诸实践了。他结合广东的地域特点，增设了一些院系和 研究机构。岭南大学文学院原设有商学经济系。广州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商业发达，所以选读该系的达三百人，人数为学校各 系之冠。为了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学校决定把商学经济系扩充为商学院，开设经济、商业管理、银行学三个系。

　　岭大的西南社会调查所原是鉴于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特殊性而设立的研究机构，抗战期间，该所工作停顿。陈序经主 持校务后，十分注重与地域特点相关的研究工作，恢复该所研究工作，并补充设备，扩大组织，将该所扩充为“岭南大学西南 社会经济研究所”，进行有关西南社会经济的专题研究，辑校有关西南社会经济的文献，翻译有关著作，绘制有关图表及模型 ，并从事西南物产资源、西南农村社会经济、土地制度、物价、工商等方面的调查工作。该所扩充后，短短一年内就出版了《 三水民调查》、 《干栏——西南原始住宅的研究》、 《南洋与中国》等一批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在陈序经到任后的一年间，岭南大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师资设备逐步完善，学术水平显著提高，而且招生人数 也有大幅增长。为了使岭南大学逐渐具全国性与国际性，还扩大了向平、津、沪及外省其他地区的招生人数，使岭南大学成为 立足岭南面向全国的大学。1948年第二学期，全校学生共1430名，为岭南大学历史之最，比1947年增加376人 。岭南大学在陈序经的领导下，正朝着国内一流大学的方向迈进。

　　在陈序经任职将满一年之际，岭南大学美国基金会的负责人富伦向基金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对陈序经的工作予以了高 度的评价。

　　困惑的晚年

　　1952年4月，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开始了，所有的教会大学都相继合并到各公立学校中。岭南大学的调整结果是： 岭南大学文学院并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工学院并入华南工学院，农学院并入华南农学院，医学院并入中山医学院。这样，始 创于1888年，有近70年历史的岭南大学被一拆为四。院系调整后的陈序经只担任中山大学专任教授。1956年11月 ，陈序经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

　　1962年，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暨南大学校长的陶铸由于政务繁忙，想请陈序经出任暨大校长。陈序经虽 然一再推辞，但终于经不住陶铸的一再恳请，答应出任暨南大学校长。

　　暨南大学是1958年9月新成立的一所面向华侨和港澳学生的大学，基础比较薄弱。陈序经上任后一心希望能在晚 年尽力把暨南大学办成一所面对海外华侨学子的一流大学。但1964年他被调到天津，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据陈序经之女陈 云仙回忆，1964年9月来津上任，陈序经几次同她谈到这次调动：“我来南开，南开已有六位校长，我来就有七位校长， 依我所见，似乎没有必要再增加了。”其实，真实的原因是他到暨南大学后凭着他长期以来的人脉关系请来很多教授，他对南 方知识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人说他在和党争夺知识分子，在知识界与党抗衡。这种莫须有的猜测粉碎了陈序经晚年的梦想 。

　　1966年“文革”开始，12月，陈序经被造反派揪出来批判，他因担任过岭南大学校长而被指控为“里通外国” 、“美帝文化特务”、“国际间谍”。随后陈序经与妻子被赶出南开大学原来的套房，搬到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地下室中。仅 两个月后的1967年2月16日，陈序经就因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终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