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已死

　　-本刊记者/汤涌

　　我在追悼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死了，他的名字叫“恶搞”。在他向xx总局、名导演、撒谎者、热爱暴力的城管队员 开火的时候，他曾经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一网友博客

　　恶搞死了。短短几年中，它从草根精英到庙堂精英的讽刺，转变成普通人对普通人的集体暴力，它死了。

　　“恶搞“一词来自日本(KUSO)，意思是可恶，或者粪便。这是一个动漫界的词汇，意思是带滑稽色彩的模仿和 发挥。尽管该词来自日本，恶搞却在各个国家都存在。

　　美国的许多电影，都恶搞了其他的电影，比如《反斗神鹰》系列，从头到尾都在恶搞好莱坞大片的俗套(甚至连《卡 萨布兰卡》和《星球大战》也没放过)，片中的萨达姆出现时，就拿起了激光剑，突然变成星战口音。

　　中国古代也有恶搞，清朝文学家袁枚就曾经记录他的朋友恶搞《诗经》，模仿《采采》写了一篇《点点蜡烛》：“点 点蜡烛，薄言点之。点点蜡烛，薄言剪之。”后面还煞有介事地加注：“剪，把蜡烛捻儿剪短点。”这种“恶搞”一般无伤大 雅，是讽刺一些学者做学问的呆板无趣。

　　这种无伤大雅讽刺权威的传统在网络上迅速消失：有趣——无聊——暴力。恶搞行为在短短的几年当中，走完了生命 的全程。突破底线的那一刻，恶搞已死，更为致命的是，恶搞曾经具有的优秀精神不复存在。

　　《馒头》和恶搞的开始

　　在21世纪，这个舶来词汇一度被人们寄予厚望。尽管“恶搞”一词早于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这一词汇 的普及仍然和《馒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许多网民眼中，陈凯歌代表的是这个社会已经成功、掌握权势的一个群体。而胡 戈作为一个当时无甚名气的网民恶搞他，正是一位平民英雄。

　　胡戈之前也曾经发生过一些恶搞，比如网络小胖(这也是猫扑网友掀起的一次恶搞)，这个当时还在上初中的孩子因 为一张斜着眼睛看人的照片被挂上了网而引发了一次恶搞。

　　小胖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曾经觉得“挺难过”，不过后来明白其实网友不是针对他。他仅仅是恶搞素材，而并非恶搞 对象。后来小胖结束了学业，加入了娱乐圈。

　　恶搞的另一尊丰碑是CCTV内部的一系列恶搞影片，最著名的是《分家在十月》。这部影片在本世纪初(片内台词 提到：“四环路还没开通呢”)流传于各高校。该片的视频制作技术属于专业水准，粉丝无数。

　　胡戈在《馒头》之后继续推出自己的视频：《春运帝国》(讽刺春运买票难)、《鸟笼山剿匪记》(讽刺布什、萨哈 夫等国际名人)等。

　　另一位“恶搞英雄”则是安迪，这位油画家不断推出自己的明星系列：徐静蕾、郭德纲和赵本山、李宇春、李安、杨 二车娜姆??

　　梨花体和防恶搞运动

　　另一位被网民恶搞而出名的人物是女诗人赵丽华。2006年她的一系列作品被搬上网络，除了不断出现“梨花体” 作品之外，还有歌唱版的“毫无疑问我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署名为“菜花妹妹，不靠谱乐队。”

　　梨花体恶搞风潮中，一些反对声音也开始出现，比如一些作家同行认为，这样对待一位作家和诗人是不公平的，同属 于廊坊作协的作家李宏志对赵丽华表示支持，说赵是诗坛的一位圣斗士。李宏志曾说赵丽华当时“说几句话眼泪就下来了”。 另外网友中也有人认为，不应该欺负“赵丽华老师”这样的弱女子。

　　这些抗议声在一片狂欢中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相反有人认为，作家协会会员这种“属于体制内”、拿工资的作家， 是有忍受恶搞的义务的。

　　万幸的是，赵丽华及时调整了心态，逐渐接受了这一事实，她继续写诗、笑着生活。

　　在恶搞最红的2006年，《光明日报》曾经组织了一场“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研讨会。”会上将“恶搞”定 义为：“当前网络上流行的，以文字、图片和动画为手段表达个人思想的一种方式，完全以颠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无厘 头表达来解构所谓“正常”，说白了，就是不好好说话，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在这一会议上，中央外宣办网络局副局长彭波提出了恶搞的底线：“有两条线不能突破。一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道 德底线不能突破;二是法律的红线不能突破。”

　　热爱恶搞的网民却不这么想，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合理表达，但是当时的网络调查中，超过六成的人表示：“自己遇 到恶搞会怒火中烧。”

　　全民化到暴民化

　　馒头事件至少有两个经验提供给了网民：“恶搞能红，恶搞惹几个人也许不是大事，在网民支持下大事可以化小。” 此后的恶搞视频、文字、图片越来越多，质量也开始下滑。

　　恶搞的成本不断下降，DC、DV的价格都在下降，清晰度却在不断上升。PS和视频编辑也不是什么难学的技术。 许多普通网民加入到恶搞队伍里来。

　　和门槛降低同时发生的是，恶搞的质量开始下降，恶搞精神中最重要的“批判”、“讽刺”精神正逐步丧失，代之以 一种无底线的狂欢。

　　2007年，义勇军进行曲旋律配唱的《股歌》不仅出现在网络上，而且在某些电视台出现。

　　2007年，长沙一饭店把开国大典的油画改成了：“同志们，大锅饭成立了”。

　　有的恶搞则毫无幽默感可言，写一个悲惨的母亲寻找孩子的故事，留一个电话号码让网友提供信息，电话打过去，才 发现电话的所有者是被人愚弄了，根本没有丢孩子。

　　《黄金甲》的巩俐露点图出现在网络上，经过鉴定发现是PS出来的，也是一次无趣的恶搞。

　　沈殿霞尽管身体一直不好，网友仍然没有放过她。她和女儿都曾被恶搞成了《金刚》里的人物，女儿变成了大猩猩。 该恶搞短片不仅凉薄无情，而且技术粗糙。

　　一些企业也加入到制作恶搞视频的队伍中来，除了宣传自己的产品，有的还顺便踩竞争对手一脚，比如网络视频《g oogle新闻联播》中多次出现“百毒公司”，《百度更懂中文》用周星驰电影推广“百度知道”(该短片最后气死了一个 吐血的西洋人)。中国联通则曾经恶搞了《变形金刚》，美国大兵在打不过狂派的情况下，冲进民宅找手机向总部汇报，特别 声明：“要156号段才行。”商业对恶搞精神的独立性，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力量。

　　一些长期遭到恶搞的对象还包括：地产商任志强、导演张纪中、广电总局、足协、中国足球队、陈凯歌、张艺谋、中 国职业球员(尤其是李毅，成为了“李毅大帝”)、朱军、城管、芙蓉姐姐、蓝猫。近期被恶搞频率很高的则是杨二车娜姆、 周正龙、关克等人。

　　如果说对这些名人或者争议人物的恶搞只是网民的一种意见表达，那么对小学生张殊凡的恶搞，则是恶搞者在践踏底 线。

　　一些网民坚持认为，对“很黄很暴力”的恶搞应该停留在对这一文本恶搞、对CCTV恶搞，而不应该针对孩子。

　　遗憾的是今天的恶搞者没有遵循这种原则，当色情漫画头像换到张殊凡身上时，人变成了野兽。恶搞也变成了一场虐 待。

　　互联网从业者麦田在他的天涯博客中这样评价“很黄很暴力事件”：“铜须门的时候，他们欺负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我没说话；虐猫的时候，他们欺负一个普通的离异女人，我没说话；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欺负一个才13岁的女孩了——他们 可真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