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家的救国梦

　　-傅国涌

　　“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馆、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 ，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我很喜欢商务印书馆元老高凤池的这番话，在古老的中国，银行、报馆、书局 ，再加上工厂和大学，就是最具有近代特征的新生事物。

　　先说银行，自1897年第一家银行在上海出现，到1927年，中国人自办了近60家银行，历经30年的风雨沧 桑，其中有18家生存下来，包括1907年诞生于杭州的浙江兴业银行(以后总部迁到上海)、1915年开创的上海商业 储蓄银行以及浙江实业银行(其前身浙江银行出现于1909年)，这三家私营商业银行合称为“南三行”，其中兴业银行在 较长一段时间居“南三行”之首。与此同时，北方有号称“北四行”的盐业银行(1915年)、金城银行(1917年)、 大陆银行(1919年)、中南银行(1921)，与这些银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第一代银行家蒋抑卮、陈光甫、叶揆初、 张公权、吴鼎昌、徐新六??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他们的命运、道路有所不同，但都曾做着相同的“金融报国”梦。陈光甫 以七八万元凑集的资本起家，不到10年的时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他本人被外国人称为“中国的摩 根”。他们的创业故事、职业伦理、人格胸怀，包括他们性格上的缺点、人性中的弱点，这一切都或大或小地影响了近代中国 的进程。

　　自晚清以来，经过第一代银行家筚路蓝缕的努力，和第二代银行家的专业提升，近代金融业逐渐替代传统的票号、钱 庄，静悄悄地改变了国人的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方式，这是一场无声的金融革命。银行的重要性，实业家们的体会可能会更 深，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在《藕初五十自述》中说：“实业虽为社会所需要，然在在赖金融之调剂。纵览各国历史，农工 商百业发展之主因，无不以金融机关为入手先著。金融与百业发生之关系，无异乎血脉与人体。血脉旺，则人体健；金融流通 无滞，而后百业始有发挥之余地。余因之而有组织银行之计划。”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在创办多家纺织厂之后，1921年 集资在上海开办中华劝工银行。

　　如果说，晚清的状元实业家张謇，修铁路的汤寿潜，办电报局的经元善，在上海白手起家的虞洽卿、荣氏兄弟等人是 第一代具有近代性质的实业家，他们已经和官商盛宣怀等不同，那么从穆藕初、卢作孚、范旭东、李烛尘、吴蕴初、杜重远乃 至“火柴大王”刘鸿生身上，我们已可以看到另外的东西，他们是第二代实业家，他们是更纯粹的实业救国的实践者，他们中 有些人即使从政，也脱不了实业家的习惯。

　　他们基本上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起步，在民族浪潮不断高涨的呼声中赢得市场，本着服务社会的宗旨，他们不苟且 ，不虚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些品格在大大小小的实业家身上都能看到。被誉为“工业先导”的范旭东于辛亥革命后从日本 归国，立志工业救国，1914年在天津塘沽集资创办久大精盐公司，1917年创办永利制碱公司，1922年创立黄海化 学工业研究所，30年代初建立南京永利硫酸氨厂。1926年，卢作孚创立民生公司时只有一艘小客轮，十几年后发展到上 百艘船只，成为当时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

　　从根本上说，这些实业家本身都富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气质，与蝇营狗苟、脑满肠肥的暴发户、大款不可同日而言，那 是两种不同的人，不在同一精神层面上。他们身上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什么风都吹不走的梦想。

　　在动荡的乱世，外有外国资本的压力，内有军阀混战、暴力纷争，可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民族工商业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攀到了相当的高度。我们常说1927年到1937年是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限其实可以往前推十来年，从第一次世 界大战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东部沿海大批企业被迫西迁或抛弃，遭到巨大挫折。在这个过程中，卢作孚的船队显示出坚韧 的力量，曾经承担了难以替代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