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史：从寺院到北极

　　南都周刊见习记者 华璐

　　一个汉朝人将钱存进泥塑扑满，却被贼整个抱走了；一个唐朝人将钱存进寺庙，却一不小心成了高利贷的帮凶；

　　一个宋朝人将钱埋进院子，却便宜了下任业主；一个清朝人将钱存进票号，却赶上了票号的倒闭风潮；

　　一个现代人将钱存进银行，终于碰上了好事：ATM光吐钱不扣账。但最后等待他的，却可能是漫长的牢狱之灾。

　　寺院存款稳妥放心

　　在还没有出现语言之前，人类的老祖宗就有了“储蓄”的概念。据说，火的最初使用源于将天雷劈中的燃木保存为火种。紧跟着，海贝、牛羊等等价交换物也成为储蓄的热门对象。

　　储蓄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尉子·治本篇》：“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意思是说，百姓不耕作纺织，那就应有充腹体之物的储备。虽然储蓄在当时依然指向积存谷物、牲畜之类的实物。但随着商周青铜货币的出现，储蓄逐渐由实物转为金银和钱币。

　　最原始的贮存货币方式莫过于“亲力亲为”。在西汉时期，民间最流行的储蓄手段有二：一是将钱投入粘土烧成的封闭式“扑满”，零钱蓄满后需要打破才能取出；二是“窖藏”，就是将金银或钱币放入坛缸内，封好后埋藏在地下、墙沿等隐蔽之处。

　　由于扑满存钱数目有限而且容易被盗，“窖藏”逐渐成为储蓄主流方式。唐宋年间，“窖藏”甚至一度影响了房价。当时，买卖房产经常要另加“掘钱”若干，作为买主可能找到窖藏货币的代价。据载，北宋幸运儿张观买下洛阳一座大宅，在宅中掘出一个装有黄金数百两的石匣。

　　因商品交换或生活消费的便利之需，托人保管的寄存机构在魏晋南北朝渐露苗头，并于唐朝初显规模。令人意外的是，中国最早的储蓄机构竟然是号称“超脱尘缘”的寺院。在佛教盛行的年代，寺院数目多、分散广，财资与权威兼有。套用今天的广告词，就是“存款在寺院，稳妥又放心”。

　　不过，众多虔诚的储户并不知道，当时的寺庙，大多设置了“长生库”，将寺中资本高息贷出，利钱高于本金的情况时有耳闻。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年)针对寺院取利过高的现象，曾专门下诏，借贷累计利息总额与原本相等，就停止计息。

　　凭顶帽子可取现金

　　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在1580年出现在意大利威尼斯，但在较之早近千年的中国唐朝，已经出现了类似的金融机构——柜坊。

　　随着业务的增加和交易金额的扩大，保管和放贷业务从寺庙延伸至商铺和一些信用较好的富豪之家，并最终在唐代长安西市产生了名为“柜坊”的店铺。柜坊经营的业务，是代客商保管财物，并凭帖或信物，替存钱者支付款项，以收取柜租。从目前资料看，其所营仍属保管性质，不但没有利息，还收取保管费用。

　　唐人所著的《太平广记》里有许多与存取款项有关的故事。玄宗天宝(742-756年)时，李氏碰到学道的老友张公。张公看到他经济困难，要资助他300贯钱，给他一顶旧席帽并嘱其往王家柜坊取钱。李氏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来到柜坊，店主验明帽子确属张公所有，如数付钱。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古代的取款多少带点传奇色彩。一顶草帽，一根铁拐都可以成为取款的凭证，这种信物式取款要求柜坊掌柜必须有一双“火眼金睛”，最好每个都是物证专家。

　　另外，唐代已经有了支票的雏形——飞钱。飞钱亦名便换，是中国最早的汇兑制度。这一制度产生于唐宪宗时期，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某道进奏院，或交给某军府、某使节，凭文券或信物到指定地方取钱。据说，长安的飞钱甚至可以在波斯地区(今日伊朗一带)兑换，免却客商长途旅行中大量搬运贵重金属之不便。

　　北宋初年，四川民间产生了“交子”，此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纸钞。随后，“交引铺”(钱庄)产生，并很快形成“金融一条街”。“南通一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东京梦华录》所描述宋朝的首都开封，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当时存取的兴旺。

　　钱庄不仅经营储蓄、兑换、放贷业务，一些规模较大的钱铺还开出具有信用票据功能的凭证，也就是银票。由于钱铺的信用度较高，签发的银票往往可以与货币一样在市场上流通。

　　从北宋直至清代，钱庄业务不断扩展，于雍正年间成为主要金融机构，并在中国近代史上稳坐金融业之制高点。

　　永不关门的银行

　　如果你对《乔家大院》还有印象，那对“票号”一词应该不感陌生。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由晋商所创办，诞生于1823年，前后延续百年。

　　由于为道光皇帝筹措了《南京条约》的2100万银元赔款，日升昌得到了“汇通天下”的名声。鸦片战争后，外国银行进入中国，清廷内开设官办银行的呼声渐多。1897年，中国首间私营银行——通商银行建立；1905年，中国第一家国有银行——户部银行建立，并在1908年改名大清银行。银行业的发展使票号业务日渐式微。与此同时，清政府加大对票号剥削压迫，使票号举步维艰。1911年清王朝垮台后，票号业随之衰落，银行从此牢牢占据着国人储蓄历史的主角地位。

　　虽然在管理制度上得到了革新，但从银行窗口排队的人龙看来，近代史上的银行并没有给国人带来更多的便利。20年前，经历过“参加储蓄，支持国家建设”年代的人或许还记得，存折必须手写，每项金额确认后面都盖有“银行同志”的姓名章。去银行存个钱，必须正儿八经地向单位告半天假，然后揣上私章，怀着庄重的心情朝银行奔去。

　　1969年，美国人拉开了储蓄史上最重要的革命序幕：纽约汉华银行打出广告——“我行将在9月2日早晨九点开门后永不关门！”从那天起，凡持带磁条塑料卡的客户可以选择不必排队等候。没错，这就是ATM的功劳。

　　如今，ATM机随处可见。青藏高原有几台，北极圈里有好几台，在南极的一座科研站里也有一台。难怪联邦储备银行克利夫兰分行董事长罗伯特·马奥尼曾说：“好像连企鹅也在用ATM机。”曾于70年代担任花旗银行董事长的李世同(Walter Wriston)这样解释ATM的流行：“当时许多竞争对手的广告说，我们的柜台营业员是笑容可掬的年轻女士，她们可以清楚地记得您的姓名。为什么还要用冰冷无情的ATM机呢？答案是，如果晚上七点半你准备去看电影，口袋里却一分钱没有，此时你便会喜欢上冰冷无情的ATM机了。”

　　1987年2月，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在国内首推ATM服务。由于当时没有联网的技术，所以在ATM上存钱，机器会吐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注意不是牛皮纸)，顾客将钱封入信封后放回ATM，自然有工作人员核对到你的账上。当然，这已经是两三天以后的事情了。

　　虽然，现在有了电话转账、网络支付，部分涉外人群也开始使用支票，不过ATM仍然是百姓取现金的主要手段。人类为金钱的存取开启了一扇又一扇方便之门，同时却也走入了一个又一个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