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的出路在哪

　　本刊记者 阳 敏

　　有人问：什么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罢工？

　　答案是：环卫工人罢工。如果城市无人清扫，人们将生活在垃圾城堡之中，情状不难设想。

　　人们随处制造着垃圾，却常不以“垃圾”为意。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曾打出“绿色奥运”的旗号，承诺届时“城市垃圾将全部进行安全处理，垃圾资源化率将达到30%，分类收集率将达到50%”。如此庄严的承诺，让公众开始关心“垃圾”话题。

　　实际上，不论2008年之前，还是2008年之后，垃圾问题都是困扰中国城市生活的重大难题。那么，北京垃圾处理的现状如何？“垃圾减量”的根本出路，是否在于征收传说中的“垃圾税”呢？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新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言，“适当提高排污费、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标准”，看来所谓征收“垃圾税”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其实，早在2月中旬，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全国环保厅局长会上，已要求各地配合有关部门适当提高排污费、污水和垃圾处理费标准。

　　“农民游击队”的角色

　　北京城里每天总有一些人踏着三轮板车，或走街串巷，或静待一隅，收购各样废旧物品。他们正是数以十余万计的北京回收大军中的成员，这支队伍虽不是正规军，却编制有序，分工精细，“默默无闻”地承担着北京城的垃圾分类和资源化的重头任务。

　　从1952年，北京成立国有废品回收公司，到1965年，北京二环内已有站点2000多个，随着国有企业的式微，到1998年站点仅剩约5个。 数十年来，“拾荒大军”把“国退民进”这个词演绎得活色生香。

　　王维平，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中国两大著名的“垃圾教授”之一。1988年，在环卫局任职的王维平给四川人许际才开了张条子，允许他到丰台区的义和垃圾场捡垃圾。后来，据此发家的许际才成为了控制城北的拾荒大王，而追随许际才来到北京的杜茂献则成为占据城南的垃圾大佬──其间故事纷杂，无法一一赘述，讲来活似一部“川国演义”。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王维平从日本回国，他依托政府资源和江湖关系完成了震惊一时的《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告》。1999年，王维平的调研数据说明，20世纪末，北京捡垃圾的外来人数近8.2万人，其中四川约4.6万人，河南约1.7万人，河北约1万人，江苏约1700人，此外还有安徽等其他一些地区的人。

　　在这8.2万人中，有3.1万人是蹬三轮车沿街收购废品的，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为1.5万元；从宾馆饭店收泔水和商场收废品的人约为2万人，人均年收入1.2万元；蹲守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捡垃圾的人约2.1万人，人均年收入1万元以上；散布在城乡结合部，从事废品市场交易的人约1万人。

　　收捡出来的“产品”，几乎都运到河北：塑料，运到河北文安；金属，运到河北霸县；玻璃，运到邯郸；纸，运到保定；鞋底胶皮，运到定州；轮胎，运到玉田。比如河北文安，当地财政收入的93%，都来自于再生塑料制造。

　　2006年，这支队伍已经达到13万人，而今，恐怕已至16万人左右。 北京市政管委会提供的资料表明，北京市生活垃圾中有机垃圾(厨余、果皮)占44%，废纸张、废塑料和废金属的可回收利用垃圾约占37%──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如此庞大而活跃的拾荒队伍，占垃圾总量近四成的可回收垃圾是相当充分“资源化”了的。

　　如何收编

　　不过，正如另一位“垃圾教授”、嘉兴学院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杜欢政所说，民间拾荒队伍已经基本完成了垃圾回收的“价值流”和“物质流”，只有“环境流”还没有兼顾。

　　有关“环境流”的问题，王维平的感触也很深。他在调研中发现，首先是“回收人群”本身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社会治安，北京的刑事犯罪中有62%与他们相关；二是卫生防病形势严峻，71%的人都有传染性肝炎，梅毒、艾滋病也不鲜见；三是计划生育问题严重，72%以上家庭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其次，民间的回收产业容易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比如河北文安的再生塑料污染，以及绿色和平曾呼吁公众关注的广东汕头贵屿镇电子垃圾污染。

　　要破解上述难题，回收大军“正规化”势在必行。不过，如何正规化却是个恼人的问题。为此，北京曾试图以“公司化”的方式对十余万的农民回收队伍进行“收编”。

　　为了巩固阵地，拾荒大佬杜茂献等人纷纷成立了资源回收公司，并与许多小区签订了“合作协议”。同时，原来北京原有的资源回收系统也纷纷进行改制，希望重振往日雄风。而北京宣武、海淀、朝阳、丰台等各区也陆续成立了由各区政府控股的资源回收公司。一时之间，北京的垃圾回收业版图呈现诸侯割据的局面，各种资本竞相争夺利益，而遗忘了改革的初衷。

　　北京“收编”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根本原因在于：新的游戏规则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而改革的成本又分摊到了拾荒“个体户”身上，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具体地说，譬如某个体户与某回收公司签约，每年上缴费用竟高达1万多元，当然里面已包含了进贡给居民小区物业公司的抽头。

　　实际上，北京的废品回收行业为民间控制的局面不过是中国拾荒业的一个样板戏，许多地方都面临着放任或收编农民游击队的两难之境──为此，由杜欢政主导的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设计出一套方案，在以循环利用废旧金属为主导产业而有“五金之都”之称的浙江省永康市试行。

　　在改革之前，本地人口不过50余万的永康市大街小巷游走的“农民回收游击队”将近有4000多人。新方案推行后，物华回收有限公司作为龙头企业，将原有的数千散兵游勇收归旗下，实行 “七统一”：统一规划、统一标识、统一着装、统一价格、统一衡器、统一车辆、统一管理，改编经费由龙头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在杜欢政看来，这是为拾荒农民正名的重要举措，他们将不再被视为二等公民。同时，这4000名农民又分别挂靠在120个收购站点，这些收购点再分属4个回收基地，基地直接与交易市场挂钩，进行交易。

　　“永康模式”的精髓在于，它强调政府应当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主张“市场化”与“公益化”并重的原则，并且尊重了过去20余年来形成的既有利益结构链条。“永康模式”已试行一年多，比较成功，现今浙江省已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试行。

　　而今，北京正在部分小区试点的“资源回收体系统一化”工程，似乎受到“永康模式”中“公司加个体户”理念的影响──海淀区的再生资源回收物流配送体系于2006年10月9日正式启动，回收垃圾的小贩、板车，将逐步被封闭式运输货车取代，首批13辆运输车开始对紫竹院、八里庄等8个街道共110个社区回收试点网点的再生物资进行统一收取和物流运输，而试点的“社区回收站”所有“回收员”都是外地进京务工人员，其中八成就是以前的拾荒人。

　　垃圾税是绿色税种吗?

　　城市中庞大的农民回收队伍，的确为北京环卫部门减负不少，但所剩生活厨余垃圾数量依旧庞大，令管理者大为头疼。

　　1991年，北京利用世行贷款建成了大屯转运站和阿苏卫填埋场并投入使用，这标志着北京的垃圾处理进入无害化阶段。此前，北京的垃圾不过是采用简易堆放的方式进行处理。

　　所谓“无害化”，很长时间国内主要指“填埋”。据北京市政管委会介绍，截至2005年底，北京对垃圾的处理中，3.1%进行了焚烧处理，8.4%堆肥，制作成垃圾肥料，88.5%则填埋。预计到2010年，北京的垃圾日产量将达到1.6万吨，这对于北京城是个巨大的挑战。而现实的情形恐怕要更加悲观一些，因为规划中的焚烧及综合处理设施均建设进程缓慢──北京计划建设南宫、高安屯、六里屯、阿苏卫4座生活垃圾焚烧厂，但其中高安屯和六里屯因为环保问题遭致周边居民及企事业单位强烈反对，一度引起舆论高度关注。

　　然而，在王维平看来，过去政府的一些法律和政策都在被动地接受垃圾，强调末端无害化处理实际上是“下策”。那么，何为“上策”呢？自然是“源头减量”。要实现“源头减量”，自然要从制造厨余垃圾的家庭入手，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

　　要解决这个问题，“日本经验”值得借鉴。日本的家庭垃圾分类极为精细，最早分为可燃和不可燃两类，后来又增列出资源垃圾和粗大垃圾，以及电池、灯管和油漆等有毒有害垃圾。常常访问日本的杜欢政教授说，哪怕一个普通的酒瓶，日本的家庭主妇也要把它分解成瓶身、瓶盖和复合膜单独存放，积蓄一定数量再交给垃圾车。

　　如此精密的垃圾分类适合中国国情吗？杜欢政认为，这在中国还不太可行。原因在于，中国和日本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社会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也不一样，我们只能学习它的精神和理念，然后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出在发展中国家切实可行的方法。“举个简单的例子，日本的女性多数不用上班，在家专门管理家务，中国女性有这个条件吗？”杜欢政说。

　　既然精细垃圾分类在中国目前尚不可行，那该怎么办？于是，有人提出以征收“垃圾税”的方法来扼制家庭垃圾产量。不难理解，这同为控制白色污染而进行塑料袋收费的思路如出一辙。

　　“垃圾税”这个提法听起来还有点新鲜，不过，征收垃圾处理费在中国却已有年头，无论《中国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还是1997年六部委联合发文，都对收取“象征性”垃圾处理费作了相关规定。以北京为例，每个家庭每月需缴纳3元垃圾处理费，每年仅36元。

　　“一个3口之家每年大约产生垃圾1.6吨，即使按照120~125元/吨的垃圾处理成本，36元也过低，”王维平说，“尽管增收垃圾处理费用可能连带产生收费是否公平的问题，但它是目前切实可行的方法。”

　　不过，杜欢政认为增收垃圾处理费并不是治本良方，“垃圾量与居民消费结构密切相关，与垃圾收费并无直接关系”。

　　对于垃圾收费的问题，国内外一直存在争议。 譬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在2001年审议通过《广东省城市垃圾管理条例》时，曾否决条例草案中原拟的“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规定。

　　去年，英国政府曾提议引进“垃圾税”这一新税种，对扔垃圾这一行为收税，而这一设想却遭到了多方面的反对。其后，下议院下属的一个跨党派委员会表示，由于正在讨论中的“垃圾税”征收计划程序过于复杂、表述令人费解，政府开征“垃圾税”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据了解，在已经实施“垃圾税”的爱尔兰，越来越多的居民为了“合理避税”，在自家后院焚烧垃圾，造成了许多火灾隐患，并产生了更多难以处理的废气。还有些居民为了逃税，竟然将自家的垃圾偷放在邻居的垃圾箱里。

　　王维平认为，爱尔兰的情形不会在中国重演，因为现阶段中国垃圾费将按人头收取。不过，一旦条件具备，按照每个家庭实际产生的垃圾量来征收垃圾处理费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从证券交易印花税，到塑料袋收费，再到加大征收垃圾处理费，这一系列的税费政策真的能够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吗？

　　(感谢《光明日报》记者、环保作家冯永锋为本文撰写提供的支持，本文写作亦参考冯永锋专著《不要指责环保局长──从北京看中国城市环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