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垃圾新思维：从处理到管理

王维平

　　人类历史与垃圾同行

　　垃圾始终伴随着人类，见证了社会的兴衰发展，据《汉书》记载，早在公元前223年，就有了环卫工人。但同时，垃圾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困扰，尤其是在人类社会迈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美国人从1924年开始填埋城市垃圾，到了1980年代，到了无处可埋的地步。

　　1972年以前，城市垃圾大部分都被运往农村做肥料，那时候的垃圾里极少金属、塑料，大都是些烂菜叶、剩饭，顶多有些脏土，所以，农民很欢迎城市的垃圾。可到了1970年代前后，城市垃圾的成分日益复杂，塑料袋、玻璃、电池、有毒金属等构成了垃圾的主体。

　　在国际上，1972年是个分界线，农民从那年开始拒绝再接收城市垃圾。中国大概是在1979年，开始出现农民拒收垃圾肥料的事情。从那到现在快30年了，城市垃圾只能堆放到城郊空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垃圾围城的局面。就连首都北京也不例外，几年前同样处于垃圾环带的包围中，只是最近两年才有所好转。

　　垃圾一方面扼杀、吞噬着城市，改变着城市风景，同时也启发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模式，用现在的时髦说法，就是循环经济。据国际相关权威机构统计，2005到2007年，3年间全世界主要的工业原料有40%来自于废旧物资。2005年一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回收的废旧物资总量价值2500亿美元，欧洲是废旧物资循环利用最好的区域，单是用纸一项，全欧洲再生纸占了消费总量的70%。

　　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米其林轮胎。他们著名的“371承诺”，每条轮胎能够翻新3次，使用7年，行驶100万英里。废旧的轮胎使用3次之后，即使最后彻底不能再奔跑，仍然能够做成橡胶粉被利用。

　　为什么欧洲会这样呢？在当代世界格局中，资源争夺是国际斗争最重要的议题，欧洲地域狭小、缺乏资源，历来如此。对于他们来说，废旧物资是跟石油、天然气同等重要的战略资源。

　　而在全球范围内同样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废旧物资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这一点，在西方国家的政治议题中早已是共识，只是在中国我们还认识不足。不过，这也只是时间问题，迟早大家都会明白，垃圾绝不仅仅只是垃圾，它是一堆宝藏，重要的是看我们如何去管理这些宝藏。

　　走向垃圾综合管理

　　把垃圾当成资源来对待时，我们就应该用“管理”这个词，而不是“处理”。如今，欧美国家最先进的主流思想就是走向垃圾综合管理，结合中国垃圾实情，对于垃圾管理，主要应该遵循以下一些原则：

　　一、合法性。在中国，我们管理垃圾目前要遵循的最重要法律是2005年出台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这部法律的基本思想是先进的，主要提出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减量化。目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发达的欧美日，城市垃圾每年都能做到负增长，东京从1989年就开始了负增长，至今已持续了19年。欧洲除了希腊和土耳其外，全部城市都能做到垃圾负增长，这是人类社会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对于中国来说，资源化则是更加现实的问题，研究垃圾的学者都会说“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这个就不用细说，单是垃圾管理带来的就业大军就是很可观的数字，在中国，600多座城市，一共有230万垃圾产业大军，光北京就有17万之众。

　　无害化则是一个基础性原则，对于垃圾的各种处理方式，主要目标就是避免污染环境。

　　二、系统性。垃圾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产品生产开始，就应该给予考虑，在垃圾管理先进的国家，有各种法规，在新产品出厂时，就对废弃后的回收和利用做了规定，主要由生产厂家承担这项工作。当垃圾产生后，从前期的垃圾分类到厂内分拣、再生产品的制造、销售以及重新使用都需要系统安排，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准备好，都于事无补。

　　以北京为例，前几年搞垃圾分类，到处宣传环保，制作分类垃圾桶，前后花了一亿元，最后却换来老百姓骂声一片。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听政府的话，加强环保意识，小心翼翼地把垃圾分类丢，可垃圾车一来，一股脑把所有垃圾都堆进去了。其实，北京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垃圾分类处理手段和设施。这样就既浪费资源，又欺骗了民众的信任和感情。

　　东京也曾经有过没有系统考虑垃圾问题而带来的城市管理教训。当时日本人找到了垃圾焚烧发电这个处理法宝，市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投入25亿美元，在东京城区各地建设了25座最先进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可是刚刚开工没多久，其中10座就停了，因为没有垃圾吃了。市政府在设计之初，根本没考虑过垃圾负增长的情况，现在，东京的垃圾越来越少，这些焚烧发电厂大部分都面临被拆除的状态，这个事情让东京市民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了强烈质疑。

　　三、经济性。垃圾管理同样也要遵循经济学的最优原则，要用最少的钱来获取最大的收益。这里的收益不单指经济收益，更包括环境收益和社会收益，要将环境、经济、社会三方收益综合考虑，平衡处理，决不能为了省钱、挣钱而危害环境，更不能漠视垃圾处理场地周边居民的利益，为了处理垃圾而造成居民成天投诉，这同样是得不偿失。

　　建立系统操作体系

　　要实现垃圾的综合管理，只靠政府远远不够，甚至，主要的工作也不能由政府来承担，而应该遵循责任分担的原则，政府、企业、公众都是承担责任的主体。其实，建立这个系统并不是很难，很多企业都愿意做，公众的环保意识也在日渐高涨，政府应该只从立法、监督、处罚三方面努力，剩下的事情都交给企业去做。

　　另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差异性原则。垃圾成分与地域、气候、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都有密切关系，每个城市的垃圾都是不一样的。以北京为例，海淀区跟丰台区的垃圾成分就有很大不同，北京跟青海的垃圾差异就更大了。

　　基于这种差异，我们在管理垃圾的时候，就一定不能实行统一的标准和工艺，一定要分类对待，摸索出最适合本地的垃圾管理经验。也因此，中国管理自己的垃圾不能照搬西方经验，而应该由我们自己的学者和技术人才在实地调研中国城市垃圾状况的基础上，总结出本土模式。

　　可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垃圾管理思想体系和实际操作经验，所以在垃圾问题上，中国的600多座大小城市一定会不断出现各种问题和矛盾。即使在经济最发达的香港，即使他们的垃圾热值已经达到每公斤8200千焦(4200千焦即可直燃)，也因为缺乏系统的垃圾管理思想而时常被垃圾问题困扰。

　　总体来讲，中国的垃圾管理事务，这两年在不断进步。仍以北京为例，虽然系统管理的操作体系还没有建立，但至少在政府决策层的头脑里，垃圾问题已经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系统管理的思想已经初步建立起来，接下来就是怎么操作的问题了。

　　人类与垃圾的关系分为四个阶段：自然净化、堆放污染、末端治理和减量化资源化阶段。如今的中国城市正处在第三阶段，这是现实困境所决定的。但我们应该提倡迅速地进入第四阶段，起码在中国的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香港、广州这样的地方应该率先进入第四阶段，而不是大量修建焚烧炉，在末端治理阶段徘徊不前。

　　(作者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 本刊记者田磊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