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中：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

　　主编：邹建中

　　尽管中国人口太多，人均GDP世界排名在100位之后，但中国毕竟已是世界第四经济大国。我们国家，与以往相 比，算是很有钱了。要不，我们是不会花巨资举办奥运会的，也不会像山东那样，准备拿出300亿元人民币去筹划建造“中 华文化标志城”了。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着实财大气粗了。

　　国家有钱了，人民怎样？

　　有一幅刊登在最近一期《观察与思考》杂志上的“纪实”照片，极具震憾力：在贵州某山村，20岁的名叫王大妹的 新娘，坐在破烂不堪的“新房”中那张破烂不堪的“婚床”上，目光呆滞地看着摄影师的镜头。她告诉摄影师，“老公婚礼后 不久就去广州打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看得出，王大妹现在惟一指望的，就是等老公挣了钱来维持这个新家的生计。可是，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得到，这王大 妹的丈夫—一个极其普通的打工仔，在广州能挣到多少钱。

　　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普遍较低，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所幸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 重视。

　　党的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精力，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让“ 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党的十七大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走共同富裕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惠及”与“共享”如何落地？

　　最直接的，也是最有效的，就是增加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美国福特汽车创始人福 特曾经这样说过。是的，普通劳动者每月翘首以待的不就是发薪水的日子吗？

　　机关、事业单位“吃皇粮”的劳动者工资的增加部分，有国库撑着，问题不大；但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要在现有 的利润中拿出一块“蛋糕”来给劳动者增加工资，却是十分艰难的。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的拥有者会不择手段地挤压生产成本。在目前中国总体上劳动力过剩的大背景下，挤压工资 支出的这块劳动力成本，似乎是资本拥有者最容易做的事。于是，几乎所有企业的劳动者的工资，都处在了一个最低端的“极 限”状态中。

　　那么，在“惠及”与“共享”背景下的一片涨工资的呼声中，企业老板该怎么办呢？

　　一个字：等。等什么？等企业的工会作为员工的代言人来和老板交涉“增加工资”事宜?这对于目前大多数工会来说 ，是不可能的。因为，企业工会“头儿”的工资就是老板给的，换言之，工会“头儿”是给老板打工的。他怎敢站在员工的立 场来和老板唱“对台戏”？！等国家补贴？这不是没有可能，比如国家会适当减免掉企业的一些费用，或者在发展上提供一些 优惠政策。但这是解决不了企业因为增加了工资成本而带来的种种问题的。最后一个等，就是等国家出台《工资保障法》了。 这部法律中，除了应该规定由于CPI上升等因素全国人民需要普涨工资外，还应该明确规定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标 准是体现了“惠及”与“共享”原则的，而不是目前各地已有的所谓的“最低工资标准”)。老板们“等到了”这一天，也就 “没犟头”了(对于通过“立法”来加工资，许多专家是坚决反对的。限于篇幅，我不多说了)。

　　在现时的中国，由国家出台《工资保障法》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决定的。

　　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企业给劳动者多少工资，或增加多少工资，这是企业内部的事。但是，我们别忘了，我们搞的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最大的优越性在于：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中 国共产党执政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再说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国家调控的手段，没有哪个国家 曾经彻底放弃过。相反，在许多所谓的市场经济国家，国家调控的手段有时会显得十分有力(日本早在1959年就制定了《 最低工资法》；美国2007年也出台了《最低工资标准法案》)。当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处在“初级阶段”的时候，当我们的 企业老板们的社会责任心还不那么强，还没有“进化”到一个相当的文明程度的时候，“现时”，我们只有依仗法律来保证“ 惠及”与“共享”原则的实施。我们的成千上万的朴实厚道的劳动者，指望的也只有是《工资保障法》出台的那一天(我国2 004年实施的《最低工资标准》，只是一个部级法规，现今看来，显然有些“落伍”了)。因为，法律缺损下的“与虎谋皮 ”，只是“天方夜谭”。

　　也许有老板会说，你要我给劳动者加工资，那我只有“关门大吉”了；我倒没什么，但是那么多的失业工人怎么办？ 这看起来是一个问题，是一个我们在实施“惠及”与“共享”原则的时候必然会出现的“阵痛”。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引起一 连串的“消极反应”，比如，《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的成本，因而，一些曾依靠低廉劳动力而 获得相对优势生存发展的外资企业，有的已经撤资走人了。这倒是个严峻的事实。

　　至于一时出现的新的失业人口，富强起来的中国，应该有能力从国库中拿出专款来予以适度的补助和加大对“再就业 工程”的投入。对这些在改革中作出牺牲的劳动者，国家一定不要委屈了他们。另外，由于劳动力成本增加后导致的产品价格 上涨，则同样需要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调控。“按了葫芦起了瓢”，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

　　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凤凰涅 ”式的“阵痛”，中国的产业结构会更加合理，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会大幅度提高 ，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会有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这才是中国要真正实现“民族复兴”的一个理想的局面。中国再也不该以 一个劳动力“低贱”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中国也当告别因廉价商品倾销国外市场而遭到污辱性的不公正待遇的境况了。 中国劳动力价格，应有自己的尊严，该与国际接轨。这一步，迟早要走。

　　劳动者有了余钱，就能有效地拉动内需，就能改变因国内产品严重过剩而不得不依靠出口去予以“消化”的状态。如 果合理减少出口，就会获得国际贸易的平衡，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就会降低，中国的经济也会因此迎来又一个优质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