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昆明百日新政：用倒逼法突破惰政积弊

　　仇和，中共昆明市委书记；吕日周，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曾轰动全国的小说《新星》中改革者“李向南”的原型之一。3月27日，两双改革家的手握在了一起。有意思的是，两人的年龄正好相差一轮。

　　4月2日，吕日周在中国行政学院讲课，主要就是讲对仇和改革的一些看法和思考，讲题就是——《求天求地不如求和》。

　　记者：有一种评价说，你与仇和的改革都是在推行强人政治、强权政治，你同意吗？

　　吕日周(以下简称吕)：在改革创新中，必须有人带头。这种行动，可叫“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任何个人是没有力量的，不是仇和有多了不起，而是他代表了人民，人民支持他。每一项改革，只有人民得利才会成功。之所以有争议，是在利益调整中，要把计划经济的权拿出来交给市场、交给人民而遇到的暂时的痛苦，这不是改革的对立面，改革唯一的对象就是旧体制。

　　改革过程中，有着3方面的情况：老百姓的欢呼声，少数中层干部的非议声，上边领导的默不出声。不能埋怨这种现象，这很正常，正如汽车启动时会有杂音一样，暂时受损的中层不理解，领导干部要看一看，时间会统一认识的。

　　记者：很多东西别人并不理解，你惧怕过吗？

　　吕：担忧是有的，惧怕从来没有，不管前面是鲜花盛开，还是荆棘遍地，后退绝没有出路。

　　记者：解决实际问题总是盘根错节，你怎么面对？

　　吕：义无反顾，邪不压正。当你把自己的利益和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别人就打不倒你。只要你是为老百姓做事，党不会让你长期下台，群众不会说你不好，当然中间也有政治智慧问题。

　　记者：如果你不这样大刀阔斧搞改革，得罪这么多人，你的官就可能做得更大，职位更高一些，就可能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事，对吗？

　　吕：认为官当得大就可以贡献更多，这是自欺欺人，采取不做事的方法，把自己提到更高层次上再去当一个好官根本不可能。买官买不来一个清官，庸官当不成一个好官。

　　记者：仇和同志的改革是不是太快了？

　　吕：在江苏学习时，仇和同志走路的速度我跟得上。他能这么快，别人为什么跟不上？他是运动员吗？不是。是因为他心里装着活计，脑子里想着任务，脚下赶着速度，自然就快了！不是他走得快，是别人走得慢。我跟他比，我也慢，你只能怨自己慢，不能怨别人快。

　　记者：仇和同志的改革是不是激进了？

　　吕：他是严格按照党中央指示和省委的部署，结合昆明实际采取的办法，有的方法可能还需进一步总结。方法是个艺术，艺术无止境，可能有100种方法，他采取的是其中某一种。怎么能苛责仇和同志用最好的办法呢？在实践中，凡是能解决问题、利大于弊的办法，都是好办法，没什么激进不激进，只有想办事和不想办事的区别。

　　记者：仇和同志的改革，社会上有一种担忧：会不会半途而废。

　　吕：只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按现在的办法做下去，不会半途而废。当然，道路是曲折的。当改革带头人，应有走曲折道路的准备。谁也不能因为道路曲折而不走路。当官只计个人名利者为下，而计国计民生者为上。现在昆明的改革是为了国计民生，合党心，合民意，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记者：你是不是给仇和同志打气来了？

　　吕：用不着我打气，他的气足够了。他需要的是大家的支持，要防止有些人议论过偏。

　　关于仇和同志，我看过一些报道。新闻界更多关注他严的一面，几乎没有关注他慈的一面。我在宿迁就听说一件事：一名干部住医院，他去看过3次。目前，对仇和同志慈的一面反映得太少了。

　　据《春城晚报》

　　吕日周：请关注他慈的一面

　　《新星》主角李向南原型谈仇和

　　吕日周：请关注他慈的一面

　　“瞌睡局长”引爆昆明官场

　　蒋文辉在当地被戏称为“瞌睡局长”。时任昆明市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的蒋文辉在一次招商投资专题讲座上打瞌睡被仇和当场批评。之后的2月22日，在呈贡县纪委全会上，蒋文辉被勒令辞职，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全国关注。

　　呈贡县县长吴庆昆说：“此举是为了彻底转变呈贡的干部作风。”其时，昆明市正轰轰烈烈地开展软环境建设活动，蒋文辉打瞌睡丢官对昆明官场震动不小。

　　昆明市一位官员表示，尽管仇和在另一个会议场合专门提及此事，表示蒋被勒令辞职并非他的本意，但这一事件最终起到警示官员的作用，各级官员感到教训深刻，“软环境”不是儿戏。

　　当下，“软环境”成了昆明的流行语。对于昆明官员来说，打造“软环境”的另一面就是“整风”，整顿惰政之风。

　　2008年2月14日，春节收假的第二天，昆明市召开“软环境”建设大会，仇和在会上强调“当务之急是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消除中层‘梗阻’、基层‘板结’现象”。

　　从第二天开始，昆明市的媒体开辟专门的栏目将52个“一把手”陆续推到市民面前公开承诺。承诺书的最后都有着相同的一句“承诺不能兑现，我将负主要领导责任，甘愿接受组织的问责处理”。

　　“软建办”的一位官员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一天晚上，他正在《昆明日报》版房校对即将公布的“一把手”电话号码，突然接到电话说仇书记看到某一位“一把手”的承诺不过关，要求重新承诺，当时已是夜里十二点。

　　有关人士介绍，长期以来，昆明有关部门机关服务审批化，审批权利化，权利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可谓积习难改，牵一发而动全身，衙门主义盛行，办一个正常的手续也必须要托人找关系。

　　一位私营企业主说，他曾为了办一件事情往某单位跑了11趟。衙门之风肆虐，即使是领导干部办事也难以幸免，昆明一位领导干部私下讲述，他刚调入昆明工作时，户口半年都没办下来，最后他只好暴露身份给公安局相关领导打了一个电话，结果半个小时就办好了。

　　将事业性收费项目砍掉一半，行政审批项目削去三分之一，审批时限压缩到二分之一以上。一位昆明的官员评价，此举刚性约束，釜底抽薪，狠劲十足。

　　软环境建设情况作为年度考核内容，列为干部选拔任用的主要依据，这让很多机关单位自断“财路”，自我加压提高工作效率。“软建办”的官员表示，市民打给“一把手”的电话越来越少了，作风有所转变后，反映的问题被逐层化解掉。

　　“仇和到昆明工作，带来一股新风，采取一系列措施狠抓软环境建设，做法非常好。”云南大学教授熊思云如是说。

　　以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序，社会倒逼部门，下级倒逼上级，督察倒逼落实。一位熟悉仇和施政手段的人称，在昆明，仇和再次使用了他的“成果倒逼法”来突破惰政积弊，加之以舆论监督将各级官员逼上“谋发展的轨道上来”。

　　仇和赴任昆明不足百日，在一系列厉令亲为的背后，施政脉络日渐明晰。打造软环境吸引投资，引来资金改造“城中村”、改善城市交通、治理滇池污染。软环境建设、招商引资、民生问题犹如三驾马车，仇和将三驾马车同时赶上了路。

　　[有人震动]

　　“仇和到昆明工作，带来一股新风，采取一系列措施狠抓软环境建设，做法非常好。”

　　——云南大学教授熊思云

　　[有人振奋]

　　官渡区关上街道日新社区居民对“仇书记”的认识首先从拆迁开始。日新社区的居民都是农民身份，出租自建房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见缝插楼”是城中村独特的景观。

　　作为昆明366个城中村之一，日新社区已经开始扬起拆迁的硝烟，社区公建房和社区主任家的12层小高层已经开始拆除。

　　尽管政府对拆迁的补助方案有着比较周到的考虑，但问及村民，大都摇头表示未来的生计将成问题。昆明366个城中村居住人口达到110多万，占昆明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全市城中村要在5年内改造完毕，这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有关人士对此表示担忧：“动作这么大，很难避免矛盾的集中爆发。”

　　比照宿迁模式，昆明的医院即将“卖掉”，这样让在医疗系统工作的人感到忧心忡忡。

　　在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实力榜中，昆明最近5年的排名在不停地大幅度下降:2004年排名第28位，2005年排名第38位，2006年排名第53位。同时，城市竞争力排名从2003年以来也呈不断下降趋势，2007年已经落到了第73位。仇和说：“发展是最大的政治。”昆明人在尴尬的现实面前认可着仇和的宿迁模式。宿迁是江苏比较落后的地区，昆明是中国西部比较落后的地区，两者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一部分昆明人在这样的逻辑中推理，仇和在昆明套用宿迁模式的合理性。但昆明毕竟不是宿迁。

　　一位昆明网友说：“改革是要进行的，发展也是必然的，但是，作为地处苏北，建市不过12年的宿迁市，能和昆明这个拥有1240年历史的省会城市相比吗？”

　　“仇和带来的一些做法，我们一直在观察，一直在研究。”云南省一位经济研究者这样说。市政设施建设，产业更新换代，财政收入的增加，这些是必须要大力靠招商引资的依据，但也有观点认为，仇和在推崇东部经济模式的同时没注意到其该经济模式已经呈现出来的弊病。以苏州为例，GDP增长与人均收入不对称，2003年末，苏州人均GDP高达5746美元，成为全国各大中城市中的状元，但在许多有关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上，还比不上地处西部内陆、发展较为迟缓的成都。

　　在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圆桌论坛上，北大教授姚洋表示，如果一个政府把注意力全放在经济增长上，他的行为一定要扭曲。仇和到昆明市去当市委书记，他下的指标是每个局都必须去招商引资，其结果是，最后一块净土昆明将受到仇和经济模式的破坏。

　　“昆明已有滇池污染之痛，而且位于金沙江等几大河流的上游，新一轮大发展会不会付出生态环境的代价，重蹈太湖污染覆辙？”昆明一位企业家这样问，他还担心仇和在大力招商的同时“冷落”了本土企业。

　　昆明的一位经济研究者表示，目前仇和还没有给昆明人勾画出一个明晰的未来，喧嚣的背后，昆明的未来定位依然是个悬念。宿迁之变已是历史，时隔数年之后，外界还没有看到仇和在昆明有着与时俱进的创新。

　　[有人关注]

　　终于盼到仇书记来了

　　“终于盼到仇书记来了。”齐江如是说。

　　齐江今年36岁，担任昆明市投资促进局局长已经3年。1999年12月，作为学校推荐支援西部的优秀学生，齐江在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亲自陪送下踏上昆明这片热土，走上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岗位。齐江说自己是农家子弟不怕苦，到西部来是为了心中的理想，是想做一些事情的。“想做事的人才改革，不想做事的人是不想改革的。”齐江说仇和赴任昆明让他感到精神一振。齐江讲述，仇和到任的第二天就到投资促进局视察，听取了他的汇报后，还让他书面写了新一年的工作打算，看得出仇书记对招商引资工作很重视。

　　2008年要在去年引进3亿美金、内资300亿人民币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突破，引用外资翻一番，内资达到500亿人民币。压力空前加大，但齐江信心十足，他表示，仇书记不但重视结果，而且更注重过程，如何实现跨越式目标。当前，全市的整体布局已经就位，35个招商分局已被派驻沿海发达城市进行“拉网式”招商，一些重点项目仇书记要亲自上阵。

　　“只要是对昆明发展有好处的，要求见仇书记，仇书记都会抽出时间会见，目前他大量的时间用来接见外商，他要让来投资的人感到踏实。”齐江说，仇书记4月初飞南京，然后再飞香港，马不停蹄奔赴在招商引资第一线上。

　　据介绍，仇和平均每天批到投资促进局的批件都有3到5个，最多的一天能批下来十几个。齐江说：“感觉有一种力量让你心无旁骛，一心去做事，想停都停不下来。”和齐江一样，昆明市的各级官员感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动力。“压力来了让人不得不去做，机会来了让人主动想做。”昆明市一位领导干部说，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让想做事的干部找到了施展拳脚的空间。

　　昆明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丁仕凯介绍，昆明干部过去脑子里有个框框，凡是没有文件批准的一律不能办，办一个事情往往是先翻文件，文件没有明确规定就不能办。“现在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干部的思想开始转变过来，从“非批不准”转变到“非禁即准”，这样的转变无疑拓展了干部施展的空间，调动了干部做事的主观能动性，只要环境好大多数干部还是想做实事的。”

　　丁仕凯说仇和带来的清新之风让想做事的干部感到振奋。“十年前就有人提出建地铁来解决昆明的城市交通问题，但一直停留在设想的阶段，人们潜意识里就是不建，从来没有想过要建，怎么建。仇书记一来就提出要建地铁，打破了思想上的束缚后，才发现地铁没有什么不可以建的。”云南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处处长谭亚原这样说。

　　思想上的藩篱一旦冲破，别开生面的一盘棋立马摆在昆明各级官员面前，挑战与机遇同在，让不甘平庸者冲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