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校长：越来越多的评审把学校逐渐推向泡沫化

　　朱清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谢谢主席。我很高兴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祝贺北京大学110周岁的生日。也很高兴在今天下午的圆桌会议上见到很多老朋友。

　　今天圆桌会议上听了很多很有趣的发言，今天的主题是“大学与可持续发展”，多数发言人讲的是大学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一些校长讲到了大学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我今天下午也讲讲大学自身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我最近这些年作为一个大学校长现在才感悟到的。好多年我其实自己都没感悟到。什么基本问题呢？就是一个大学要持续发展，一定要在社会关注之下，各个方面都要评估你的情况下，如何保持自身的安静，让我们的老师、学生坐下来好好看书、想问题。

　　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我刚做大学校长时的理解是经费，一定要有足够多的经费。因为没有钱，什么事都不用谈。后来更进一步之后领悟到大学要办好，比经费可能还重要的就是人才，一定要有很好的人才。过了几年，我又领悟到大学要发展，除了经费、人才之外还要有硬件设施，比如也要有大楼，也要有各种设备。一直到最近我才突然领悟到，这些东西都有了之后还是不行，大学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让大家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从一些中国古籍中间看到的，元代的时候开始建学校，目的就是建一个机构，让儒家孔夫子学派这些人能够不愁衣食，到里边安静读书做学问，这就是学校的由来。当然在几百年前的欧洲也开始有同样的事情，社会提供各种支持，让这些人去安下心来不求衣食，安下心来做学问。四年我们满怀豪情地去争经费、争人才、争硬件，猛然回头一看，一些学校慢慢在失去它最根本的东西，一些学校的校园里的人已经静不下心来读书想问题了。今天来讲这个问题，可能是这一代大学校长思维上的一个失误。

　　为什么我们以前争经费、争设施、争人才静不下心来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的经费，包括人才、设施，我们的来源是从上而下的，从上而下很容易就演变成为行政主导，就是行政权力主导这个学校的这些事情。因为对于一个有权给你钱、给你人、给你基础设施的这些人来讲，他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你干得好不好，我给你钱值不值，于是他要评估。而且这些领导也理所当然地知道行政主导一定要求有显著的成果，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怎么知道你做得好不好。

　　十年以后，回顾一下我自己，我现在自己参加的评审活动就已经列出了有17项，我还不是参加评审活动最多的，这些活动有些我是被评的，有些我是评人家的。这些活动很可能外国校长、同事都不理解它的含义是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中国大学校长都是真真实实很重要、很费力气的事情。

　　在这些评审活动中间，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没有非常严格地把住学术诚信的底线，于是越来越多的评审就把学校逐渐推向了泡沫化。

　　首先要肯定所有的评审本意都是好的，都是很好的动机，他们的本意都是要准确估计学校的真实状况。但是要如果真正达到这些评估的本意，你要在评估中间得到好的结果，一定需要艰苦劳动去发展它的内涵才行。但是我们评估这么多，而且评估要求的这么急，要求的又这么高，显然不是太容易靠真正发展内涵去做到。那怎么办呢？开始就有人试探，想用影响评委的办法，或者制造很多数据的办法来获得。很遗憾，这些做法没有被迅速地制止，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了，这个大问题就是我们这么多评审，其结果可能并没有反映内涵的变化，这样平伸就变成了泡沫。比变成泡沫更严重的是使我们的学术界，包括大学的心态变了，现在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能够静下心、沉住气做学问了。举一个例子，我最近主持了一次评副教授，有两个候选人，背景几乎是一样的，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在我们学校得了PHD。一个就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现在还要回来聘副教授。另一个没有到国外去，留校做博士后，现在也要评副教授。大家一看他们两个人的评审材料，大家一看就觉得这个例子太鲜明了，到普林斯顿的这个人实际上非常聪明，他在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拔尖的人，到了普林斯顿去，一年平均只出了一篇论文，五年五篇。留在学校这个，五年出了40篇论文，一年8篇。而这个学生在学校里，无论试验条件、工作背景都跟普林斯顿那个有明显很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材料就是有这么大的差别。正好这次评审是在我收到北大的通知，做发言，于是我就把它列在这里，前面加上了一些评论的话，就是我们的大学在过去十年迅速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从政府、从各个部门得到了很多钱、很多支持硬件变化很大。我不是批评任何人，我是自责，批评自己，大学有一个失误，忘了大学最本质的东西是让这些年轻人，就是竞选这些副教授的人，沉下心来安安静静做学问，我们需要的是内涵式的发展做出的学问，而不需要他制造的这些泡沫。

　　这里很多国外的大学校长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在APRU都共事讨论了很多年，中国大学校长也都是我的很多老朋友，我做了十年大学校长，最后悟到大学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真理，就是学校一定要让老师和学生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如果你大学运转到最后，发现老师和大学都不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就像聘请副教授，一大堆材料，我们可能做到的东西都是虚的。怎么好好评价这个学校而又不干扰学校，这个问题是要向我们国外大学同行学习的。当然我是希望尽量减少评审，但是要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所以不可能没有评审。要有评审，但是怎么来做这个评审，照我们自己理解，评审应该是能够准确反映内涵发展，而不是一些指标。当然我们之所以评审这些好事都慢慢走样了，好经被念歪了，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的学校在过去十年中间学术诚信的底线越来越模糊，以至于现在我知道的学术诚信问题，十年前比现在少多了，现在比十年前多多了，而现在我们还没有有效的决心、措施把住学术诚信的底线。如果把不住这个，任何评审都可能泡沫化。

　　谢谢大家！

　　(掌声)

　　主持人白井克彦：：下面发言人是多伦多大学校长David Naylor。

　　David Naylor：：成为多伦多大学第15任校长，我非常荣幸来到中国，参加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来出席的圆桌会议，同时祝贺北京大学110周年的华诞。

　　刚才我的同事们也说过，这不仅仅对北大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同时对中国的大学本身，对我们这些来自其它国家的大学校长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我也是第三次来北京大学。

　　多伦多大学和中国的渊源可以从这三位名人中看到，包括白求恩、Robert和大山。他们都是多伦多大学的毕业生，同时也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这也可以看到，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都对这个社会产生了很多的影响。但实际上我们和北京大学的缘分应该说从学生交流的项目开始的，多伦多大学有来自中国2000名大学生在学习，他们也参加了我们学生的团体，这是可以想像到的。因为在多伦多我们有40万华裔的加拿大人，毫不奇怪有这么多中国学生到多伦多大学学习。

　　今天在这里庆祝北大的110周年华诞，同时讨论可持续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大学校长们谈到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实际上关于全球在可持续发展上的一些危机，我们都不用再重述了。也就是根据联合国的预计，到2050年可能要把我们的环境消耗量加倍，而且有脊椎动物的种类从1970年开始，他们的种群数也会减少30%以上。我们需要对这些具体的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从长期的比如气候的可持续发展上，我们也都听到了高等院校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当中起到的作用。在全世界我们都有这样的挑战，也就是说在我们看到世界不同地方生态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北美更需要发挥重大的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因此，多伦多大学非常严肃、认真地履行我们的职责，比如减少世界上的环境恶化问题，其它的大学也应该同样承担他们的责任。

　　刚才也提到了可持续发展的校园，我们现在也有三个校园，我们在这些校园当中，现在都已经发起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活动，同时节约能源。但是我也相信，所有的大学在采取这样措施的时候都要具有可信度，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节能的典范。不管是从经济上、生活上，大学都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群体。因此，最重要的我们应该做的贡献就是在知识层面上实现我们核心的使命，也就是要进行研究、进行教育。

　　多伦多大学也在为世界的环境问题做出诊断，Peltier是我们的一位物理学家，也是联合国关于可持续发展小组的一个主要专家，他主要研究的重点是气候变化的演进过程，确实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进行行动，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技术革命发生核心的作用。在我们的大学里有一位教授是研究可替代能源，他研究出了一种物质，能够很好地吸收UV和红外线的能量，这样能够大大提高太阳能的电池利用率，现在他的研究成果也在进一步被商业化和被进一步开发。

　　还有一位是我们森林学的教授，他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生物纤维等等这些领域，制成汽车的零部件。我这里举出的这些例子只是在我们学校学者当中的几位，但实际上我们的所有学者都在开发绿色技术、清洁技术和可替代的能源。

　　同时我也想提出，我们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科技，正如刚才一位同事所说到的，人文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在社会政治还有哲理理念方面都可以做出很多贡献。我们需要看到一种转变，不仅是消费的方式，还有消费的内容，同时整个社会消费的内容和消费的方式。美国和加拿大每年消耗的塑料袋达到1100亿，每天使用的量达到200万个。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让全世界的人们都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好处，但是我们也需要进行很好的评估，来改变我们消费的文化，从而防止这种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在全球上，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来生产、消费，同时能够使得我们的财富得以延续，这不仅仅只是科技的事情，而是超越了这个范畴。

　　最后，谈谈大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不管是在社会科学和艺术上，我们都需要很好地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使得他们了解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也就是我们要在教育和研究当中不断地超越，这样我们能够改变我们学生的看法。

　　还有，可持续性发展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的合作。在各个领域方面都要身体力行，所以我们实际上也是一个典范，对于高等院校来说，在近年来我们已经加快了我们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也开发了很多合作的方式，解决这些共同的环境、经济以及在健康方面的问题。

　　今天我们所做的论坛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表明我们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通过这个机会庆祝了北京大学的110周年华诞。我想再次向北大的所有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只要我们能够通力合作，我们在应对全球挑战当中，能够在未来的110年当中，以及今后更长的时间当中，能够从北京大学这里得到更多的看法和想法，使得我们能够为未来的人类创造更好的环境。

　　主持人白井克彦：：谢谢David Naylor校长。下面邀请哈尔滨工业大学王树国先生发言。

　　王树国(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首先我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向北京大学祝贺110周年校庆，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样一个大学校长的圆桌会议。

　　我就大学与可持续发展一个题目，延续刚才几位同行谈到的问题，谈数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就中国高等教育与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刚才几位大学校长同行所谈到的问题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大学的领导者再灌注着社会问题、关注着人类生存问题，这些本应该大学就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大学校长以敏感的触觉在思考这些问题，并试图在解决它，这不失为我们大学校长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责。但是我更想就这个问题再谈得深一点，不仅仅我们大学校长要思考这些问题，要理解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大学校长，作为高等教育育人的地方，我们应该更多地让我们的专家学者，让我们的学生们去了解和理解这样的问题，并为此而付出他们的努力。

　　大学作为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我想首先谈一谈大学和社会的关系。因为谈到大学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刚才几位校长都谈到这个问题。所以，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可能是延续人类文明的一个最主要的地方，其中也包括人类文明当中所涵盖的刚才几位校长所谈到的关于我们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污染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这只是我们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局部问题，可能在今后的发展当中，我们还会遇到很多我们今天所不曾遇到的问题，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培养的学生能够有能力去面对这样的社会问题，并试图去解决它。在这样一个教育理念的前提下，需要我们的高等教育去密切地结合社会发展的实践，而不应该脱离社会实践。所以，我为此而感动的是，国外的大学校长都对社会发展甚至对本国行业乃至全球行业的发展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为此，作为中国大学校长，我感觉到很惭愧，因为在这方面相比之下，我们对这方面的信息掌握的并不很多。

　　但是面对中国快速发展这样一个时期，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目前在发展过程当中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很苦涩的笑话。因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座落在中国最北部的省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它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但是我为此而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正是由于它的经济欠发达，它没有过度的开发，而使得它保存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生态环境，我为此又感到很欣慰，因为它的环境并没有为此遭到破坏，它的植物还都是绿色的，森林植被率可以达到97%，它的中水处理可以用来养一些小的生物。所以，我为我们学校能够在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而生存着，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发展需要一个时间和空间，如果你保存了不可再生的环境，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吸取别人的经验，而去有效地发展。但是一旦你破坏了这个环境，恐怕不是用时间和金钱所能够弥补的，甚至有些破坏是永远不可修复的。所以，这样一个浅显的问题，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学生不论他学习什么专业，应该让他们去了解、理解并掌握这样一个基本的生存道理，然后付诸于他们走向社会所应该从事的工作之中。

　　由此我想到中国的高等教育目前和社会的脱节，可能还是我们高等教育发展当中的一个问题。不仅中国的高等教育，旁边有韩国的同行，还有日本的同行，可能在我们整个亚洲的文化当中，潜移默化地存在这样一个理念，更多的我们习惯于让孩子们在脱离社会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大学环境当中去塑造自己的才能。这样一种培养模式，相对于21世纪的教育理念来说是落后了，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学生更多地去了解社会，去接触社会，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培养人才必不可少的过程。不是我们所有的教授就能够去完备地塑造一个学生优良的品质，而是社会那种痛苦的磨炼、挫折乃至打击对学生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磨炼，这种磨炼是我们的学生走向社会所不可回避的。

　　如果我们把学生隔离社会，一旦他走向社会自我生存的时候，他会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甚至是逃避的心理来逃避它的社会责任。所以，社会责任感，我们需要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技能，但是需要学生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来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如果我们的学生将来都做CEO、政治家，做社会各个方面的领导者，他们有责任按照这样一种理念来实施他们自己的社会职责，这是第一点。

　　第二，谈到高校自身的持续发展问题，我就想到不同的阶段我们可能需要不同的办学模式，跨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办学模式往往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责难。刚才中国科技大学的朱校长在谈到他们学校关于学术浮躁的问题，举了一个非常令人深醒的例子。其实在绝大部分大学当中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让我们不得不感觉到我们的大学在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理性地对待它，我们太急功近利了，我们太急于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包括朱校长也谈得很客观，我们实施这些政策的领导者也是一片苦心，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出现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这个定位就错了，社会不缺少一流大学，社会缺少那些能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大学，这才是我们教育工作者本身应该追求的目标。所谓一流大学，不是我们自封的，是社会根据我们学校的发展历史来评价的。我曾经在我们学校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上讲过，我说你们知道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大学，包括我们今天组织会议的早稻田大学，包括莫斯科大学，包括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大学，但是你们很难说清楚他有哪些知名的教授，有哪些学科做得很好，那你为什么知道他们知名？是因为他们这个学校为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因为他们的名字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每一个老百姓都知道这是一所很好的大学，一个非常笼统的概率化的概念。但是它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位老百姓的心中，这是我们作为大学校长应该追求的目标。

　　社会发展当中面临着很多问题，不是我们大学都能够解决的，这希望所有的大学校长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我们不是万能者，解决不了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但是我们有责任去解决那些我们能够解决或者我们力所能及可以贡献力量的问题，比如说环境问题，比如说战争问题，比如说和平问题，比如说民族和谐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关心，并把这些理念灌输到学生的头脑当中去的，这才是我们大学应该所肩负的责任。所以，一方面我反对把大学和社会隔离开来，我主张让更多学生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乃至了解世界，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改革开放，才有了今天中国大学校长求贤若渴地希望和国外的大学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来相互之间了解。但同时我们又不可能妄自尊大，说我们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我们承担不了这个责任。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的，教育只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去做我们所有能够解决的问题。

　　最后我感谢几位校长，包括东京大学校长所提出来的，希望我们在整个全球的大学能够在全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上，有我们大学的声音，这个提议非常好。我提一个观点，不知道大家感觉到没有，这一点我非常钦佩莫斯科大学，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在俄罗斯的发展进程当中，莫斯科大学的理念和教授们做的真的让我感到由衷的钦佩，这也是我为什么积极地主张我们学校和莫大进行密切的合作，我想其它兄弟院校也会有类似的情况。我是主张大学应该关心全球的发展问题，应该脱离社会，脱离政治理念来关心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性的问题，这方面我们再不注意，包括发达国家的大学，我们会被社会主流边缘化，也就是说社会有你这个大学、没你这个大学已经没有必要，那么我们这些大学校长就丧失了作为大学校长的职责，我们应该纳入到社会发展的主流当中去，应该在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有我们大学的学者所发出的声音。

　　我的观点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掌声)

　　李长茂(首尔国立大学校长)：：见到大家很高兴，首先我要对北京大学许校长和其他北京大学的同仁们表示祝贺，祝贺北大度过110周年华诞。

　　下面我想谈谈关于首尔大学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首先首尔国立大学确实是一个绿色的校园，它被森林和山脉包围着。我们在市中心也有校区，同时我们在其它的省份也有我们的分校区。同时首尔国立大学也有自己的植物园，还有试验林等等，这对我们的可持续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希望能够创造出新的技术来影响和重塑我们学术的理念。我们现在也在进行多学科的合作，实现综合性的学科发展。我们的大学也在不断地对校园进行国际化的发展，我们聘请了一百名外籍教授，同时我们也非常重视这种产学研以及和政府之间的合作。

　　(幻灯片)这张幻灯片是首尔国立大学建立融合技术的高级学院，它主要是研究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学术议题。同时我们也正在建立绿色生物研究中心，整个投资将会高达2.3亿美元，将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共同出资，同时也会有私有的企业进行捐赠。同样我们也在港口区建立了一个BIT港口，包括有一个健康生活区，还有一个虚拟健康区等等。

　　(图)这就是港口的具体情况。

　　(图)这是未来整个港口建成之后的情况。

　　下面我谈谈大学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当中的作用。

　　首尔国立大学有6个学院，这六个学院主要是关于可持续发展以及和生命相关的学院。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也提供了多样性的课程，比如说环境变化的课程以及空气质量和防治污染，另外还有生态系统、能源和法律相关的课程。同时我们还开办了一个跨学科的课程，也就是在文化当中的可持续发展，是为了让学生能够也更好的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

　　首尔国立大学也有几个关于环境研究的中心，比如环境政策与规划研究所，以及环境工程研究所等等。除此之外，我们的师资队伍当中也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关注于可持续发展的队伍，同时我们建立了环境委员会，主要是希望能够就可持续的土地使用和能源、环境的重整，以及可持续的生命发展，以及可持续的社会和教育来进行综合的研究和管理。从1994年开始，我们也进行了对环境方面的研究，并且开展了和其它学校的合作。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网络，并且不断地促进中央的政府机构与地区政府之间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对话和研究，同时不同的部门可以来进行这样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建立了一个CEO可持续管理的论坛，主要是通过这个论坛使得来自各个大企业的CEO们能够在这个论坛当中和相关的政府部门的官员进行好的沟通，就可持续发展做出很好的讨论。

　　关于首尔国立大学可持续发展提出的一些倡议，我们主要采取了跨学科、跨部门的做法进行相关的研究，并且建立社会网络，以及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社区的支持。我们建立了一个亚洲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主要是采取了多部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关于开展跨部门方法的研究，在研究所正式启动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试验性的项目，主要是在我国的西部海域进行相关的可持续发展。去年12月，在我国的西海岸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12万吨原油泄露事故。首尔国立大学的师生们参与了相关治理的项目，其关注的焦点就是要关注这个事故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对这个地区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带来的这些后果。对于整个地区来说，要进行很好的合作就必须要建立相关的网络，首尔国立大学也倡导与其他学术机构进行合作，比如我们和美国的一家机构进行合作，进行联合大气的研究。同时我们也主办了四个研讨会，这些研讨会主要就天气研究技术的应用和天气预报技术的应用进行很好的讨论。我想在整个地区的大学都可以定期来举办这样的会议，分享研究的成果，促进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开发和制定。

　　谢谢！

　　主持人白井克彦：：谢谢李校长。

　　(自由讨论)

　　西村周三：：我有三点意见：首先，关于北京大学和我们大学之间的关系。

　　我们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科研项目。到现在为止，我们之间的合作项目在自然科学方面不是很多，但是既然现在的合作不多，在未来这种合作一定会不断增加的。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中国的传统智慧是非常著名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应该可以联合做一些对亚洲文化的研究，也欢迎俄罗斯等其它国家加入对亚洲文化的研究。

　　第二，关于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大学致力于探索人类和生态之间的和谐共存。我们的人类和生态委员会是研究山脉、河流、天空、土地以及动植物专业的机构。我们刚刚建立了一个动物研究中心，这些研究对于可持续发展在未来也会成为重要的方面。

　　最后，对于小宫山弘的发言做一些回应。

　　小宫山弘校长在日本是非常著名的一位教授，特别是在生态环境这个领域，也是做了很多先期的工作，我们是跟着他的足迹。我们新发起了有关激励措施的项目，这个激励措施是致力于鼓励大家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纪校长也谈到我们大学不应该完全受到市场经济的支配，我们应该领导市场经济，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领导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好、很具体的系统。我们大学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系统来支持每一个系的各个部门，来减少他们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是我们自身的一些经验。而且我们也密切地关注着我们采取措施会不会取得成功。

　　顾秉林(清华大学校长)：：首先再一次祝贺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今天的主题是“大学与可持续发展”。起码包含两方面含义，一个是大学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一个是大学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应该做什么事情。当然这两个层次相互有关联，但也是有区别的。大部分中国大学校长谈了自身大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想谈谈大学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清华大学在1998年就提出了“绿色大学”的概念，是由学校正式通过的。提出人是我们国家的环境学家钱毅，在清华大学提出来的，当时主要是针对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恶化，提出来大学应该变成一个绿色大学。后来我发现，钱毅是顾家生的学生，前几天我们刚刚庆祝顾家生90岁的生日，了解到他是北京大学院校调整的时候，从北京大学到清华大学的，他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获得公共卫生跟环境相关的博士，后来一直从事环境方面的研究工作。讲这段插曲，也是说明北大和清华之间源远流长。

　　钱毅提出绿色大学的概念，我们今年准备庆祝十周年，其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绿色教育。第二，绿色科研。第三，绿色校园。所谓绿色教育，我们现在主要进行的就是对所有的学生通时课程当中都加入了关于可持续发展，关于环境问题，关于绿色基本的教育，这里包括我们的理科学生、工科学生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他们是作为通时教育的核心课程来设置的，每个人在大学期间必须选择这样的课程，对环境方面进行的教育。这是绿色教育的问题。

　　第二，绿色科研。我们鼓励教师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跟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跟气候变化问题相联系。我们在今年1月份成立了低碳能源实验室，把不同分布在7、8个院系的200多位教师和研究员集中在低碳实验室。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直接针对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是很多的，比如我们在汽车节能方面搞了燃料电池，将有100辆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把这100辆汽车开出去，用新的能源开这个汽车。同时包括建筑节能，因为我们现在发现不同的建筑实际上它的耗能是很不一样的。研究人员发现，像北京的建筑卖给老百姓的可能是同一个价格，但是入住以后能源的消耗可能差8、9倍。这提醒我们要买房子得看一看它节能的情况。同时学校建了两个示范的节能楼。其它方面，比如环境的问题，松花江水污染、太湖水污染，都给我们提醒，人类所处的环境实际上是非常恶劣的。解决水的污染问题，老百姓能喝到安全水的问题，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好在我们的教授小建同志对松花江污染、太湖污染的情况下，很快帮助当地政府解决了这个问题。

　　刚才我谈的例子都是具体从事跟环境相关的科研工作。同时我们要求其它研究工作也要考虑到和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相联系的做一些工作。

　　第三，绿色校园问题。刚才我非常羡慕首尔大学，是在一个绿色的环抱之中建的大学，清华大学这些年也做了不懈努力，它从98年提出建设绿色校园，10多年来，树的品种由100多种变成800多种。他们跟我说，在北京地区是植物园的树种比清华树种多，清华树种排在第二位。植物园为什么多？是因为有一个温室，我们没有办法跟它比。同时学校的绿地覆盖率已经达到57.4%，跟原先有很大改进。在提出绿色大学之前，我们的绿地覆盖率大概是30%多，现在已经达到了57%。所以，希望学生、教师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安心地研究学问。

　　简单说一下关于绿色大学的计划。从教育、科研、校园这三个方面谈了目前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即将要成立一个低碳经济研究院，把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政策的问题、软科学方面的问题，也和低碳能源实验室相辅相成，把这个工作做好。

　　希望以后能够得到各位所在学校的支持，谢谢大家！

　　主持人白井克彦：：感谢所有参与我们第二阶段会议的校长，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可持续发展和大学的问题，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最基本的理念，所有大学的科研都应该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基本的课题来进行研究。我们应该从这个原则出发，以这个原则作为我们教育和科研的落脚点。

　　很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进一步交流，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了。再次感谢北京大学给我这个特殊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进行交流，建立友谊，特别要祝贺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

　　下面我宣布今天的圆桌会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