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灾难空前透明

　　汶川大地震，数万人罹难。中国政府每隔一小时就公布一次死亡人数，准许媒体不间断播放救灾动态，积极欢迎国外人道主义援助。如此的高度透明，在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是史无前例的。

　　众多母亲在自己孩子的尸体旁痛哭；紧急救援人员在倒塌的建筑物之间穿梭奔走；脸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安慰着灾民，并鼓舞着这个处于灾难中的国家……

　　这类场景，与世界上大多数灾难后人们看到的景象类似。而此次，中国的电视台能够不间断播放救灾工作的进展情况，这对中国来说很不寻常。

　　曾经封闭的中国

　　中国以前一向善于首先掩盖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然后再拙劣地做出反应。

　　1976年唐山大地震，数十万人在那次灾难中失去生命。中国不但拒绝国际援助，而且在地震后的7年内，不允许外国人进入那座城市。

　　32年前，外界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有关唐山大地震的信息。多年来，其死亡人数也作为国家机密被封锁。

　　1998年，数以千计的中国农民在长江洪灾中丧生。当时，中国拒绝西方记者进入灾区，政府没有公布任何相关数字，两周后才向外界提供了令人怀疑的低死亡人数。

　　2003年，北京高层掩盖了本国SARS爆发的范围。部分批评人士称：由于拖延了对抗“非典”的时间，导致死亡人数增加。

　　此外，中国政府对2008年雪灾的反应迟钝。最近的西藏示威事件中，中国政府也不允许国外记者进行跟踪报道。

　　媒体高度透明

　　与以前对灾难事件的反应不同，关于四川大地震的信息没有受到限制，几十名中国记者对地震地区进行了现场报道，外国记者也可以自由出入灾区。

　　北京政府积极应对灾难，从全国范围内调遣几万人的部队参与救灾，并派总理温家宝赶往灾区，数名记者随行。

　　针对此次地震灾难，中国政府展开了一场报道运动，媒体也表现出完全的透明，网络、报纸、广播和电视台都可以自由地报道地震情况。更与以往不同的是，媒体记者可以亲临现场，对震区情况进行现场播报，并提出尖锐的问题。

　　媒体报道的信息量越来越大。国有媒体CCTV的记者大量出现在受灾地区，同时相关专家提供24小时的即时地震讲解。地震发生的几分钟之内，便开始出现详细资料，国家领导人通知官方媒体：国家发生了巨大灾难。灾后一整天，总理指导救灾工作和安慰受伤人员的画面，主宰着中国的电视和广播。

　　温家宝总理此次在救灾过程中真情流露，被视为民族英雄。温总理抵达一座倒塌的学校前，头发凌乱，身着他惯穿的适合于各种天气的夹克，同时挥动着手中的扩音器。在国有电视台上，他宣布不要放弃搜寻幸存者的新闻，被不断地重复播放。一次，他蹲在一座小学废墟前，对一个被困的孩子说：“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一定要挺住,一定会得救!”

　　接下来的日子，在中国的媒体上再看不到英雄的身影，而满目皆是哀悼者、送葬者、灾难中的牺牲者、哭泣的面孔、用麻布掩盖的死者、受困者微弱的呼救声，以及沮丧的士兵，他们因为山体滑坡而无法挺进灾区的中心地带。

　　中国政府还解除了互联网信息审查，允许大量的博客帖子在网上自由传播。互联网上除了赞扬的声音外，也有少数批评军队无法迅速赶到震区解救受难者的帖子。这类帖子还对灾区建筑物安全标准和政府表现提出了批评。此外，主管教育和建筑的官员受到网友质问，市民要求解释为什么灾难中会有如此多的孩子死亡。

　　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施行。此条例的核心是确保人民的知情权，对突发事件及时公布是官方的责任和义务。

　　间杂着舆论恐慌

　　四川地震爆发后不久，中国政府就公开向外界公布地震信息。但在北京地区，预言会发生更多地震的虚假警告信息，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

　　地震发生后不到半个小时，来自中国地震部门的信息，就出现在主要的信息门户网站上，而且信息不断得到及时更新。初始的受灾情况和必要的应对措施信息，也陆续出现在各种媒体中。

　　当天下午，中国地震局共发布了3次关于地震和余震情况的公报，四川省地震局召开了6次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最新的地震信息。

　　但是，当政府部门高效地发布更多地震信息的同时，其他消息来源却导致混乱。

　　地震当天下午3点左右，《人民日报》网站警告说，当晚10点至午夜时分，北京会出现2至6级地震。同时，包括政府官方网站新华网在内的新闻门户网站发布消息，地震监测中心分别在北京通州区和浙江嘉兴市监测到3.9级和5.7级地震。

　　在恐慌进一步蔓延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迅速进行辟谣，否认北京将会发生地震。当晚，该中心的相关地震机构宣布，没有迹象表明通州和嘉兴发生过地震。

　　有专家认为，当从权威渠道获得的信息大幅增长时，中国科学界还没有具备准确、负责任地传达信息的能力和责任。

　　编辑人员不太可能编造虚假新闻，因此，虚假报道很可能来自个别专家的预测。以前，每当政府部门向科学界征求意见时，大多数科学家养成了随意发布信息的习惯。不过，许多这类信息并不是基于专业的判断，发布人也不需要对信息的真伪负责。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单个科学家不具备发布地震信息的能力，因为地震报告和预测是以观察到的数据为基础，经过反复讨论和协商得到的。

　　此外，他认为，预测地震等级为2至6级的人不太可能是地震学家，因为地震专家会将5级以下地震称为“小震”，大于5级的为“大震”。没有哪一位地震学家，会同时提及等级相差如此悬殊的地震。

　　新闻编辑应该对获得的权威信息有自己基本的判断，而且不应理睬震后出现的明显不真实信息，更不应该为了提高网站的访问量，就急于张贴非权威的信息。

　　批评人士还抱怨，地震机构没能预测出四川地震。相关官员则对媒体表示，震前没有发现明显异常的地震活动。

　　媒体指出了震前的预警信号。例如，在地震前3天，距离震中50公里远的绵竹，出现了大规模的蟾蜍迁徙活动。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专家指出，地震预测不能仅靠非正常的自然现象判断，比如动物的迁徙。地震预测要基于风险分析，只有在获得地震很可能会发生的证据后，他们才能发布地震预警。

　　国家地震局资深研究人员张晓东(音译)表示，地震很难预测，因为它们往往在地下深处爆发，那里无法放置地震探测设备。地震是否发生，取决于当时周边的地理结构，这就让获取有意义的统计样本变得十分困难。

　　对海外援助开放

　　此次地震灾难中，中国对国际救援也首次采取了异常开放的态度。

　　中国政府欢迎国际上以提供物资和现金等各种方式的帮助，并邀请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甚至台湾慈善组织的救援队。美国提供的直接援助有所下降，但中国驻美大使鼓励美国提供现金和必需品供应，这与以前大不相同。

　　中国官员宣称：此次地震可以加速中国政府的自由化进程，使政府对于国内批评和国外救援较以前更为开放。

　　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表示，中国政府对海外援助的开放程度，对国家政治及外交的影响尤其重要。她说：“此次中国的地震灾难，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世界人民可以看到，在灾难面前，中国人民是如何团结一致，共同抗灾。”

　　她补充说：“人民的内心真正地被感动了，此次中国完全放开自我，接受国际救援。对于世界来说，中国越来越开放，与世界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

　　她否认中国此次的开放，完全是为了成功举办奥运会而改变本国在世界面前的形象。她再次强调：“奥运会只是改变中国的一个催化剂。在改革的路上，我们绝不会开倒车。中国一直在前进。”

　　什么促成中国的转变

　　不久前，缅甸独裁政府对该国飓风灾难的迟缓反应，遭到世界各国的抨击。这使中国领导人强烈地认识到，他们对地震的反应，在国内、国外都会受到密切关注。

　　针对西藏问题，中国遭到西方媒体长达两个月的批评。在为8月份的奥运会进行积极准备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再也不能承受另一轮批评的打击。

　　清华大学传播研究教授史安斌(音译)的看法是：“西藏问题遭受的国际指责，对中国政府产生了影响。政府从中吸取了一些教训，这反映了中国的开放和改革趋势。”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主任杨大力(Dali Yang)表示，中国政府可能已经意识到，公开性和问责制有助于提升其合法性，减弱人们对腐败、通胀以及城乡贫富差距日益增长的愤怒。政府似乎也认识到，像地震这类灾难，能够将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并获得人民的支持。

　　曾在中国官方媒体工作多年的毛小宁(音译)说：“这次有关地震的报道，是对中国新媒体可信度的一次考验。”

　　她对澳州广播电台说：“此次，中国政府在开放信息和对灾难报道的透明度方面，表现得几乎无可挑剔。”

　　灾难发生伊始，许多政府部门便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不断提供更新的数字。国有媒体CCTV 和新华网几乎都在震后第一时间报道了灾情，并派遣大量记者深入灾区。

　　毛小宁认为，诸如网络和手机这种信息技术的应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强迫政府提供较以往更多的信息。她说：“1/3以上的中国人拥有手机，同时中国有2亿多网民，因此，中国不得不在应对紧急事件时，提高信息的透明度。”

　　中国政府空前透明地报道此次地震灾难的决定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这一策略获得了回报，其国内网站和聊天室中，充满了对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赞扬，BBS和博客上的评论，也大多赞扬了此次中国政府应对灾难的表现。

　　一位网友说：“当我看到温家宝总理亲赴灾区赈灾的图片时，都忍不住流泪了。”另一位网友写道：“温家宝迅速奔赴灾区，让我觉得很温暖。这使我相信，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领导人总是与我们在一起的。”

　　史安斌表示，他对政府表现出的坦白和中国官方媒体的活力感到吃惊。他将这种开放性，部分归功于最近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它要求政府公务人员应该向媒体公开信息。与许多专家类似，他认为，奥运会对中国政府急于融入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说：“在本次地震灾难中，中国媒体的表现首次达到了世界标准。政府从过去的失误中吸取了教训。”

　　一些官员指出，中国人对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的批评表示愤怒，这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在奥运会闭幕后，重新考虑其开放政策。傅莹则说：“虽然新闻审查制度还会继续，但中国不可能对世界关闭国门。”

　　(符佳林根据多家海外媒体报道综合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