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改变中国几何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秋风

　　一个社会如何应付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这个社会的精神与制度安排的状态与特征。汶川大地震是过去30年来中国经历的最严重灾难，数万名同胞遇难，国民无不哀痛悲伤。舆论普遍注意到，政府在这次地震发生后做出的回应，大大不同于以前。

　　此外，通过这次地震，人们还可以看到更多中国社会结构与制度上的变化迹象。

　　社会力量正在组织起来

　　汶川大地震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社会”迅速、灵活的反应。这个社会，有人称之为“民间社会”、“市民社会”，有人称之为“公民社会”、“第三部门”。不管怎样看，它指的是自愿组织起来的民众。这些民众在本次大地震的救灾、救济全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社会迅速有效地向公众传达了各种信息。最引人注目的，是近些年来迅速成长的网络，各门户网站的新闻频道及时把关于地震的信息传递出来。在网络论坛上，网民们既表达众志成城之心，也对政府的处置措施予以大胆评论。一些新锐的传统媒体以负责任的专业精神，为地震救灾、救济，创造了一个相对开放的公共空间。

　　其次，民众自愿组成的各种公益组织，在大地震后立刻投入到救灾工作中。自上世纪90年代那场大洪水之后，每当发生重大灾难，从企业到普通民众、从政府机关到演艺界，各界踊跃捐款捐物，已经成为一项传统。民众争相献血的场面也屡屡出现。不过，捐款、鲜血固然感人，但终究还是把救灾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政府，而不是社会自我治理、自我救助。

　　近些年来，市场化拓展了中国的社会空间，获得了一定自由度的人们，也具有了足够的公民意识、公益精神，甚至可以自己支配、动员一定的社会资源。因而，面对灾难，中国社会已经逐渐超越他治，走向自治。不论面对地方性灾害，还是面对今年年初南方的大范围雪灾，大量民众自愿组织人力、物资进入灾难现场，参与救灾、救济。

　　这一次大地震，民众自愿组织的反应更为迅速，行动更为有力。“中国民间组织参与汶川地震救灾邀请函”，有几十个民间公益组织参与；北京数个NGO发起了“北京民间公益组织联合行动”。

　　社会中最重要、最常见的自愿性组织是企业，企业在这次地震中的表现也很突出。地震后，中国人寿很快宣布，将设立“国寿慈善基金会”，承担所有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儿成长至18周岁的相关费用。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江苏私营企业家陈光标。他不仅捐助了大量金钱，更把企业家精神运用到慈善公益事业中，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民间救助力量。在最短的时间里，他从本公司在江苏、安徽的工地上调集了60台挖掘机，昼夜兼程，灾后不到36小时，就从沿海的江苏开进四川地震灾区，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陈光标的这一壮举，赢得了网民近乎狂热的赞扬和敬佩。

　　国内房地产业老大万科集团捐款200万元，很多人质疑这与万科的身份不符。其实，王石正在发挥自己的企业家才能，组织万科的多方资源进行救灾活动：万科组成的抢险工程机械队在都江堰灾区日夜奋战；万科捐献的药品、救援物资，由其自己组织的车辆运送到绵竹灾区；万科组成的特别搜救队在特别偏远的孤点搜救生命；万科的专家组已经完成对成都万科小区居民住宅的安全鉴定，并转入对市区建筑的安全鉴定。

　　像陈光标、王石和万科这样的企业家、企业，还有不少。他们不再只是把钱交给政府，让政府去救灾，现在他们认为，救灾是自己的社会责任。民众参与救灾、救济及未来的重建，要比捐一大笔钱的价值更大，因为这具有变革治理秩序的意义。

　　重构国家-民众关系

　　国内外媒体普遍赞扬中国政府对本次地震的反应迅速而公开：地震发生后，执政党立即对救灾工作进行部署；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组织指挥救灾活动；政府大规模调动军队展开救灾；关于地震的信息也是比较开放、透明的。

　　所有这些处理灾难的举措都表明，政府的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权力更为人性化、更加具有公共性。当然，最具有突破意义的，是政府设立“全国哀悼日”。

　　早在地震灾难发生之后，网络论坛、传统媒体上就不断有民众呼吁，应设立国家哀悼日，国旗下半旗，暂停奥运火炬传递活动，以表达对死难同胞的悼念之情。最终，政府做出了这个顺应民意的决定，将5月19-21日3天设为全国哀悼日，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这一决定，是一项重大的政治突破，它显示出，执政党和政府的国家理念正在发生变化。此前，政府只为一些国家领导人去世设立过哀悼日，国旗下过半旗。尽管《国旗法》规定，可以在发生重大灾难时下半旗，但不论是1998年的大洪水，还是严重的矿难或4月份的火车相撞事故，那些死难的民众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政治待遇。

　　政府设立“全国哀悼日”，确实有助于民众凝聚共同体意识，13亿人将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死难者的同胞之情，进而感受到与所有同样进行哀悼的生者的同胞之情。不过，“全国哀悼日”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首先是国家哀悼仪式。国旗为普通民众降下，所有政治、国家领导人为民众默哀，这种破天荒的国家哀悼仪式，重申了现代国家的首要政治原则：人民主权。

　　这里的人民不是抽象的整体，而是具体的个体，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民众。普通民众是国家的组成者，国家乃是为了民众的自由、幸福而存在。一定数量的普通民众之意外死亡，国家有表示哀悼的道德、政治与法律义务。惟有国家做到这一点之后，才能够要求国民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从国旗只为国家领导人下降，到国旗为普通民众下降，表明中国社会从普通民众，到执政党、政府，都在试图按照宪政原则，重新构造国家与民众的关系。

　　无论如何，这次大地震确实开了一个好头，权力正在学会靠近人性。人们会问，这个开端是否具有持续性？民众当然期望，权力的人性化不只是地震时的特例，而是成为国家的内在属性，成为政府管治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这就需要政府运用地震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性化理念，以及其背后关于国家与民众关系的宪政原则，进行制度变革。

　　这种变革应当是全方位的。比如，人们质疑，有关专业部门及地方政府忽略一些事先的征兆，是否仅以地震预测难度大等理由就能搪塞过去？就在地震若干天前，当地政府还为地震辟谣，这是不是过多考虑了所谓社会稳定乃至其他要素，而忽视了民众的生命？进一步从制度上考虑，地震预报究竟是集中好，还是分散好？

　　如果适当放松地震预报信息的发布权，允许科研机构发布信息，固然可能引起过多社会恐慌，但或许可以减少地震损害。在稳定与生命之间，究竟如何权衡，恐怕需要合理的制度来解决。而这又涉及到地方与中央关系，涉及到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等等。

　　毫无疑问，只有沿着民主与法治方向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革，才能改变官员的行为模式，重新配置官员的心灵与思维方式，让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把民众的自由、权利、利益，放在价值排序的最高位置上，更不要说生命与财产安全。这样的国家将会存在于人民中间，而不是在人民之外、人民之上。

　　灾难之后需要反思、变革

　　政府是否会逐渐改变其行为，权力是否变得更为人性化，固然取决于执政党、政府是否足够明智；但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社会本身是否有足够的力量驯化政府，不断地教诲政府它应当做什么、怎样做。事实上，政府应对本次地震时，在政治与行政管理方面的几乎每一个进步，都是由民众、舆论率先提出、推动。权力变得人性化的前提是社会的自觉，以及社会自我治理的发育。

　　同样，在已经展开的灾后救济、灾区重建过程中，社会的推动、监督，以及广泛参与更为重要。可以预料，政府将为救济受灾民众、灾区重建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但是，对受灾民众来说，最重要的是心灵秩序、社区伦理秩序与治理秩序的恢复、重建，而这主要还是得依靠民众的自我治理与民间公益组织的协助。灾区民众的自治，当然需要以民众的自我组织为前提。只有组织起来，民众才能够克服心理危机，共渡难关，投入重建。

　　灾区民众当然需要外部帮助。政府的帮助很重要，但最有效的帮助者，依然是那些民众自愿组织。面对受灾民众的精神需求，其救助活动可能更加个性化，可以同时面对灾区民众心灵、社区、治理等多层次的需求。

　　企业家在这方面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地震发生后，舆论的眼睛盯着企业家，尤其是那些富豪，人们期望这些人能表现得慷慨一些。应当说，在贫富分化现实不断刺激人们情绪的社会中，民众的这种反应是十分正常的。

　　然而，光盯着企业家的钱包是片面的，灾区最需要的，其实是组织资源和创新各种制度的技能，而企业家在这两方面都有先天优势。从企业家的角度看，惟有让社会分享这些优势，积极参与社会的自我治理，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精英。很多企业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可以期待，这次地震之后，一些企业家将会转化为社会活动家。

　　人们或许都忘记了一个基本历史事实：直到上个世纪中期，民间社会都是社会救助的主角，“绅商”更是领导者。这固然说明了政府的软弱失职，但在那之后，国家权力过分扩张以至于吞没社会，同样是不正常的。

　　比如，在当年的唐山灾区，人们只看到政府的身影，即便各地民众参与，也是政府组织的；即便有一些慈善机构，也附属于政府——直到今天，国内最大的慈善机构依然如此。这样的模式有其优势，但也有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在政府权力本身未受到有效约束、缺乏足够人性意识的时候。

　　在这样的时期，尤其需要社会参与救灾、救济、灾区重建。话说回来，现行法律、政策为自治的发育设置了很多障碍。不过，本次震后国家与社会在灾区的合作、舆论与政策之间的良性互动，似乎已经足以向心怀忧惧的政府证明，自治与政府的管理并无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健全的社会，本来就呈现为多中心治理秩序，且以社会的自我治理为基础。通过自治，民众与政府都将找到自己在社会治理中的恰当角色，使社会秩序和精神秩序趋向良性。

　　人们常说，多难兴邦。但多难兴邦的前提是，从政府到民众，都愿意反思制度与精神上的缺陷，并勇敢地进行变革。面对本次大地震的数万名死难者，政府、民众恐怕都需要思考，怎样做才能够使权力更加人性化，让人心学会仁厚悲悯。而要达到这一状态，需要国人的精神自觉，以及广泛的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