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金钱的张力

　　有权力的中国艺术家不多，本期封面专题所访问的十位艺术家中，只有张艺谋算是特例。但老谋子说，北京奥运会总 导演的权力，就只在创作上。

　　能够同时登上艺术殿堂和权力殿堂的中国艺术家更少 。

　　鱼和熊掌难于兼得。

　　权力榜的定义就是影响力、贡献度和市场价值，我们可能更看重的是市场价值。

　　只有开放的时代，中国的艺术家才有可能让自己的作品，在经过精心的商业营销包装之后，获得令人眩目的利润。

　　影响力、贡献度很难有相对客观的评价体系，但市场价值却可以一目了然。

　　十位被列入权力榜的艺术家，达到造诣巅峰的形式不尽相同，但艺术与金钱的张力表现却出奇相似。

　　张艺谋和权力接触最多，也靠得最近，其北影同学艾未未则站在另一端，他说，艺术没有权力，只有希望争取的权利 。

　　说得真好！

　　杨锦麟(凤凰卫视)

　　单双号限行需要程序正义

　　奥运会期间北京的机动车按照单双号出行，由于车辆减少，交通更畅通了，尾气污染也减少了。于是，有人提出，这 种单双号限行政策应当永久化。但是，同时有人，主要是拥有车辆的人，则认为它侵犯了私人财产权。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副 局长王立前不久表示，对此政府部门没有定论，不妨在一定程度展开大讨论，也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如果立法机关决定将这一问题提交民主决策程序，我们需要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平台，需要公共媒体讨论、立法听 证会、民意调查等多种形式。这里，特别要注意在立法听证会时，要能确保不同意见的阶层都能有代表参与听证，让听证有广 泛的民意基础，并且听证的结果能真正反映到立法之中。而后，将这一问题交由人大进行表决，甚至可以考虑由全体北京市公 民进行公决，这种表决、公决的过程应该公开、透明，要让各方都能进行充分和有效的法律博弈。

　　这种打造“法治政府”和践行民主与法治的过程，也是让公民逐步习惯通过合法的手段和公开的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 和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有利于公民进行民主与法治训练。

　　海之波(江西赣州)

　　不要将梦想从美好愿景中排除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中国目前不适合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正确的选择 是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

　　胡晓义指出了诸如我们“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众多”等现实。这些现实都摆在我们 面前，谁也无法否认。但笔者仍然期望着，不要到涉及公民基本生活保障时我们才强调“初级阶段”，才知道原来我们囊中依 然羞涩，家底儿依然还薄。在我们气势恢宏地一次次在世界面前展现“大手笔”时最好也能兼顾到这样的“基本国情”。此外 ，最好不要将“从摇篮到坟墓”从人们的美好愿景中一笔排除。虽然暂时无法达到“从摇篮到坟墓”，但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水 平与生命质量，让国民能够分享更多国家、社会发展的利益果实应该成为我们为之努力的方向。要是连梦想都被剥夺，就会让 人心寒。也许，这也是引来网上众多争议的原因之一。

　　胡晓义强调“公平”与“普惠”，这才点到了要害，如果福利成为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享受的“权利”，那这样的公 民基本保障体系只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其“杀伤力”所伤害到的，也不仅仅是“个人基本保障”那么简单。

　　李家伟(河北沧州)

　　爱流泪的魏文彬

　　席琳·迪翁在拉斯维加斯的恺撒皇宫做驻唱歌手5年，一共演出了700余场。但她不会知道，一位中国男人在看完 她的演出后不禁泪流满面。此人就是湖南广电总局局长魏文彬。

　　第一次采访老魏，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眼泪的故事”。当然我知道，这泪不仅仅是为迪翁的歌声，更是为 娱乐所能创造的巨大价值，他心中一直有个梦——把湖南广电打造成中国的娱乐帝国。

　　老魏是个爱哭的人，甚至当着下属的面，眼泪也能哗哗地流。这是那个“霸蛮”的魏文彬吗？倔强、刚直、强悍，所 有人都这么说，但多情、宽容、敏感的一面他也不加掩饰。他说过，一个管理者要有政治家的睿智、企业家的头脑和艺术家的 敏锐。前两点是成功人士的共性，而后一点倒是老魏独有的，要不，何来官场“异类”的评价呢？而他自己的定位则是清醒的 ——“一个知识分子”。

　　20多岁时的魏文彬，曾梦想成为一个作家，他一边读着陶斯亮的报告文学《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一边号啕大哭， 哭自己被文革愚弄的命运，也哭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个人的兴衰遭际总是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那是一种大爱，无边界 ，无遮掩，有气象，有锐度。

　　就像艾青所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话可以为老魏的泪水作注解。

　　本刊记者 任武

　　黄永玉，还是这么年少

　　采访黄永玉先生那天，我早早就出了门，生怕迟到，据说有大人物造访他时迟到都被拒之门外。还有一点就是，万荷 堂有多远心里没谱。打的，乘地铁，转城铁，坐黑车，到的时候挺准时，手里还提着一盒茶叶，因为曾看到黄老说，来访者需 自带茶叶。

　　黄老比我想象中随和多了，看到我带来茶叶还说，怎么这么客气。

　　几乎是躺在那张巨大的花梨木卧榻上采访，这样的采访姿势从来没用过。谈话很愉快，每提一个问题，黄老总会给出 有趣的回答。两个小时后，他说，有点累了，今天就到这吧。我没意识到采访就这么戛然而止，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他的儿 子黄黑蛮在旁边赶紧轻声地告诉我，再问的话，老爷子就要不高兴了。这又有点像传说中容易翻脸的老爷子了。

　　84岁的黄永玉说他现在每天至少要画7个小时，这令我有些吃惊。他说他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喜欢画画。

　　张艺谋说过：“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并且从中赚到钱。”

　　如今的黄老是够幸福的，他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给他带来了北京、香港、意大利的豪宅，还有 宝马、保时捷、法拉利。

　　也许跟很多人不同的是，并不缺钱的黄永玉还像年轻人那样玩命地画画。“今朝啊只是今朝，你还是这么年少。”这 是黄永玉的老师当年留给他的话。做某件事一直像个少年，大概说明这个人真是从骨子里喜欢这件事了。

　　本刊记者 卫毅

　　作为工具的受访者

　　有一次，和另外两个媒体的同行一起，采访一个在塌桥事故中失去儿子的母亲。有同行不断地追问，“找到他的尸体 的时候状况如何？有多惨？你当时有什么感受？”

　　这样提问是否专业暂且不论，它像一个预定好的结果，在对方说话之前你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而这也是你想要的。 提问仅仅是一个仪式，表明程序正义，结果早已注定。

　　对于读者和媒体来说，想要得到那样一个结果或者说一个说法，是无可厚非的。让人惴惴不安的在于，受访者在这里 只是一个工具，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无人得知。这让人担忧。

　　施隆多夫有一部电影《肉体的代价》，讲述一个正常的女人因为爱上了一个通缉犯，结果被媒体捏造成一个荡妇，以 前生活的种种细节表明她早有犯罪的缘由，最后，忍无可忍的女人枪杀了记者。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片子结束后的字幕打出：“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纯属虚构，如果这里的描写和某些新闻记 者的行径相似的话，这并非故意，也非偶然，而是在所难免。”但还是希望本故事纯属虚构，现实中如有雷同，实属悲哀。

　　本刊记者 郑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