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田 磊

　　2008年8月底9月初，三鹿奶粉出事被曝光前，记者刚刚结束了在内蒙古各地奶牛村的采访，并以《锡林浩特奶 牛风波》为题发在本刊第19期杂志上。奶牛村在中国的大规模出现源于内蒙古自治区，时间大约是2000年左右。从澳大 利亚进口的奶牛、村里有关系、有门路的人所把持的奶站，大的乳制品企业每天来回运奶的奶车，以及日夜辛苦的奶农，是这 类奶牛村的普遍构成。

　　如今，内蒙古大小城市郊区几乎遍布着这类大同小异的奶牛村，经历了大约8年时间的发展，奶牛村里积累下来的矛 盾也都大同小异：奶制品企业收购原料奶的价格低于饲料成本；奶农的互助组织被地方政府部门百般刁难，村子周围的工厂越 来越多；进口的澳大利亚奶牛产奶量越来越少，与当初购买时，奶牛贩子的承诺差距太远。

　　这些问题已经几乎将奶农们的生活逼到了绝路。在找到记者诉苦之前，锡林浩特的奶农们已经想了各种办法希望改变 这种状态，开始时是找企业负责收奶的人、政府部门负责监管的人“公关”，希望能够提高收购价格，或者对自家兑了水、加 了化工料的原料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办法一部分人确实成功了，但大多数奶农还是被倒置的价格逼得走投无路。

　　后来，奶农们大都改变了方法，他们开始打电话到有关部门投诉，揭发那些大的乳制品企业的奶源被污染，比如打抗 生素、兑水，加化工料，奶牛吃垃圾等等。可他们的生活一如既往，胆子大的奶农和脑子活的奶站老板活得一天比一天好，而 那些老实的奶农则只能把牛干脆杀掉，自己则随之慢慢消失。

　　后来，记者多方联系，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乳制品企业的老板采访，最终都被一一拒绝。只有通过朋友认识的一家奶粉 企业的高管人员私下里诉苦：国产奶粉不好做，这个行业是开放的，那些国外的大品牌已经把我们的利润空间挤压得很低了， 广告费用还要占我们成本相当大的部分，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只能是尽可能地压低原料奶的收购价格，对付那些毫无议价能 力的奶农比对付强大的国外品牌和挑剔的消费者容易多了。

　　而一个理智的消费者，当他知道原料奶的收购价还不抵养牛的饲料钱时，冷静下来想想，在奶里发现什么都不应感到 意外。当然，这并非为往原料奶中掺水掺药的违法行为开脱，而是说，一个健康而理性的社会应该知道，持续要求一个阶层或 群体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选择做好人还是坏人，是一件很冒险的事，如果这个社会一定要这么做，那么事故频发的时候所有 人就都不必那么惊讶。

　　市场法则原本就是弱肉强食，国外品牌——国产奶粉——底层奶农，在这样一条食物链上，最强的国外品牌自然拿走 了最高端的利润，而最弱的奶农则在微薄利润的驱使下被逼铤而走险，终于酿成了三鹿奶粉这样举国震惊的公共危机。而这场 危机，反过来打击最大的仍然是那些食物链上的弱势者，受益最大的目前看显然包括那些洋品牌，危机尚未远去，洋品牌奶粉 涨价的冲动就已经显现。

　　最苦的莫过于中国的消费者，经历这样一场风波，即使是极端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估计在为自己的孩子购买奶粉时， 有经济实力的也多半会忍痛选择国外品牌。那些给孩子买国产奶制品的消费者，当年的阜阳劣质奶粉受害者，多是中国社会结 构中乡镇的底层民众；此番的三鹿奶粉受害者，大抵是生存状况略好过前者的人群，毕竟他们还有能力为孩子购买“国产名牌 ”。都说市场经济是培育中产阶级的温床，或许，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曾经是三鹿奶粉的消费者们的梦想。可是在中国特色的 市场经济里，可能的中产阶级分子总是被压得过于接近社会底层。有钱的人可以为自己的孩子买进口品牌，更有钱的人可以把 孩子送到国外去。至于那些奶农们，在本次事件至今为止引发的舆论风潮中，尚未听到任何表示关切的声音。

　　奶农也好、奶业公司也罢，作为参与市场的主体，他们基于逐利而生出种种恶迹。然而若要问责，监管部门责任之大 首当其冲。山西省长孟学农为垮坝事件引咎辞职，是难得的近在手边的好例子。

　　在农产品领域，如今，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另外一场产业革命，各农业大省都在鼓励产业链的延伸，希望把农产品深 加工的各个环节都留在本地，再不甘心只做国外品牌的原料供应地和代工地。水果、小麦、猪肉、食用油这些食品以后将越来 越多地留在中国广袤的县城和乡村生产，这也正是政府、学者和企业希望看到的景象，生产环节留在本地越多，监管的责任和 复杂程度就越高。奶粉之后，我们未来还能够对这些深加工的农产品放心吗？

　　而对那群最不被关注的人——产业链最低端的奶农，以及未来各类农产品深加工环节的原料供应农户们，一个更为根 本的建议或许是，为公民组织“解套”，切实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允许、鼓励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成立互助组织，在 市场竞争中增强议价能力，抵御农业固有的经营风险。一个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政府，监管的宽松与不作为永远不应成为扶持 民族品牌的手段之一，更不该努力作为，去为既得利益而维持农民原子化的现状。只有让作为市场主体的农户不只是被监管者 ，而成为自我管理者，他们的生产行为才能更有效地被监管。否则，民族品牌的希望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又在哪里？(责任编 辑/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