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记者 夏 燕

　　绿草，清庭，幽画堂。

　　白壁、黑瓦、马头墙。

　　10月的安吉秋高气爽，沿路、沿山、沿溪，鳞次栉比的农家雅筑俯拾皆是，坐落在报福镇石岭村的“江氏农家”沐浴在一片澄黄温暖的阳光里。

　　“溪水要清澈，路面要保洁。”一路上，村书记盛迎春反复对村干部们说。目之所及处，从农家乐流出的污水正汩汩地汇入一个深约两米的厌氧池。

　　对于污水处理系统这个“新事物”，盛迎春并不熟悉。几年前，随着村里的农家乐越来越多，生活废水的去向问题成为了他的一块心病。就在这个时候，县环保局和浙大的几位教授来到石岭村考察，盛迎春了解到，后者所研究的人工湿地处理工程正是医治自己心病的一剂“良药”。

　　几番争取后，县里决定把其中的一个污水处理试点放在石岭村。让盛迎春颇感意外的是，浙大教授们用来处理污水的并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不过是一些植物的根茎而已—并且，这套总造价不到4000元的系统，每天能处理的餐饮污水就高达6吨。

　　也正因为有了这一系列“优势”，当地人如获至宝。如今，仅在安吉一地，类似的农村生活污水厌氧—人工湿地处理工程就达到100多个。而这些工程的组织者，正是罗安程—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的教授。

　　一个环境专家，一个普通村支书，并不相熟的两个人，因为共同参与新农村建设有了意外的交集，而后者的产生，正源于湖州和浙大之间一次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亲密握手。

　　握手

　　新农村建设，高校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很长一段时间里，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浙大与地方的合作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90年代，浙大就和省内部分市县开展了一系列农业方面的合作，却因为项目太过零散，并没有取得意想中的效果，但学校也由此开始了新农村建设新型参与路径的探索。

　　与此同时，处于浙江北部的湖州也正面临着农业发展瓶颈如何突破的难题。

　　自古以来，湖州农业有着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基础优势。“苏湖熟，天下足。”流传百年的民谚道尽鱼米之乡物阜的同时，也凸显了当地农业发展的“先人一步”。但随着新形势下土地、环境等要素制约加剧，这里和浙江许多地区一样，面临着农业劳动力转移、一产弱化等共性问题。

　　缺人才、缺技术、缺规划……一个又一个障碍摆在湖州市委书记孙文友面前。

　　苦苦等待之后，机会终究来了。

　　得知浙江大学要求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讯息后，孙文友敏锐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重大机遇。他随即率领湖州党政代表团对浙江大学进行了访问，反复沟通后，双方一拍即合，决定举全市、全校之力，合作共建一个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范区。

　　5月，双方正式将合作落实到了一纸协议上。在孙文友看来，浙大学科众多、门类齐全，在科研、信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正好弥补了湖州在这些方面的“短板”，双方的互补相得益彰。

　　随即“1381行动计划”出笼。

　　由此，双方之间再也不仅仅局限于单一项目层面的合作，还将整个过程融入到了新农村建设整体之中。而“1381行动计划”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内容直指制约湖州新农村建设的三大软肋：技术缺乏、人才匮乏和体制机制不健全。

　　这一次，为了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探索规律，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浙大和湖州把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合力

　　如今，在湖州市政府，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上演一场特殊的“PK赛”。与浙大合作的“八大工程”由8位市委常委或副市长担任组长，定期由市主要领导做“裁判”，8位市领导集中汇报，相互比较进度、查漏补缺。

　　“两年来，从概念到具体，双方已有300多个合作项目在实施中，上百个项目已完成，完成投资10多亿元。”湖州市农办主任卞利强表示，“浙大已选派了26名高层次人才赴湖州挂职锻炼，对指导、协调、督察新农村建设起到了实效。”

　　南太湖农业科技推广中心，是其中一个闪亮的成果。

　　中心的运作方式颇为新鲜，浙大派出12位首席专家，湖州匹配部分本地专家，大家先建一个160亩左右的核心试验区。然后，每个浙大专家以自己的所长建1万亩示范方，接着再推广更大的面积。

　　除此，湖州三县两区与浙大的合作也在齐头并进。与长兴县合作共建的“农业科学试验站与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与安吉县合作的“安吉美波登生态农业园”等项目，进行得如火如荼。

　　更让卞利强欣喜的是，和浙大的合作还引发了社会各界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热情。

　　朱新康是大港集团的创办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织里镇大港村的党委书记。

　　现在的大港村，由7个行政村合并而成，是湖州人数最多的行政村之一。为了寻找适合大港村村庄规划的方案，朱新康带领村干部们先后到长兴、德清等地取经考察，经过多次酝酿，提出了建一个拆迁安置区和两个中心示范村、三个整治点的初步设想。

　　而自1997年以来，大港集团先后投资2000余万元，对大港村进行了多方面建设，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电、路通了，有线电视、自来水入了户，农田也进行了标准化改造。

　　“山青、水美、民富是我最大的愿望。”朱新康告诉记者。

　　同样地，在驻湖军队某部政委宗徐斌眼里，建设新农村也是官兵的职责所在。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吴兴区环渚乡敬老院的吴文奎老人突发急病。敬老院院长王斌立即拿出“爱心医疗卡”，拨通了驻军某部卫生队的值班电话。不到15分钟，军医成浩便带着4名官兵赶到，使老人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2006年7月，驻湖部队等首批20个基层单位，与当地20个行政村签约结对，拉开了“百连结对百村，携手共建新农村”的序幕。

　　而今，驻湖部队100多个连及以上单位都与地方一个村或几户人家、一所农村学校、一家乡镇(农村社区)卫生院或一个乡镇结成了对子，共同推进水利援农、扶贫帮农、医疗助农、科教兴农、精神富农等“十大服务”。

　　“自从某部装步一连与村里结对子以来，官兵们真是为村里建设出了不少力。”长兴洪桥镇亭子桥村党支部书记孙松堂说起子弟兵们，称赞不已。

　　由于新农村建设的创新实践，湖州也开始吸引各方关注—2007年，中央党校校长王伟光专程来到湖州调研。

　　“市校共建模式是中央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在地方的一个生动实践。”经过一番考察，王伟光认为市校合作的优势互补效应，在全国范围内同样具有示范作用。而在此后的研究报告中，他把“湖州模式”凝炼地概括为“一种党政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改革推动和统筹城乡为主要做法的发展路径”。

　　纵深

　　从目前来看，合作共建的过程无疑是双赢的。

　　“合作给湖州带来的观念变化非常明显。”卞利强在接受采访时说，农业、二、三产业科技水平提高，决策民主化自是更不必说。

　　之于浙大，“一大批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基层落地生根，反过来又催生了一大批新的课题和科研成果。”浙江大学地方合作处处长朱世强表示。

　　合作共建两年多来，浙大共组织教授专家几千人次到湖州参加新农村建设领域的对接洽谈与指导，双方合作项目达300多个，涉及科技、教育、人才培训、文化卫生、城镇村庄规划、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湖州和浙大的合作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是因为双方选择了一种新农村建设的全新发展思路—

　　即改变过去就“三农”抓“三农”的局限性，就项目抓项目的科技合作形式，从而形成政府、企业、社会之间互补合作的关系。最终，合力把传统农业建设成为高效生态农业，把传统村落改造成农村社区，把传统农民培育成新型农民，最终形成高校与城市，城市和农村互补互促，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

　　然而，“湖州已经出现的这种政府、企业、社会合作治理的机制，仍是初步的，还需要出台新的政策加以完善。”也有专家认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即使在村庄示范整治工程中，参与合作治理的社会组织的主体资格也是不完备的。比如，村庄组织的法人地位没有确立，村庄融资的资格相应受到限制，村委会主任和党员干部在资金短缺或周转困难的时候不得不以个人身份向金融机构贷款，增加了贷款者个人的风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示范整治工程。

　　“但具体实践中，要在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划分清晰的界限是相当困难的。不过，湖州的经验证明，新农村建设要落到实处，必须优先解决公共投资体制创新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让农民真正参与到投资的决策中来，因为农民最需要什么公共产品、需要的迫切程度如何，只有农民自己知道。如果能让农民直接受益，大多数农民是愿意为集体小型公共工程出资出力的。”他认为。

　　而在卞利强看来，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时所能解决的，他现在所考虑的，是怎样使双方的合作能够更广泛一些，深入一些。比如，社区医生的培养。

　　“我以前到自己家旁边的卫生服务站看病，医生们只会量体温、问病情，然后就是配药，问他们为什么不用一些新的设备来检查，他们都说不会，有些‘赤脚医生’连电脑都不会操作。”说起自己以前的看病经历，来自安吉农村的段朝明一番感慨。

　　现在，他是湖州师范学院医学院的大一新生，也学起了临床医学，但后面加了个注释—社区医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学成后也将是一个“赤脚医生”。

　　像段朝明一样，这些由湖州市卫生局、湖州师范学院、浙江大学三方联合培养的农村社区医生，在录取时都要和定向就业的所在县区卫生局签订协议，毕业后到其指定的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按协议履行服务期限。

　　来自嘉兴平湖的胡海霞也是首批社区医学专业的学生。她在高考后进入了湖师院的这个专业学习，并且已经签订了协议。虽然不是本地人，但对医学的喜爱还是让她选择了这个专业。

　　“做医生可以锻炼自己，能为病人解决疑难疾病，成就感也会满满的。而且，现在农村还缺少比较专业的医护人员，发挥自己本领的机会也是很多的。”话语间，她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