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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12期 “1983年3月1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建立发言人制”
一日三十年3月1日
●1979年,国务院决定陆续提高粮、油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当年增收108亿元。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正式施行。
●1983年,外交部宣布从当天起外交部正式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并定期举行发布会。
●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的建议,并提出了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政策。
●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正式施行。
开放的国家远离“无可奉告”
钱其琛刚念完声明,围在他身边的一位苏联记者就竖起大拇指,对他说了句“奥庆哈拉索”。
这句话的意思是“很好”。苏联记者夸奖的这则声明,只有80个字,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首次亮相的全部话语。
发言人首次亮相门厅当台不设座
这是一次临时决策、最不正规的亮相。
据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在其《外交十记》中回忆,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了 长篇讲话,尽管其中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 关系。
邓小平马上注意到讲话所传递的信息,认为这是苏联缓和对华关系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中国调整对苏政策的机会。 邓小平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3月26日,外交部举行了上文提及的这次发布会。
由于没有专门的场地,会议就设在外交部主楼的门厅处。受邀出席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连座位都没有,只能站在钱其 琛的周围。
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后来的中国外长李肇星。
钱其琛的发言,只有三句话: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 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没有提问,第一次发布会就结束了。虽然极其简短,但是发布会立即引起在京中外记者的极大关注,因为 “注意”、“重视”这几个词,意味着对抗30多年的中苏关系可能发生变化。苏联记者的一句“奥庆哈拉索”,正是读出了 其中味道。
取消同声翻译引来记者怒气
在这次略显仓促的亮相一年之后,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向中外记者宣布:外交部从即日起 建立发言人制度。
齐怀远,继钱其琛之后,成为第二位发言人。
“在早期,外交部发言人有些不成文的规定。比如,与外国记者不能过往太密,工作以外不要有什么交往”,197 8年就进入外交部新闻司工作的前发言人沈国放说:“当然,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必要了,其实跟外国记者交流是对我们工作有 利的”。
沈国放在任发言人时,就常与记者在酒吧聚会。1997年前后,路透社的一位分社长离开中国时,沈国放还为他办 了一个舞会,所有的记者都来了,非常热闹。
除了对待外国媒体的态度过度拘谨外,一些早期的举措,如今看来也显得不合时宜。
1996年9月1日,在有关领导的要求下,外交部决定从当天起不再为新闻发布会提供翻译。当时国内有人反映“ 这一做法,提高了中文地位、能弘扬中华文化”。然而,不少记者难以适应这一变化,对此非常不满。
当时,一位英国记者利用提问的机会,发泄了怒气。他说:中国当然有权决定这么做,但是在宣称对外开放的时候, 取消发布会的翻译,这样做是不是有悖于开放的精神呢?从文学方面讲,汉语在世界上受到了广泛尊重,它是孔子、李白和杜 甫的语言。那么,一周两次地将他们的语言翻译成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语言,就一定是一件糟糕的事吗?“
当时,发言人的回答依然是不能恢复翻译。
可是,在取消翻译一段时间后,外交部发现这一做法效果不是很好,许多记者不能准确理解和翻译外交部发言人的表 态,有时由于关键几个字听不懂,还误解了中方立场。
那时正在发言人任上的沈国放回忆说:“当时还出了个笑话。芬兰同意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中国停止了芬兰鱼产品 的进口,影响了双边关系。我就说‘芬兰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使馆反馈的消息却是:芬兰媒体报道,中国发言人表示 要搬起石头砸芬兰人的脑袋”。
“(取消翻译后)两三个月之后,我们就改变了这个做法。”沈国放说。不过,当时只恢复了对中文水平不能适应的 记者提供同声传译,后来才完全恢复双语双译。
有“口径”也可发挥台湾问题做比南北战争
90年代后半期,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基本形成现在的格局。
据沈国放介绍,那一时期,发言人从坐着改为站着,旁边没有助手,也没有一个处长会给你递事先没有准备的“口径 ”。这就要求发言人提前做大量的“功课”,准备“口径”。
“口径的产生是多层次的,有的是外交部主管地区司提供,有的是国务院部委决定,有的靠新闻司自己拟”,沈国放 说,出现一个事件,一般根据原有的相关口径,分析当时的情况、事件的性质、各方的反映,来确定是含糊淡化还是一针见血 。在发布会当天,大批人马要在现场,后方还会留人监控,发生什么新消息,立即反馈。
据外交部新闻司参赞邹建华介绍,每天上午,发言人都要与新闻发布处的助手们开发布会准备会,研究前一天到会议 之前这段时间国际国内发生的新情况、舆论动向、涉华评论等,然后从不同记者的角度设想记者会提什么问题,研究如何回答 。需要有关部门提供表态口径的,发布处会迅速向有关部门发问题单,限时请其协助提供口径。
“当然,发言人可以临场发挥”,沈国放介绍,在一次发布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通常的口径 是,美国应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但沈国放在完成基本口径后进行了发挥:希望美国考虑一下, 在南北战争时,当时美国政府也是强烈反对外国向南方提供武器,也反对分离也要统一。台湾问题性质与此相似。“这就很有 说服力,五六家美国媒体要来采访我,要求把这个说法展开来讲”。
2000年,新闻司设立了发言人移动值班电话,每天24小时回答记者提问。这一做法在国际上可能也是仅见的。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星期天不回答提问,平时晚上11点就关机。周六时间更短,下午1点就关门。
外交部移动电话虽然以发言人名义回答问题,但却是由新闻发布处的几个处长轮流代劳。下班后、节假日,不论干什 么都得随身携带电话,准备回答问题。一旦碰到突发事件,电话会一个接一个。据邹建华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星期天,发 布处一位负责人在超市购物,突然手机响了,是美国记者询问中方对美国向台湾出售一批先进武器的反应。
这位处长当时穿个大裤头,脚蹬一双凉鞋,当即就表示“……我们要求美方高度重视中方的严正要求和立场,充分认 识到对台军售升级将对中美关系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和后果……”这番慷慨激昂的表态,引起身旁顾客频频侧目,不知是何许人 物。
群众误解发言人寄来两粒钙片
2006年10月的一次外交部开放日上,发言人刘建超向来访的大学生“诉苦”:有人给发言人寄来一封信,里面 放了两片钙片。意思是,发言人在有些问题上表态太软,没有骨气———“发言人要补钙”。还有的观众说,某发言人看起来 挺有阳刚气,但在某某问题上的表态怎么不像男子汉?
“咱们的外交不是简单地跟谁特别好,跟谁对立。要扩展咱们的外交空间,有时候也要周旋。”现任外交部发言人姜 瑜对本报表示。
“对发言人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误解和不满,与长期忽视对国内宣传和解释有很大关系”,邹建华认为,长期以来,外 交部门一直埋头搞外交,忽视了与公众的沟通,致使外界不知道外交部在干什么,出现各种误解是可以理解的。
2003年9月6日,中国外交部以“走进外交部”为主题,举办了首次“公众开放日”活动,这让外交部成为第一 个向公众敞开大门的部委机关。
“老百姓觉得外交太神秘了。”沈国放说,外交部的开放日就是这样一个与公众沟通、向公众开放的平台。
至今,已经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200多名公众在外交部发言人的带领下走进了外交部,大众对中国外交的了解,也 越来越多。
“外交部历任发言人”
钱其琛 齐怀远 俞志忠 王振宇 马毓真 李肇星 李金华(女) 金桂华 段津 吴建民 范慧娟(女) 李建英 沈国放 陈健 崔天凯 唐国强 朱邦造 孙玉玺 章启月(女) 孔泉 刘建超 秦刚 姜瑜(女)
本报记者徐春柳北京报道
-当事人
沈国放做发言人的三个“最”
2月28日上午,现为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的外交部前发言人沈国放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回忆了他当发言人时的几 个之“最”。
场面最尴尬
冷场5分钟求记者提问
1996年初夏的一次发布会,我主动发布三个消息后,一个人都不举手提问,冷场了有五分钟。当时,场面很尴尬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就灵机一动,就对熟悉的香港文汇报的记者说,你是不是可以提个问题啊,给我一个面子,一个问题也 不答不好啊。下面都哄堂大笑,化解了尴尬。
后来我了解到,是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同时也在举行发布会,请了一个比较受瞩目的部委领导回答热点问题,主要的记 者都去那边了。来我这儿的大多都是助手或是中国助理,那时也没有想到用“托”,所以就没人提问。
“对手”最服气
日本名主持叹没难倒我
一次访问日本,朝日电视台一位很有名的主持人提出要采访我,而且提问内容事先不打招呼不限范围,现场直播。当 时是6月3日,时间比较敏感,使馆与随员都建议我不要接受。我比较喜欢接受挑战,就答应采访,原定两分钟。
这个主持人很“狡猾”,上来就问,“香港回归后,是否允许民众游行”,这明显是个圈套,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 直接回答是或者不是,都是不合适的。我回答说,如果游行符合基本法的规定就允许,如果不符合,非但不可以还要追究法律 责任。这位主持人一直想难倒我,采访延长到十分钟。他后来跟我说,“我以为中国发言人不会接受这样的采访,没想到你不 但接受了,而且在一再追问下也没有被问倒。”
形势最严峻
台湾“大选”应对三大社
1996年台湾“大选”时,我们搞军事演习,两岸关系十分紧张。选举结果是晚上出来的,我的手机是公开的,路 透社、美国之音、法新社同时连线过来,而且说不是录音采访,是现场直播,非常敏感。当时还有美国记者问,两岸关系会不 会影响到中美关系。我回答,中国政府重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固然很重要,但是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要远远超 过中美关系。这样,我再次向西方国家传达了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
-新观察
中国,更响亮地发言
“发言人”,对中国来说,是个舶来品。
二战之后,物质生活的空前满足,鼓舞着公众日益高涨的“参与欲”和“知情欲”。而政府,为争取大多数之支持, 亦有强烈的“表达欲望”,碍于首脑不便频繁出面,“发言人”制便应运而生,虽然最早诞于西方、专属政府,如今已遍于全 球,用于多业。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非但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大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钱其琛同志只有短短三句话,然而以此肇始,如今的 世界,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中国发出的声音。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两点:其一,建立发言人制度是社会进步的需要,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中国发展的需要 。中国的老百姓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需要享有越来越多的知情权。因此,中央一再强调“政务公开”,加强透明度,反对暗 箱操作。其二、发言人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时间还不很长,还需要一段时间来逐步完善。
外交,有秘密外交和公开外交,公开外交必有媒体参与。一个国家的外交要想搞得有声有色,富有成果,光有秘密外 交、没有公开外交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发言人制度是有生命力的,中国发言人制度的澎湃生命力更是根植于:一个快速而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要求 更加密集和通畅的信息交换,一个谋求公平公正透明的民主政治,需要公众更多的参与和知情;一个思想活跃、话语活泼的和 谐社会,需要更加活泛的表达空间,一个封闭多年的民族的和平崛起,需要以更积极、更自信、更负责任的姿态,参与到国际 社会中去!
中国那么多人,能够担任发言人的是极少数。好在,北京奥运会离我们只剩下100多天了。很多外国人要来北京看 奥运,其中有些人专门喜欢和老百姓聊天,了解他们对中国变化的反映。所以,每一位百姓的谈话,对世界了解中国是会有影 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中国的百姓也是中国的发言人。
□吴建民(外交部前发言人外交学院院长)
温故知新
解决工人夫妻两地分居不得收费
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单位在解决工人夫妻两地分居时不得收取费用。
通知说,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对解决工人夫妻两地分居问题非常重视,采取许多有效措施,克服各种困难,使数百万 长期两地分居的工人夫妻得以团聚,为群众办了实事,受到了广大工人的欢迎,进一步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但 是,近年来陆续发现有些地区作出规定,向调入本地的人员收取城市人口增容、城市建设、城市综合开发补偿等费用,使一些 经劳动部门批准,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调动的工人增加了经济负担,或因无力缴纳上述费用不能办理调动手续。通知指出,为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对根据国家政策规定,经劳动部门批准,为解决工人夫妻两地分 居的调动,各地区、各单位不得收取城市人口增容、城市建设、城市综合开发补偿等费用。各地区人民政府要坚决制止此类乱 收费现象,发现问题要及时严肃处理。
新闻背景:建国以后,在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的时期,出现了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这种现象在“文革”时期还变得 比较严重。
———摘编自新华社 1991年3月1日电
那时流行
小人书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流行指数:★★★★☆
小人书学名叫连环画,是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最早的连环画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故事画。
1970年开始,小人书的创作形成高潮,到80年代,小人书发展进入鼎盛期。当时小人书的发行量从几万到数百 万册不等,《杨家将》等书创下了出版发行的纪录。当时流行的小人书有《岳飞传》、《西游记》、《铁道游击队》等。进入 90年代,由于多种媒体的出现,小人书热衰退了。
上世纪80年代,一本小人书的价格只要几分钱,一毛钱。而在2007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人 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全套《成语故事》的收藏价格已达到6000多元。全套1957年至1961年出版的《三国演义》, 当年价格超过1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