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13期“1982年3月2日韩庆生案一审开庭”

　　一日三十年——3月2日

　　●1981年上海工艺品股份有限公司在日内瓦营业，成为欧洲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

　　●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提出要创造一种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的环境，且要求每 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

　　●1991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

　　●1992年李鹏在国务院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要进行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精简机构，核心是 转变职能

　　●1997年国务院发出《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未来几十年，我 国人口将由低增长逐步过渡到零增长

　　韩庆生案开启人才流动的春天

　　韩庆生的特殊历史被铭记在一扇门上。

　　他140平米的房子里安了扇春天牌防盗门。每天开门关门时，1982年春天的百般滋味便会在韩庆生心中或明或 暗涌起。

　　这个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工程师，在当时发明了中国第一台污水净化设备。他没有因此获得厚遇，反而在用这 技术帮助乡镇企业脱贫时获罪，并坐牢10个月。

　　科技人才被禁锢在计划体制内已长达数十年，兼职被视作一种罪。韩庆生事件在那个时代掀起一场风暴。

　　此后，科技人才的春天由此到来。

　　“想走，除非你坐牢或者你死”

　　“1978年，地方上对知识分子禁锢得厉害，人才不能流动，技术不能交流。你是臭老九，只能埋头干活，不能说 话。”

　　韩庆生在那年想离开武汉181工厂。

　　在那家军工厂，他工作了19年。期间他用5年研制出一台污水进化设备，为此获得全国劳模称号。

　　“劳模只有一张纸。”当时厂里加工资，韩庆生没加；分房，韩庆生没分到；晋级，韩庆生没提升，“可能是我们夫 妻俩从不会阿谀奉承。”韩庆生妻子程冬香说。

　　而韩庆生的污水净化设备却已成为181工厂的摇钱树。由于军工产品形势不好，军工厂开始做副业，出售净化器， “一年产值300多万，占到总产值一半。”

　　1978年，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被誉为“带来了科学的春天”，而留给韩庆生的却是个伤痛。

　　厂里车间“贯彻领导的意图”，没让韩庆生参加大会。参会的是车间一名主要领导。回来第二天厂里广播传出，污水 处理设备获奖，并称是这位领导“发明了我国第一台电解法污水净化设备。”

　　而业内，韩庆生已名声在外，武汉市环保局局长找到厂部，希望把他调到局里。厂里不放人。韩庆生找到厂领导，要 求调动，党委副书记不同意。“当时他对我说，‘想走，除非你坐牢或者你死了’。”

　　“你脑袋是厂里的，你想的东西也是厂里的”

　　1980年9月某日，有熟人找韩庆生帮忙。武汉市九峰乡生产铁锹锄头的农机厂快倒闭了，想开发新产品救厂。

　　厂长黄从良希望韩庆生能帮助他们设计产品，售出后，将给他和另外3个技术人员每人600元报酬。

　　韩庆生那年每月工资50元。程冬香在181厂子弟学校教书，每月35元。家里还有4个孩子，2个老人。

　　“家里不敢多买一毛钱的东西，每到月底必须借5块钱才能过到下个月”。

　　“当时挺需要这笔钱糊口。”妻子程冬香说，但我们心里害怕，总觉得瞒着组织心里不安。

　　后来韩庆生想起，自己曾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过一篇关于纺织部科技改革的文章，大意是允许国营工厂的科技人员 从事业余设计，就是那种白天上班，晚上打工的做法。

　　上海的一家报纸也别出心裁地将这些科技人员称为“星期天工程师”。上海有些工程师，星期六晚上坐车到苏州，星 期天给苏州老板打工，晚上再回来。

　　考虑再三，韩庆生答应每周六、日下乡指导。由于怕被厂里发现，每次都让农机厂接送的拖拉机停在离厂1公里外。

　　3个多月后，韩设计出一套改进型的污水处理设备。这家乡镇企业很快在武汉、新疆等地卖掉5台，赚了2万元。“ 那些农民放鞭炮庆祝，把我当祖宗看待”。

　　1981年7月，181厂发现此事，去封了九峰农机厂的大门，工厂书记找韩庆生问话。

　　“我当时就承认是我设计的。”韩庆生说，但他坚持自己是“业余设计，没拿厂里的东西。”

　　厂保卫处将韩庆生拘禁了5天，要他承认利用职务之便，倒卖工厂图纸，收受贿赂。

　　韩庆生不承认。他和厂书记辩论3天。韩庆生说，“那是自己用脑袋想的，600元钱是劳动获得合法的报酬”。

　　厂书记对他说，“你是厂里的人，你的脑袋也是厂里的，你想的东西也是厂里的东西，你为别人做这些东西，等于偷 了厂里的东西”。

　　不久，181厂党委发出《关于九峰公社农机一厂重金贿赂韩庆生等人窃取我厂污水处理净化设备科技成果的案情报 告》。

　　后来替韩庆生辩护的律师周明达说，此报告为韩庆生罗列了“盗卖工厂图纸，泄漏军事秘密，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收 受贿赂”等4大罪名。

　　报告被呈报到湖北省和武汉市一些主要领导手里。韩庆生被描绘成一个不务正业、胆大妄为的臭老九形象。

　　国务院副总理批示翻案

　　1981年9月24日，韩庆生被铐住双手，在1200人的厂区内游街，之后被关进武汉市公安局看守所。

　　1982年3月2日，韩庆生案开庭。

　　公诉人武昌区检察院以韩庆生“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提起公诉。武昌区司法局兼职律师周明达担任韩庆生的辩 护律师。

　　周明达查阅到，国务院科技干部局1981年1月就已制定了《关于对科技人员实行招聘录用、聘请兼职、交流调整 的暂行办法》。

　　办法规定，聘请单位可根据工作任务量和工作成绩，对兼职人员给予适当的职务(技术)津贴。“当时这办法就是为 了改变存在的禁锢人才，浪费人才的不合理现象。”

　　周在法庭上为韩辩护说，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是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但韩庆生的劳动挽救 了农民的工厂，工厂救活了，农民有饭吃了，再也不闹事了；韩庆生设计的污水净化设备，是利用电解技术，高耗能，在国外 是已被淘汰的落后技术，但适合当时的国情。无关军事秘密，而且本身对环境有好处。

　　“全场掌声雷动。”时过26年，周明达依旧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时法庭旁听席坐得满满的，“都是一些偷偷跑 来的知识分子。”

　　1982年8月24日，武昌区法院宣判韩庆生无罪释放。

　　武昌区检察院又向市法院提出抗诉。市法院合议庭拿出韩有罪的意见。武汉市中院随后判处韩庆生有罪免刑。

　　被释放的韩庆生不服，到北京先后找到中组部和劳动人事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随后，《光明日报》等3 家媒体获悉后找韩庆生采访。

　　1983年1月3日，韩庆生接到中组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通知：中央已经派出代表团到武汉解决问题。

　　韩后来知道，由劳动人事部副部长带队，三报记者参与，中央一干人随即到武汉，三天后，没有开庭，即由省高法宣 布韩庆生无罪，恢复名誉、道歉，并返还已经上缴的全部报酬。

　　“当时我偷偷瞄了一眼我那300字的申诉状，隐约看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的签字。”

　　韩庆生说，被宣布无罪的第二天晚上，武汉市委副书记一干人等到他家里赔礼道歉。第三天晚上，省检察院检察长也 到家赔礼道歉。

　　不久，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181厂党委书记等被免职。

　　人才禁锢土崩瓦解

　　韩庆生说，案发后他收到了全国数百封来信，“都是相似的遭遇”。

　　周明达说，当时武汉有大量的“星期日工程师”，他们周末到乡镇企业兼职，赚取一些报酬。“当时虽然有国务院规 定可以兼职，但是地方单位并不愿把自己的人放出去，80%的人都是偷偷摸摸出去兼职，然后通过老婆去拿钱”。

　　“这个案子如果让我现在做，我可能不会做无罪辩护”，周明达说，但当时使用的1979年刑法并无同业竞争、职 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专利权等问题，所以按照“法无明文规定则无罪”精神，有理由为韩做无罪辩护。

　　韩庆生认为，当时即无专利权概念，也无技术转让的说法，《专利法》直到1984年3月才被颁布，“知识分子是 以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劳动所得对不对的问题”。

　　周明达把此案称为“改革开放知识分子第一案”。他认为，此案的意义是，知识分子韩庆生的抗争在此后引发广泛关 注。

　　“这已经远远不单是一个法律个案，它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周明达 说。

　　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专门发文，允许科技干部兼职。

　　而在周明达眼中，此案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此后，知识分子被确认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国家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 知识分子也在恢复他们应有的尊严。

　　技术入股的春天

　　平反后，韩庆生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加幸福。他被厂里调到技术安全科当科长。冬天，他穿着破棉裤———打了46 个补丁，负责给工人发发手套，安排水电维修。

　　直到经人介绍，韩庆生向武汉大学申请调入，他的人生才又一次发生改变。当时，校长刘道玉正广罗人才，通过各大 报纸头条早已熟知韩庆生。

　　1983年8月，武大通过湖北省委组织部直接下发调令，将韩庆生调进武大设备部搞科研。

　　此后，韩庆生向全国各地的企业转让了十多项技术，又有两项技术获得了个人专利。技术转让后，韩庆生能获得10 %所得。1995年后，比重增加到30%.

　　退休后，韩庆生和武汉一家环保工程公司达成协议，以技术入股，担任公司总工程师，个人股份占到30%.

　　这家公司总经理胡丽军介绍，公司利用韩庆生的技术，创造年产值达700多万。

　　穿46个补丁破棉裤的韩庆生依靠技术获得了不菲财富。几年前，他花40多万买下了140平方米的大房子。

　　胡丽军说，公司的客户听到韩庆生的故事无不肃然起敬，“那是他的一个悲剧，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本报记者杨万国湖北武汉报道

　　-新观察

　　挣脱人才禁锢推动改革前行

　　今天人们都会认为，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经济体系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就在三十年前，在计划体制下，劳动 力不得流动，却是其正常运转的基本前提。

　　计划体制的表面是计划物，但其本质却是由权力自上而下地对人进行全盘计划。人们都注意到，国家每年都制定生产 计划，但其实，对于计划体制的正常运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全面地控制人。因为，计划要与现实吻合、并被有效执行，就 得尽可能控制与生产、消费相关的所有经济参数的变化，而只有控制了人，才能够把这种变化控制在最低程度。假定一个人游 来荡去，那让他干什么、吃什么，立刻成为问题，需要修改计划，而计划的修改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不要说，全国1%的人 口如此流动，国家必然忙翻了天。

　　可见，计划体制的逻辑天然地要求全面禁止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事实也正是如此，自五十年代开始，严厉的城乡分割 制度建立起来，法律严格禁止农民人口流入城市。不如此国家就无法安排城市生活。当然，计划体制也要求禁止员工在企业之 间自由流动，这种流动意味着政府下达的计划将无法完成。

　　基于这一点可以断言，计划体制当然没有效率。就像韩庆生，他到另一个企业本来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而这也就意味 着整体效率的提高，但体制却约束他无法调动。阿玛蒂亚·森曾说，自由是发展的手段。计划体制从反面证明了这一论点：计 划体制的效率之所以低下，一部分原因就是韩庆生及其他所有人被剥夺了流动自由。

　　但是，自由流动是人的天性，因为，人总是会不断地获得新知识，社会可能向他呈现新机会，而人天然地会追求隐藏 在新知识、新机会背后、改善自己境遇的可能性。所以，即使有制度禁锢，韩庆生也勇敢迈出了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的一步 。

　　这其实也正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几乎所有领域改革的初始驱动力量。很多人都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及对自由的本能 追求，突破不合理的政策、法律。尽管韩庆生付出了代价，但他最终成功了。而且，他的案件也引发高层对那种禁锢人员流动 的政策、法律进行反思，并逐渐废止了不合理的制度。

　　从那之后，劳动力逐渐开始自由流动，不光是国有企业、科研机关的知识分子能够在国有单位之间自由流动，或从国 有单位流向非国有单位，即所谓的“下海”；农民也可以自由流动了，从乡村向城市流动。同时，人员在各个城市也可以自由 流动了。这种自由流动就是资源不断优化配置的过程，市场的效率，正是由此而来。每个人通过流动，改善了自己的境遇，从 而也就创造出了社会财富。

　　不过，与整个改革处于中间状态一样，韩庆生案件所标志的追求人员自由流动的事业，显然还没有完成。比如，福利 保障制度仍然是“单位化”，而非社会化，这限制了国有单位人员向外流动的意愿。当然，更大的流动壁垒存在于城乡之间。 农民、外来人口确实可以流入城市了，但这只是一种事实上的自由，而流入城市的这些新市民，却不能享有最基本的市民权， 相反，他们可能被驱逐出城市。

　　三十年前，有人对韩庆生说，“想离开工厂，除非你坐牢或者死了”，现在，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声音对那些流动在城 乡之间、城市之间的人说：想流入城市正常地生活，没门。人们恐怕要感叹：中国三十年前的变化，说大也大，说小也小。

　　□秋风

　　温故知新

　　“想理平头，没门！”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我们来到济南市山东医学院北大门西侧的一家理发店。

　　当时，一位农民模样的中年男顾客正要理发，接待他的是一个三十几岁的男理发员。他看了一眼这位顾客，便皱着眉 头问：“理什么头？”顾客忙答：“请您给理个平头吧。”

　　理发员瞟了顾客一眼，接着问：“理个光头不行吗？”顾客解释：“大冷的天，不能理光头。”理发员不高兴了，嚷 道：“你愿理就理光头，不理光头就另找地方。”他紧接着喊：“来，下一个！”这位农民顾客再三请求，但无济于事，只好 扫兴离去！

　　农民顾客刚出店门，这个男理发员便和一个女理发员议论开了，说什么“乡下佬还想理平头，没门！”“也不瞧瞧自 己那模样！”等等。说完，二人挤眉弄眼地笑了！

　　目睹此情此景，我们心里十分不安。为什么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竟有人如此对待农民顾客？！

　　———摘编自人民日报

　　1983.3.2第8版 《农民只能理“光头”吗？》

　　新闻背景：在80年代，穿中山装理平头成为城市居民的主流形象。而在一些城市曾出现城里人歧视农民现象，认为 其不该以城市居民主流形象出现。

　　那时流行

　　四大件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

　　流行指数：★★★★☆

　　八十年代家中流行“四大件”，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和录音机。女嫁郎，男娶妻，在成家后，都希望过上拥有四大 件的幸福生活，在当时，这是人们对小康生活的具体诠释。

　　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望总是在变。

　　改变开放之前，人们还只希望拥有手表、自行车、半导体、缝纫机；改革开放至九十年代，彩电、冰箱、洗衣机、空 调，已成为生活必需品。

　　30年来，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物质供给愈加丰富，手机、电脑、汽车、住房……人们已经无法用手指数出幸福生活 的具体构成，“四大件”也被茫茫地掩在历史尘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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