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63期 “1985年4月21日北京举行万人马拉松比赛”

　　一日三十年——4月21日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对新时期北京市的建设作出了指示

　　●1985年北京1949年后最大规模马拉松赛举行

　　●1986年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在成都成立

　　●1998年中国宣布不再允许任何形式的传销经营活动，至此，从1990年中美合资雅芳有限公司将传销引入开 始，传销的路在中国走了9年之后走到了尽头

　　●1995年国务院原副总理康世恩逝世

　　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

　　第一年他在北京春季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

　　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

　　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已。

　　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

　　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

　　那些年，他常和作家史铁生一起在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 试着活一活。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描写的这个人就是1985年万人马拉松25公里组冠军李燕琨。

　　领奖时为业余运动员请命

　　1985年4月21日，留在李燕琨记忆中的首都北京，晴空万里，阳光明晃晃的，没有沙尘暴，没有灰蒙蒙的感觉 。

　　已经36岁的李燕琨，当天成为万人马拉松25公里的冠军，不过当时他的身份是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

　　“您知道吗？中国业余运动员是不能参加田径比赛的？”手里握着奖杯，李燕琨向面前的颁奖老者发问。

　　“这不可能！”老者的回答斩钉截铁。

　　“您还是对中国田径运动竞赛不了解，在北京这就是现实。”李燕琨知晓对方的身份，不过他继续说，“比如我，作 为业余运动员，成绩已经达标，但不能参加全国比赛，因为我没有注册，不是职业运动员。”

　　老者一时语塞，脸色并不好看。

　　站在老者旁边的官员，也受到李燕琨类似质询，官员回答说：“等过几天，我到你的屋里去聊聊。”老者名叫李梦华 ，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而旁边的官员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

　　“我不是为我自己，而是对于一种体育的比赛形式的呼吁。现在也是这样，有些专业队的运动员，成绩都没有我当时 好，照样可以参加比赛，业余的就不行。”回忆起当时情景，李燕琨现在仍忿忿不平。

　　赛后李燕琨一直在等着副市长到他屋里聊天，但始终没等到。

　　“红五月”北京迎来万人赛1984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向北京市提议以奥林匹克的名义举办一届长 跑比赛，但前提是面向北京市业余长跑爱好者。

　　当时，北京市长跑运动并不少见。1956年开始举办的春季环城赛已经迈进第29个年头，该赛事1989年改为 春季长跑赛，从1995年开始又被改为北京国际长跑节，赛事主要面向业余选手。

　　另外，从1981年开始举办的北京国际马拉松也已举办4届。不过，它主要面向专业选手。

　　之所以还要举办这样一项赛事，《中国体育报》记者郭博文指出与“红五月”的传统不无关系。

　　“当时，快五一了，迎接‘红五月’，大家都喜欢制造一些轰动效应。所有的活动几乎都被冠以万人什么什么，例如 万人歌咏比赛等。”郭博文回忆，举办这个赛事，当时是为推动全民运动，现在叫“全民健身”，那时还没有这个词。

　　孩子次日生日支撑他一路领先

　　比赛那天早上，李燕琨照例起得很早，吃得比平时少，这是他逢比赛日的习惯。穿着上一届获得的一双日本跑鞋，他 上路了。

　　8点整，枪声响起。男子25公里组选手李燕琨率先冲出工体北门。3分钟后，参加男子5公里的选手出发；6分钟 后，女子5公里的选手开始比赛；8点13分，男子10公里出发。

　　每当路过立交桥时，放眼望去，四周全是黑压压的人群。参赛者于全林注意到，有些小青年骑着自行车，在前面给他 们带路，不时为他们打气。

　　“路人向我打招呼，我就举手示意。跑到后来，胳膊都抬不起来了。”李燕琨很怀念当年，“现在体验不到这种状态 了。”或许是开始发力过猛，跑到西直门时，李燕琨渐觉体力不支，他心里暗暗责备自己，“为什么一开始跑这么快？”不过 ，李燕琨脚下的节奏并不乱，他用“跑第一才叫李燕琨，跑第二就叫失败”这样的话给自己打气。

　　路边有很多年轻的父母抱着孩子，这成为李燕琨的另一个精神支柱。

　　“我也想着自己的孩子，第二天是他四岁生日，心里美。”李燕琨说。

　　到后半程时，李燕琨追上男子10公里组最后的队员，参加的老选手开始站到路边为他鼓掌。最后，他冲进工人体育 场，跪倒在跑道尽头：他李燕琨终于获得第一。

　　被“文革”斩断的中长跑之路

　　1966年，体育教师张满友发现，上初三的李燕琨有良好的体质，主动提出帮他进行中长跑训练。一个月后李燕琨 在东城区中学生运动会中拿到长跑第一名。通过训练达到田径二级运动员水平的他很快受到了专业教练的关注。

　　正当他顺利通过北京体育学院预科班入学考试时，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袭来，预科班宣布解散，他失去了改变命运的 最好机会。

　　训练荒废了，生活也被破坏殆尽。

　　1968年，由于父亲是国民党军人，李燕琨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东城分局关了一年，随后被送往北苑“毛泽 东思想学习班”，一学就是三年。

　　1972年7月，结束“学习”回到街道，李燕琨听说北京春季环城赛恢复的消息，心中十分激动，重新开始了中断 六年的业余训练。当时的训练方法很简单：每天凌晨4点20分起床，绕北京城跑两万多米，回到家吃过早饭，开始自己蹬三 轮的工作。

　　“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 二十圈，大约两万米。”史铁生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李燕琨的训练。

　　1974年开始，环城赛跑的报名表上开始出现李燕琨的名字。但“文革”那段历史仍然受人指摘。

　　1975年，有人以“文革”那段经历为理由阻止李燕琨参赛，原东城区体委主任李维田据理力争，“李燕琨算不算 群众？是群众为什么不能参加比赛？”对方无言以对。那年，李燕琨跑出第四名。

　　1978年，李燕琨荣获第十五届环城赛跑冠军时，他仍然是一个失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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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张宾实习生和冠欣北京报道

　　-新观察

　　体育本不分专业和业余

　　什么是体育？很多人知道，体育就是“更高更快更强”；也有人会说体育就是奥运所提倡的重在参与精神。但这两个 口号本该一体，恐怕少有人知。

　　在我国，体育更多时候是一种职业的表现形式。而我国的所谓职业体育，是一种政府行为，现在虽有了商业味道，但 好多运动项目即使没有赞助，国家也会埋单。国外那种以体育为职业或相关产业活动，更多只是一种商业行为。比较而言，我 们的运动员更“职业”。

　　一味的职业化，催生不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奥运的理念是“重在参与”，而我们这里，参加运动会往往是国家培养的 运动员的专利，民间业余爱好体育的人士，往往被排斥门外。

　　细究起来，这种职业化发展的角度未必不是好事。从我国参加奥运会寥寥几次，但金牌和奖牌数量明显增长，说我们 是金牌大国，当不为过。可是，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不是用职业运动员的金牌堆起来的。

　　就像某些人为了展示起见，全身披金挂银，而银行里的存款寥寥无几。

　　今天，虽然街头巷尾出现了好多健身器材，但对于全民健身仍显不够。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体育方面存款确实不多。

　　更重要的是，现有的体制固然可以从尖子中选择能够取得好成绩的人，但这种机制其实很残酷。体育如此职业化的结 果，好多人必须把全部精力投入锻炼，而无法掌握应该掌握的社会技能。一旦因为身体条件或者伤病等原因退出这个职业，生 活将马上陷入困顿，比如艾冬梅等。另外，这种体制下，能出成绩又有几人？这种表面强盛的背后，隐藏着一种非常高的成本 。

　　民间业余体育活动不够丰富，而且不能与正规比赛接轨，无形之中额外增加成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体育的精神没有 在民间扎根。反观国外，超级胖子在锻炼减肥，但每天锻炼的普通人比例更高。这不完全因为经济基础较好，而是因为业余运 动理念已深入人心，体育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适逢奥运会将在中国举办。相信我们依然会取得一个好成绩，甚至金牌总数拿到前几。但奥运会 的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地组织青年参加体育运动，并以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青年，促进相互了解，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 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要让奥运精神深入人心，仅靠举办运动会、建设各种体育场馆远远不够。观众需要锻炼，场上拼命者 需要休息，让更多观众进入体育馆，才是体育的真谛。

　　所以，为业余体育与业余体育选手开辟参与之路，才是让体育精神发扬光大的善举。要知道，奥运会是向所有希望挑 战的人发出的邀请，而不只是国家花钱打造的各种项目方面的“超人”。

　　□纪一涛

　　温故知新

　　河南固始百名姑娘下广东

　　3月12日，河南固始县沙河铺乡一百零七位姑娘乘坐两辆大客车，取道武汉，直下广东做工学技术。

　　沙河铺乡人多地少，劳力过剩，初高中毕业的女学生只能在家里做点家务，吃、喝、穿、戴都靠父母负担。这个乡利 用过去与广东省中山市小榄区忠章毛织厂建立的关系，招收了十八至二十二岁的女工一百人，去广东做工学技术。乡里一位领 导干部高兴地说，这些“女将”回来后，乡里要办纺织厂，就不愁没有技术和工人了。

　　摘编自

　　1985年4月21日第2版原题《沙河铺乡百名姑娘下广东》

　　那时流行

　　我的中国心

　　流行时代：80年代中

　　流行指数：★★★★☆

　　1983年2月，香港青年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找到张明敏，录制《我的中国心》，旋而这首歌作为主打录了一盒磁带 投放市场后，几乎没有反响。

　　1984年1月，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华访问，发表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 收回香港主权。

　　当时，正在做着央视“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导演想请一位香港演员参加春节联欢晚会。但到香港后一直没有 找到合适的歌。一天，乘车外出，司机放了《我的中国心》。导演迅速翻录磁带并带回北京，向上级打报告，希望能请《我的 中国心》的原唱张明敏来京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报告很快获批。

　　1984年春节晚会上，张明敏唱红了《我的中国心》，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将一位香港演员请上内地舞台。之后 ，《我的中国心》成为除国歌外，中国人都会唱的歌曲，张明敏在内地也有了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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