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

　　从市场交易行为出发来观察改革开放，对“投机”的不同认识，就像是一条纽带，贯穿着这三十年。曾几何时，“投 机”与“倒把”并列，一度成为刑事司法的专用语。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州市长已然旗帜鲜明地公开力撑，“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不是要不要‘投机’，而是会不会‘投机’的问题。‘倒买倒卖’问题亦然。期货就是一种‘倒’，‘倒’就是按价 值规律办，哪儿价高，商品就往哪儿去。”从“能不能”，到“要不要”，再到“会不会”，多少人的命运维系在国家决策层 对“投机”行为的理解之中。

　　1982年初，中央政府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温州柳市镇的“八大王”被戴上 “投机倒把”的帽子，除“螺丝大王”刘大源在外逃亡8个月侥幸逃脱外，其余“七大王”不是进了学习班，就是被判了刑。

　　两年后，“八大王”全部平反，但“投机倒把”并未因此消失。相反，1987年9月，一份名为《投机倒把行政处 罚暂行条例》的行政法规正式施行。

　　在刑事司法中，“投机倒把罪”亦是当时著名的“口袋罪”。

　　所谓“投机倒把是个筐，什么经济违法行为都往里装”。司法究罪与行政处罚双管齐下，成了高悬在志在创富的普通 公众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投机倒把”的入罪，不仅压抑了民间的创富激情，还造就了至今仍滥觞于司法实践领域的“选择性执法”。由于对 “投机倒把”的普遍适用势必影响作为第一要务的“经济建设”，在领风气之先的沿海城市多系“象征性”地适用。

　　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也许正是看穿了“投机倒把罪”的象征意义，才有了仅两年之后便力主为“八大王”翻案 的行动。

　　“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司法公信不彰，跟一些甫一出台便与时代发展互不相容的法规不无干系。

　　1997年，“投机倒把罪”正式从刑法中隐退。2008年，国务院为《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也划上了一 个句点，官方公布的理由正是，“调整对象已消失，实际上已经失效。”不知道那些抱守着法律工具主义的官员，会不会后悔 他们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曾严厉打击“实际上已经失效”的“投机倒把”的不明智。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已将“法治”视为治国方 略的新时代，国家一定不能再让立法落后于时代，更不能让违法者得利而严格执法者受损。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