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

　　当中国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进入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重新逐步融入世界时，一个方向性的迷惑和破题几乎 同时呈现在国人面前：我们距离世界有多远？经济概念从来都是实物性质的产量，只是在冷战结束后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使 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方程是：信息内容和远距离传输的相加，应该说是源于法国人的想象，被称之为te lematique。

　　最早尝试互联网的人几乎都在展望这一技术发明的无限魅力，不论是张朝阳向人们展示花花公子的网页的广告效果， 还是张树新引领信息高速公路的巾帼气概。

　　1994年，被人认为是中国进入互联网的元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成为中国施政纲领 的重要题材。

　　人们终于认识到，随着新信息传播技术的问世和普及，信息资源的开发程度将有助于不断缩小信息成本，从而推进社 会关系横向发展，无数因为信息传播而获得生产自由的劳动者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组合。

　　经历改革开放伟大变革的同时，人们终于体会到网上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游戏，而是有可能成为推进未来社会演进的 沙盘。而在资本的反复耕耘下，虚拟传播的经济效益至少在媒体领域里已经升起了风帆。

　　改革的年代，开放的世界，一个虚拟的网络社会，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魔力？第一，它为社会主体自我认同的延伸提供 支撑，从来没有如此丰富多彩的传播模式和传播文本在社会中弥散。正是借助于互联网，人的个性和魅力的释放成为真正的可 能。

　　第二，互联网使社会主体的权利关系成为一种有张力和弹性的过程，这种社会权利关系的疏导使社会矛盾(分化、差 异和冲突)成为协商或讨论的对象。

　　但同时，人们也对互联网的权利性质产生越来越多的质疑，比如说，互联网时代面对的受众是碎片化的，为争取受众 市场，新的传播模式可能越来越着眼于传播模式的商业性和消费性。

　　又比如说，新信息传播技术提供的信息界面，是否在全面推进娱乐的同时，孕育着新的社会风险和道德毒素，类似的 问题在发达国家至少讨论过近二十年而并无一致的结论。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的“一日千里”，麦克卢汉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乌托邦”预言愈加真切： 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

　　在这个靠网络联接的“村”里，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受众更易于成为互联网传播空间的诱惑对象，因为在时空在 线组合的情境下，本土化和全球化同时呈现。

　　如果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我们看到无数的把关人在推进信息多轴心的涌现，公众在不断逼近精英并挑战精英。如果我 们并不太那么乐观，我们往往会评估技术运用的社会成本，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现实结构面对支付这个成本的态度和能力，才是 定义“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的真正裁判。

　　□陈卫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