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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85期[1986年5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张兴让组建东方塑料联合公司。张兴让还因首创[满负荷工 作法]名震全国]
一日三十年——5月13日
●1986年《人民日报》以《经济联合要靠吸引力——记东方塑料联合公司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联合》为题,对张 兴让进行报道
●1999年国务院批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及夫人朱颖同志为革命烈士
●2004年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正 式施行
首创满负荷工作法张兴让收到辱骂信
沉甸甸的一袋剪报,装订成薄厚不等的10本,从1985年到1994年,上面全是关于张兴让的报道。
其中最厚的一本,封面写着“1988年”。
这一年,张兴让因发明“满负荷工作法”名震全国,成为企业改革的标杆。
20多年后,张兴让说,他得到的不仅有赞誉和支持,还有抱怨和骂声。
被胡耀邦称作“张联合”
5月6日,71岁的张兴让,仍记得上任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的日子——1984年1月1日,那一年他47岁。
“已经不年轻了。”他说,此前作为东风塑料厂副厂长,厂里的决策权全在“一把手”那里,自己要做的只是执行决 策。一家老小衣食无忧,那时的张兴让甚至考虑过,“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这次工作调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农村兴起承包制。1983年,河北省提出“引包字进城”,掀起一股承包国有、集体企业 的热潮。
那时哪个厂长不敢承包企业,就会被认为是“没魄力”。大势所趋下,张兴让承包了石家庄第一塑料厂。
他签下“军令状”,从1983年的136万,每年利税增加100万,1986年达到436万元。
企业要多进原料,多卖产品,效益才会高,“关键要弄清向谁买,向谁卖”,张兴让回忆,计划经济时代,原料从哪 里进,产品卖给谁,都是上级部门早就规定好的。这种情况下,经常出现本市本省内有供求,还要跑到南方买卖的现象。
儿时拜年的记忆,让张兴让找到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
有一次春节,他们家去亲戚家拜年,到了才发现大门紧锁,原来亲戚正巧去了他们家。从此,两家商量好,再没出现 过两头扑空的情况。
“企业间也可以事前商量好”,1984年6月,一个以石家庄第一塑料厂为龙头,包括7家企业在内的跨区域的经 济联合体———东方塑料联合公司宣告成立,张兴让成为该公司的负责人。
这种简单的供、产、销联合体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资料显示,短短几年内,联合公司发展成横跨化工、棉纺等7 个行业的28个单位。石家庄第一塑料厂也提前一年,完成了张兴让承包时立下的“军令状”。
张兴让还记得,1984年八九月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北考察。
听了省领导的汇报后,胡耀邦说,马胜利搞承包比较好,张兴让搞联合比较好,干脆一个叫“马承包”一个叫“张联 合”吧。
1986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以《经济联合要靠吸引力———记东方塑料联合公司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联合 》为题,对张兴让进行了报道。
如今再讲起“张联合”这个名号,张兴让说,其实那个松散的经济联合体并不复杂,但在当时第一个提出来,并且实 施了,就成了“开天辟地的事”。
考察日本发明“满负荷”
不过,真正让张兴让名声大震的,是他首先提出的“满负荷工作法”。
1985年5月,张兴让去日本考察设备和技术引进,结果上了一肚子火。
“越看心里越憋屈。”他说,相比日本同行,石家庄第一塑料厂的经营管理相差很远:操作相似的设备,日本只需1 20人,第一塑料厂安排了836人;工人有效工作时间,日本平均七八个小时,第一塑料厂只有两三个小时。
“那时的厂子都这样,只要出满勤就行。”石家庄第一塑料厂一些老工人称,尽管工人们天天按时上下班,但每天真 正的劳动时间却很少,有些工作是一台设备几班人马,“你干一会儿,我再干一会儿”,扣除吃喝拉撒、聊天等,每人每天只 有2小时40分钟在工作。一些工人就愿意设备出故障,“待着也挣钱”。
最让张兴让印象深刻的是,厂里3台大锅炉,锅炉师傅,加上拉煤、出渣等职工,竟有70多人,占了全厂职工的六 分之一。
“日本是10个人干,1个人看,我们是1人干,10个人看。”张兴让将这些问题归纳为,管理混乱,技术落后, 效益低下,纪律松弛。
于是,当年,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实行了“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的“满负荷工作法”。
“什么是满负荷工作法?说白了,就是让每个职工、每台设备、每一分钱、每一两料,都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办法。定 员定额,按照人尽其力的原则,把每个职工的工作量安排饱满。“张兴让这样解释新出台的管理办法。
他说,这个名字来源于机械设备的“满负荷”原理,就是要达到最佳状态。以厂子历史最好纪录为基数,参考国内外 同行先进水平,来制定具体目标。
实施“满负荷工作法”后,厂里那3台大锅炉,只需要18个人就能正常运转。其他部门也是工作指标与个人报酬挂 钩,多劳多得。
1987年与1984年相比,工人人均产值提高了80%,职工人均收入,也提高了三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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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耿小勇河北报道
-新观察
让产权改革来解张兴让的困局
张兴让,原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见证人,他的个人历史与社会大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
张兴让是最早一批吃螃蟹的国企承包者,但他不是企业家,因为从始至终,他都在严厉的行政约束之下,没有找到突 围之道。等到1992年二次改革的大门洞开之时,第一代探路者已经让位于第二代,虽然张兴让当时还在任,但他已经离开 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如果说目前中国市场已经进入资金与实业交织的第三代市场,那么,回首张兴让的历史,可以让我们对于改革初创阶 段的历史约束,有更深切的了解,也对中国在变革中逐步建立正向的市场化激励机制,以及在建立机制过程中的行政改革的滞 后等因素,有切身体会。
没有人能够离开市场、行政、保障基础搞改革,张兴让也不能。而张兴让的个人素质局限,也使他无法突破局限获得 更大的发展空间。他是短缺经济时代的英雄,是过剩经济时代的失败者。
三十年改革的突破口在“承包”二字,从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席卷全国,国企承包为张兴让提供了个人命运转变的 契机。以承包为抓手,以提高职工收益为基础,首创“满负荷工作法”,张兴让在产品营销、职工身份、企业剥离办社会方面 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改革。
但由于没有解决企业的所有权问题,当张兴让决定实行市场化的用人机制,实行全员聘用制时,他遭遇从上而下的强 烈反对。
他从吃螃蟹者,变成了大逆不道者,于是,以往的用工制度逐步回潮。
为什么改革不下去?张兴让为什么失败?
因为触动了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他对核心员工无法建立有号召力的薪酬机制,大多数人没有通过改革获利,成为改 革的失利者,改革的失败就是必然的。并且,当时政府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说明,中国还不存在市场化用工的基础性条 件。张兴让的超前改革让他成为众矢之的。
张兴让这一代改革者的退潮,既有天时因素,他们建立激励机制时遭遇基础制度的掣肘,无法实现产权改革与用人机 制的根本改革;同时也有个人因素,张兴让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产品创新、与民企竞争方面滞后于时代的要求;而张兴让 改革初期的人和,也在改革利益逐步减少、逐步分化之后,越来越稀薄。
中国需要新一代的改革家与企业家,后张兴让一代顺势而出,产权改革成为第二代的抓手。
就像我们不应夸大张兴让们的功劳,我们也不应忽略张兴让们的功劳,有他们筚路蓝缕,才有了中国改革的火箭往前 推进的一步步动力。□叶檀
温故知新
结合“满负荷”探索五天工作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研究人员王晓龙、中国科学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武欣最近提出一项设想:结合满负荷工作法探 索企业五天工作制。
我国经济的现状是,服务手段落后,构不成生活服务社会化。目前实行满负荷工作法的企业,往往使人们在加大工作 负荷的同时,无法减轻生活方面的负荷:既给人的生理、心理增加负担,又减少或完全取消了职工学习、休息的时间。这样反 过来又影响职工智能的提高,在规定时间内也就很难达到满负荷工作法对人的素质的要求。这样下去,势必导致人们对满负荷 工作法的逆反心理。如果在推行满负荷工作法的同时,引进“五天工作制”,可以解决上述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可从根本上 解决工作与生活双双“满负荷”的矛盾。
实行五天工作制,缩短劳动工时,提高在岗时间的劳动实效,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测量指标。如果能在推行满负荷 工作法的同时,在企业中积极试行五天工作制,这条新路也许走得通。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8年5月24日第2版
那时流行
“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
流行时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流行指数:★★★☆☆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初的中国,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的收入,曾远远低于体力劳动者。
当时有一句顺口溜: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说的就是这种“脑体倒挂”的情况。
1985年,有位副教授说,他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大学毕业留校每月挣90元钱,二儿子高中毕业进工厂每月有1 00多元,小女儿初中文化程度,在饭店当服务员每月拿200多元。
当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资,建筑业最高为1827元,接下来是公用服务业1426元,商业1375元,金融业1 368元,工业1333元,科研1330元,交通1316元,机关文教1240元。
如今,“脑体倒挂”现象也许早已消失,但脑体正挂后的收入差距却越拉越大,又成为一个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