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制度，是兴起于中世纪晚期的西方大学制度的组成部分。自198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习和引进西方教育体制长期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高等教育走过的110年历史，可谓是充满艰辛的“苦旅”。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曾痛切地写下这样一段话：吾 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从这个角度看，实施学位制度，确实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大进步。它标志着，起码从制度上，我们比较完整地 把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引进了中国；也说明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培养高层次人才，不会再“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

　　如今，距离马中骐等“18勇士”获得博士学位已过去二十多年，似已毋庸再称颂当日决策者的英明。相反，我们需 要思考，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这个制度有多少新问题不得不正视。

　　学位不等于学问，更不等于能力。尊重学历学位，是好事情，不仅激励青年努力向学，也表明社会之“理性化”。但 如果迷信一纸证书，而忽略真才实学，决不是国家之福。

　　翻检各类招聘启事，或公务员考试之章程，多对学历学位进行严格限制。为国抡材，应惟才是举，而不能“惟学位是 举”。

　　当下学位之授予，有过滥之嫌疑。中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数，已经可以和美国德国比肩。但不必讳言，中国的高等 教育水平，距离美国

　　德国还有很大差距。是否在规模扩张的同时，质量有所下降？圈内传言：“没有毕不了业的硕士，也没有考不上的博 士”，或竟道出了某些真相？

　　学位是国家之名器，授予学位是国家庄重而严肃的行为，也代表了高等教育制度的尊严。所以，学位之事须慎重，培 养高层次人才，也不能盲目跃进。

　　学位制度还要警惕“金、权”之侵蚀。

　　如今一些大学，成了“大家来学”。官员、企业家纷纷进入，获得在职学位。“成功人士”有心向学当然好，但如果 蜕变成权学交易、钱学交易，那就是将国家名器“私相授受”，罪莫大焉。

　　洪堡曾宣称，“寂寞”和“自由”是大学的两条基本组织原则，坚守学术尊严、珍视学术声誉、捍卫学术独立，正是 西方大学的真精神。

　　我们引进了“名器”，但引进之后仍需学习其真精神。一种制度施行几十年而未能立，这或许不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 ，而是决策者缺少壮士断腕之勇气。□任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