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128期[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强调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一日三十年——6月25日

　　●1991年第一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土地与国情”。“土地日”是国务院确定的第一个全国纪念宣传日

　　●1993年美术大师刘开渠逝世

　　●200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强调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 会主义公平正义

　　从法制到法治20年改一字

　　200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强调“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 精神，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就提出社会主义“法制”，直到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才将建设“法治”国家写进 了宪法，一字之差，意味深远，争论了20年。

　　“制”与“治”，被法学家李步云形象地称为“刀制”与“水治”。

　　李步云，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法学所博士生导师。

　　1978年，他发表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标志着法学界的思想解放。

　　1979年，李步云与人合写了《论以法治国》，开了“以法治国第一腔”。

　　从“刀制”到“水治”，20年依法治国进程，李步云是见证人，也是推动者。

　　“人人平等”失而复得

　　新京报：法学界公认的是，你在1978年发表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和另一位学者乔伟的《独立审判，只 服从法律》，标志着法学界的思想解放，怎么想起来写那篇文章的？

　　李步云(以下简称“李”)：实际上，我国1954年的宪法中就规定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经历了“文 革”，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都取消了这一规定。

　　“文革”结束以后，学术界开始突破一些理论上的禁区，我想，如果从“平等”这个重大原则上来突破，对推动法学 界的思想解放是有帮助的，而且“人人平等”在当时争论非常大。

　　新京报：有哪些争议呢？

　　李：当时有人就说“人人平等就是不讲阶级性”，认为“革命者和反革命者无论如何是不能平等的”。

　　1957年，因为提倡人人平等而被打成右派的很多。

　　新京报：这么说，你写这篇文章也是有风险的。

　　李：我从构思到成稿花了半个月时间，发表在1978年1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提出公民包括敌对阶级分子 ，引起了震动。见报后收到了几百封来信，有人还担心我被打成右派，所幸历史的悲剧没有重演。

　　新京报：文章发表后，影响了决策层吗？

　　李：当时应该还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表述还是“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没有使用“公民”概念 。

　　新京报：那后来是怎么写进宪法的呢？

　　李：1980年，我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1982年修宪之前，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10篇针对修宪的文章。 当时社科院政治所老所长王叔文先生在修宪秘书处工作，他告诉我，1982年宪法采纳了我的三个观点，其中就包括在宪法 中写了一条：“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将平等原则重新规定在宪法中，并改“法律上 ”为“法律面前”。

　　至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次得到了宪法的确认。

　　官方文件首现“法治”

　　新京报：听说你参与起草的64号文件对依法治国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李：“64号文件”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1979年9月9日颁 布的。

　　过去，检察院批捕人要经同级党委批准，法院判处5年以上徒刑，也要经过同级党委讨论，司法独立性受到很大干扰 。中央采纳了我在1979年3月6日《人民日报》内参提出的“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应当取消”的建议，64号文件取消了 党委审批案件的做法。

　　64号文件还取消了“文革”期间的“恶毒攻击罪”和反革命罪，而且在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法治” 一词。

　　新京报：你为什么一直要强调水字旁的“治”呢？

　　李：“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是相对于政治、经济等制度而言的。“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

　　法治作为人治的对立物，其内涵有二，其一是国家的关键因素和条件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而不在一两个英明的领导 人；其二是强调有法可依、法律要有权威。人治则与之相反。

　　实行法治，当然要有健全的法制。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有法律制度，但不一定都有法治。法制与法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 有区别的概念。

　　新京报：我国是谁先提出法治的呢？

　　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提出“法治”还是“人治”问题的，是北大法律系前主任陈守一。他是党内高级 干部，听过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传达。那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过“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 “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我是1957年考进北大法律系的，听陈守一谈起过这件事。“文革”结束后，1978年10月，社科院法学所召 开了一次学术会议，陈守一在会上提到过“人治还是法治呢，值得研究”，但那次会议没有具体讨论。

　　“三大派”论战“以法治国”

　　新京报：是你开了“以法治国第一腔”？

　　李：1978年那个会之后，我就考虑这个问题，并和王德详、陈春隆写成了18000字《论以法治国》的论文， 当时还没提“依法”，提交到1979年9月社科院庆祝建国3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那篇文章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学术界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应实行以法治国的方针。

　　《光明日报》看中了这篇论文，想发表，但又不放心，于是征求中央机关的意见。当时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的高西 江是被征求意见者之一，他表示完全同意。

　　但《光明日报》还有担心，因为“以法治国”是个带有全局性的口号，但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还没有这么提过， 最后发表的标题改成了《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

　　文章出来，曾有人将其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机关门口。

　　新京报：“以法治国”的观点在当时受到很大抵制？

　　李：是啊，会上法学界就开始出现“三大派”论战。

　　“法治论”的观点主张反对人治，提倡法治：“取消论”认为“法治”和“人治”是西方的提法，是资产阶级观点， 我们国家只用“社会主义法制”就行了：“结合论”认为“法治”和“人治”都有必要，应该结合起来。

　　新京报：最激烈的争论是什么样子？

　　李：1980年初，社科院在北京开过一次法治与人治问题专题讨论会，有近400人参加，安排了12个人发言。

　　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我批驳了“结合论”，但发言还没结束，人民大学一位教授就情绪激动地打断了我的发言，说 我们不正派，硬把自己的观点塞进中央文件(64号文件)。我解释说，虽然那是我们的观点，但文件进行了两个月八次讨论 ，最后是政治局讨论通过的。

　　新京报：反对的人那么多，你怎么宣传你的观点？

　　李：1980年7月我到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审判四人帮后，我和王家福代表书记处撰写的审判经验总结中，有意识 地写进了“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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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钱昊平北京报道

　　-新观察

　　法制在妥协中迈向法治

　　时光荏苒，一晃已是三十年河西。河东是法治虚无主义盛行，其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遮蔽了法律，人治替代了法治 。

　　1978年，将近而立的共和国在浩劫之后找到了自己的坐标。改革开放启动，法制开始恢复重建。

　　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年代，那也是一个妥协的年代。身处其中的李步云和那一代人无法忘记“法制”是怎样的来之不 易，而这种艰难，已不为今天的年轻一代所熟悉。

　　是的，我们不仅需要法制，更需要法治。

　　法制强调静态的制度，法治更强调治理的过程，而法治的核心就是依法治理。

　　和从“法制”到“法治”的嬗变一样，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换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法治从来不是一蹴 而就。

　　回首30年前那场“人治”与“法治”之争，达成“法制”的结果实非法治的胜利，它更是两种思潮激烈交锋之后的 妥协。法制也确实因应了当时国家政治条件，经济状况及社会发展的需要。

　　刚从法治虚无中走出的中国大量需要立法，需要秩序，需要稳定，需要一种可以藉由法律而实现的可预期的生活。因 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着重提出的是“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立法等工作”。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这16字方针中，“有法可依”是第一位的。没有法，谈何法制，更遑论法治。

　　充满妥协的法制在给了中国以法治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法制工具主义”的副产品。

　　这就是“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中的另一“一字之差”。前者是党和政府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后者是党和政府依 据法律来治理国家。

　　非法律专业人士可能很难体察到这其中的区别，但我们的生活中却无时不受到这两个“一字之差”的深远影响。

　　法学家们形象地把“法制”称为“刀制”，而把“法治”称为“水治”。刀者，专政工具；而水，寓意“法之公平如 水”。“刀制”的要害在于握刀的人，用好了，于国于民是福；用不好，则遗祸无穷。“水治”的核心在于所寓意的公平，谁 来达到公平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会有公平。

　　30年前的法学家们并非没认识到这种区别，我宁愿相信这是他们的策略，是科学的、富有远见的、可持续发展的且 能够付诸实施的一种高明的策略。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法制”本身，而在于“法制”已经埋下了“法治”的种子。当法制逐步 走向完善，法治就会成为一种必需，一种价值选择，一种信念和习惯。

　　法治重治吏而不在治民。于“刑法时代”和“民法时代”之后，“行政法时代”已经迎面走来。公民受益于法，而公 权力受制于法。这才是30年来的妥协所期待的法治生活。□王琳

　　民间记忆

　　到生产队看电视先买票再进场

　　1978年春天，在东北乡村，许多大队都偷偷搞起了副业。我们家所在的红星二队，给一些国营企业加工一些配套 的零件，一年下来，集体、个人收入都有了较大提高。

　　有的社员就提议生产队买一台电视机，生产队队长当即进省城托人买了一台9英寸的电视机。

　　电视机买回来了，问题也来了。就那么一台小电视，放在哪儿才能保证大家都能看上呢？后来，生产队长发话了：“ 就放在生产队吧，那疙瘩暖和，电视保证冻不坏。再说那屋子也不小，炕上炕下的能装不少人呢。”可紧接着问题又来了：那 屋子是不小，可不能把全生产队70多户200多人都装下啊。

　　最后是生产队总在外面闯荡的采买员出了个主意：“人家城里的电影院，谁进去都买票，咱们也卖票吧，屋子能装多 少人就卖多少张票。”生产队长大巴掌一拍，这事就定下来了。

　　电视票，有生产队会计负责制作，就是把不同颜色的纸裁成若干等份，正面用钢笔写上“电视票”三个字，背面再盖 上生产队的章。

　　为啥用不同颜色的纸呢，就是防止重复使用，每天换一个颜色。每张电视票定价为2分钱。

　　电工小黄在负责放电视的同时，还担负着另一个重要任务———在每天电视演到最后预报第二天的节目时，把最精彩 的节目，用毛笔写在一张大纸上，贴在生产队门前，让社员们有选择性地买票。

　　哪知道，每天的电视票一开卖，就早早被大伙抢购一空。

　　特殊年代产生的电视票，在那个小村存在了三四年。直到80年代初，农民逐渐富裕起来，家家户户陆续买了电视， 电视票才最终完成了特殊的历史使命。

　　□庄家汉(文章来自人民网强国博客)

　　那时流行

　　松糕鞋

　　流行时间：上世纪90年代初期

　　流行指数：★★★☆☆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时髦女郎们脚蹬“头大底厚别样俏”的松糕鞋，成了街头一道道别致的风景。

　　松糕鞋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它的厚度，一位身高一米五六的小姐，加上十厘米的高度，就会在视觉上产生修长的效果 ，而这种效果正是可以借助松糕鞋来实现。

　　不过，由于松糕鞋的底部太厚，容易使人行走时身体前倾失去重心，扭伤脚部关节、踝骨或韧带，造成骨骼断裂或其 他严重损伤。据某市医院外科统计，因穿松糕鞋发生踝关节扭伤的，占该病总数的18％。

　　为了健康和安全着想，人们开始慎穿松糕鞋，松糕鞋的强劲风潮吹了三四年后也越来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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