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149期[1981年7月16日金庸访问内地，并受到邓小平接见，随后其武侠小说在内地[开禁]]

　　一日三十年——7月16日

　　●金庸访问内地

　　1981年，金庸携夫人和儿子、女儿访问内地。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金庸。

　　●黄河小浪底主体工程开工

　　1994年，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国际招标合同签字仪式在京举行，合同中标价73亿多元人民币。小浪底水利 枢纽工程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北40公里的黄河干流上，以防洪，防凌和减淤为主，兼顾供水、灌溉和发电等综合利用功能。

　　●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2001年，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金庸小说：“成年人童话”写进文学史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14部武侠小说的首字，连成了这副对联。

　　金庸以十几部新派武侠小说风靡全球华人地区，历经半个多世纪，经久不衰，被人誉为“有井水的地方歌柳词，有华 人的地方读金庸。”畅销几十年，销售过亿册，这样的景象，大概也只有特殊时期下“毛选”所创造的纪录能与之相比。

　　然而，金庸武侠小说在初进入内地时，并不受欢迎，被视为“低俗文学”、“狗肉不能上正席”，甚至是渲染暴力毒 害少儿心灵的“毒草”。

　　如今，由于惊人销售，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电视剧的持续热播，金庸武侠小说也由“成年人的童话”纳入了各种版本的 “中国文学史”，成为学者们的研究课题。

　　金庸武侠小说小平“先睹为快”

　　1954年，香港太极派拳师吴公仪，澳门白鹤派拳师陈克夫，各自宣称其本派拳技之优点，相约在澳门比武，引起 了香港民众的普遍关注，武侠开始流行。其后，梁羽生和金庸开始在报刊连载武侠小说。1972年9月，金庸宣布“挂印封 刀”，不再创作新的武侠小说。此后，他花了10年时间，整理共15部(包括一个短篇《越女剑》)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 》。

　　上世纪70年代，金庸的小说在内地尚未公开发行。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 套金庸小说。可以说，邓小平是金庸小说在中国内地的最早读者之一。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些海外知名人士纷纷接到邀请，访问内地。19 81年，作为《明报》社长的金庸先生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请他访问内地。

　　接到访问内地的邀请时，金庸修订《武侠小说全集》的工作已近尾声。接到邀请后，金庸向邀请方提出：能否在访问 内地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他曾经对记者说，去北京，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邓小平获悉后，在一份有关金庸来访的报告上 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金庸本名查良镛，金庸系笔名)。

　　这一年的7月16日，金庸携夫人和儿子、女儿踏上了访问内地的旅程。18日上午，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

　　邓小平已经等在福建厅门口，握住金庸的手说，“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发了邓小平会见金庸的消息。

　　金庸先生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同志专寄了一套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全集》。据《文汇报》报道，有一 次，邓楠见到金庸，告诉他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也就是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 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

　　数十家出版社印书仅一家获授权

　　上世纪80年代初，金庸武侠小说在内地开始了迅速传播的过程。

　　国家图书馆索引记录显示，内地出版的第一部金庸小说，恰好是金庸的第一部著作：《书剑恩仇录》，是由科学普及 出版社广州分社1984年11月出版的。

　　1984年到1985年是金庸武侠小说在内地的出版高峰，大部分的书都是在这两年出版的。在出版资源并不丰富 的80年代，内地数十家出版社出版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其同一作品出现了多种不同版本。

　　在形形色色的金庸武侠小说中，有根据香港明河社版影印的繁体版《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多达7个版本的 《射雕英雄传》，宝文堂书店精心制作、出版的《天龙八部》、《鹿鼎记》……这些武侠小说的传播，以及由翁美玲、黄日华 等主演的无线大剧《射雕英雄传》，刘德华、陈玉莲主演的《神雕侠侣》等电视剧的播放，使得金庸作品风靡神州大地，由此 也引起了广泛争议。

　　7个版本的《射雕英雄传》，使得当时的《新闻联播》特别举此例痛陈武侠小说“泛滥”。在内地，关于金庸武侠小 说的价值和意义的争论也由此展开。

　　及至一些中央领导称之为“成年人的童话”，并被媒体广泛传播之后，金庸作品才获得了传播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此时正值80年代“文化热”大潮，各种西方思潮此起彼伏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由 北京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出版后影响巨大，例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就售出了5万册，但是，这与金庸小说的盛行 与传播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此时的金庸并没有从自己作品的畅销中获益。其时，内地版权意识淡薄，加上中国没有加入国际版权保护公约 ，给金庸支付报酬的出版者极少。金庸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写道，“1994年以前在内地得到正式授权的只有天 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其余都是盗版。”该社曾经出版了金庸武侠小说的首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他得到了10万元的版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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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张弘北京报道

　　-新观察

　　改革的大众文化启蒙

　　见过谁为韦小宝干杯否？昨晚我就看到这一幕：两位年近中年的朋友，席间闲聊发现对方正在读《鹿鼎记》，不由大 乐，于是举杯互致敬意。

　　我戏称两位朋友是在补课。因为，大多数人(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年少时就已接受了金庸等人武侠小说的 精神洗礼。当时金庸小说风靡内地，几乎和早前的“毛选”一样普及。而且，许多人读的都是盗版，又厚又沉、脏兮兮的书， 还夹上了硬纸板封面。

　　那时，很少人会把金庸当作经典作家，更不会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带着虔诚、神圣的心情展开阅读。很长一 段时间里，金庸、古龙、琼瑶之流，都被扫入精神污染范畴，为此还引发过无比激烈的口水仗。谁又曾想到，风水不到三十年 就转了过来，通俗作家俨然成为大师，武侠小说进入北大教授专业研究领域。

　　金庸作品的阅读文化嬗变，是解密新时期大众文化生长史的一把钥匙。改革开放前，这些东西统统被视作资本主义精 神毒草。因为改革开放，内地才得以接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流行港台的通俗文化。在这个意义上，金庸武侠实乃市场化改革 在通俗文化领域的体现。金庸作品从盗版流行直至踏入通俗文化经典的殿堂，正是市场化改革最终成为主流话语的真实表现。 从这上面，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改革力量和保守思潮在文化领域的消长。

　　改革开放为人们带来了更多审美选择。具体到金庸作品，犹如一门响炮激发了内地沉睡的审美意识。通俗文学未必如 传统经典那般具有深刻的人文启蒙意味，更准确地说，它是一场大众化启蒙运动。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年以《读书》杂志为开 端的精英化启蒙运动。金庸武侠及其他通俗作品，就在于恢复人们的基本审美能力。而这恰恰是改革开放初期，内地普遍缺失 的人文素养。

　　经历长期政治运动，内地的审美水平严重退化。样板戏、毛选、《金光大道》之流的文学作品再加上鲁迅，几乎是改 革开放前内地全部的精神抚慰剂。(当然，当时还存在一些所谓“内部读物”和地下读物，但一般人看不到)直到金庸武侠大 行其道，才彻底改变了内地的人文版图。

　　就我来说，曾有一段时光，每年都要将金庸、古龙重读一遍。正如许多人一样，我甚至说不上为何喜欢金庸作品—— —虽然我将《鹿鼎记》列入影响自己的几本书之一，或许就是满足于从中获得阅读快感。但正是这种纯粹的阅读活动，在当时 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不无颠覆性意味。

　　那时候，几乎每本书的前言都要提到辩证唯物主义，很多作家和学者都得谦虚地承认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不 够。从这一点来看，金庸武侠及其他通俗作品的流行不啻一波全新的阅读思潮。懂得何谓纯粹的阅读，这片精神的土地才不再 只有一种颜色。从接触通俗文化开始(当然，有人从别的途径获得精神启蒙)，“读者”复活了，多样化的世界本真也复活了 。这一切，既契合改革的精神指向，也推动了内地文化领域的开放。□魏英杰

　　温故知新

　　书摊小贩吆喝“李泽厚、托夫勒”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记者吴锦才)李泽厚、弗洛伊德、托夫勒……这些作家的名字从首都街头书摊小贩的口 中吆喝出来，听来好拗口，但是书贩们确实在重新考虑自己的摊子上该摆点什么。

　　人们一度习惯将这些书贩与金庸、梁羽生、琼瑶等港台通俗文学作家的名字连在一起。这类作家的书如今仍占据书摊 上较大的地盘。然而，书贩们发现前些时他们对“琼瑶热”、“金庸热”的估计过于乐观了。现在武侠、言情小说的销售已开 始冷下来，一些学术性强的著作转而成为热销书。近几个月销得快的书籍有《宽容》、《海明威谈创作》、《中国古代思想史 论》、《美学的历史》等。

　　北京街头的小书摊对畅销书屡有加价出售的现象，但这些小书摊又以翻阅自由、营业时间长等方便的服务赢得顾客。 冬夜街头，路灯下书摊前人头攒聚的景象到处可见。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4日第3版，原题为《请听北京街头书摊小贩吆喝声“李泽厚、弗洛伊德 、托夫勒……”》

　　那时流行

　　流行时间：上世纪八十年代

　　流行指数：★★★★☆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弗洛伊德的著作《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图腾与禁忌》、《少女杜拉的故事》、 《爱情心理学》等开始风靡内地，人头攒动的北京特价书市上，弗氏著述的出现经常会导致顾客的疯抢，其热度由此可见一斑 。80年代中后期，弗洛伊德热进入全盛时期，随后逐渐消退。

　　力比多、自我、本我、梦与性欲……这些在今天被许多人熟视无睹的名词和原理，对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而言，既 是必须了解和掌握的学识，也是他们试图打破身边社会道德清教主义禁忌的绝好借口。

　　弗洛伊德热的出现，产生了两个积极后果：一是学术界、医学界的接续和补缺，这种弥补固然比世界落伍了半个世纪 ，但构成了一个意识追赶上的起点；第二是对文艺创作的松绑，梦境、性与欲、潜意识……

　　艺术家们终于可以不必再冒着被进行道德审判的危险，投入到自己的创造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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