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159期[1994年7月陈光在山东诸城通过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完成272家国企产权改革，他被称[陈卖光 ]]

　　一日三十年——7月26日

　　●“六五”计划

　　1982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时指出：要集中使用资金，保证重点建设。

　　●严打经济犯罪

　　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委员座谈会，中纪委提交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工作的报告》 。

　　●首获奥运游泳金牌

　　1992年庄泳在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女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夺得中国首枚游泳金牌。

　　陈光：“卖光”诸城国企不是心血来潮

　　曾是寿光县供销社办事员，县委宣传部干事，昌潍团地委秘书，共青团潍坊市委书记。

　　1991年，任诸城市市长；1993年，任诸城市委书记；2003年4月任菏泽市委书记。

　　1992年，股市已开始为陷入泥潭的国企进行输血解困。但量大面广、上市无门的中小国企依旧乱成麻草。此时颇 具争议的“诸城经验”进入人们视野。

　　原诸城市长陈光是该经验的倡导者。他在1994年将当地272家国企通过股份合作制等各种形式，完成了企业产 权变革。这在全国引起广泛争议。有人称这种“卖光”行为是将中国几十年的公有制社会主义一改而光。

　　如今在改革30年之际，倾听当时这位风云人物，细谈改革中的得失甘苦。

　　诸城出了个“陈卖光”

　　背景：1992年，陈光37岁，为诸城市市长，他发现多半国企，因产权不清而亏损，便掀起职工买股的股份合作 制改革，2年后全市272家国企完成改革。他被人称作“陈卖光”。

　　新京报：是什么促使你那么早去做一场国企改革？

　　陈光：当时国企改革的改来改去，都是在调整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关系，没有触及企业的产权问题。

　　严格来讲，国有企业产权很明晰，就是国家的。但问题是，谁来代表国家？国务院代表，还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所 以我当时说，改到深处是产权。

　　新京报：“卖光”国企为何先在诸城出现？

　　陈光：现在看，这不是凭空出现，“卖光”国企也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想出个风头，创造个什么经验。当时的企 业状况确实是不改不行。150家市属企业，104家亏损。

　　财政收入1991年只有几千万。没钱办事，只好被逼着改。

　　新京报：和你个人有关吗？

　　陈光：肯定有个人原因。我当时在市委研究室工作已10年，研究经济体制改革，有理论基础。另外在潍坊我参与股 份制改革企业试点，是组长，微观层面也非常熟悉。后来到诸城任市长、市委书记，能说了算，就开始改革了。

　　新京报：当时卖国企，压力有多大？

　　陈光：没有考虑那么多。说实话，那时也比较年轻，对复杂性有点估计不足。我就想着，企业活了，职工有活干了， 谁也说不出毛病。

　　而且十四大中有一句话，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和出售给企业或者个人。那我就埋头干了。

　　新京报：何时被社会关注？

　　陈光：1994年传出去，有香港报纸报道，江青故乡出了个陈卖光。理论界也有争论。后来央行派12个人来查账 ，没有呆账、坏账。

　　然后中央派来联合调查组，共21人，涉及9部委，查了8天8夜。后来在潍坊宣布调查报告。当时我们就像听判决 书一样。最后的结论是，方向是正确的，措施是有力的，效果是显著的。

　　“国资是流转不是流失”

　　背景：1996年春天，朱镕基总理来诸城视察3天。

　　对于“陈卖光”的行为，当时随行的部长、行长、经济学家们都有不同看法。

　　新京报：听说你当时压力大得睡不着觉？

　　陈光：有压力，也不是很大。

　　当时就觉得，不就是这么点事吗，何况时间证明我们改对了，还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评来评去的？退一万步说，若 错了，把钱退给职工不就行了吗。不就是一个县吗，不就是一个小不点的企业吗？

　　新京报：你踏实是因为你不在乎，即使丢官？

　　陈光：关键是心里有数，理论有依据，政策有依据，微观上非常谨慎，国有资产没有流失。

　　真要被罢官，那罢了就罢了。

　　新京报：当时有人质疑“卖厂”致使国有资产流失？

　　陈光：联合调查组调查得非常清楚，国有资产没有流失。其实，有些人是感情上过不去。我当时就说，国资是流转而 不是流失。国有资产可以以货币的形式存在，也可以以实物的形式存在。

　　新京报：在当时的环境下怎么能保证国资不流失？

　　陈光：通过专业机构审核。所有的评估都有法律效力，由能够承担法律责任的会计所或者审计所来评估。

　　新京报：是由政府指定的吗？

　　陈光：是由企业和政府组成的工作小组共同来请。评估结果由潍坊市国资局评定。当时有一个企业，国资局认为评估 不准确，就又找了一个，评估结果还是一样。我们当时的态度是，绝对不能在改革中搞猫儿腻。

　　“千方百计往国家政策上靠”

　　背景：当时诸城市委机关许多老干部反对“卖”国企。许多学者在刊物上批判陈光，有人认为他将几十年的公有制社 会主义改没了。

　　新京报：有人说股份合作制其实就是股份制，你当时提出股份合作制，是为了给企业加一顶公有的帽子？

　　陈光：完全不是。股份制是资本合作，合作制是劳动合作。股份合作制度本身就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我没有把国有 的变成私有的，而是把国有的变成集体的。后来中央文件都称，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

　　新京报：但诸城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并没有被推广开？

　　陈光：很多地方学了，让职工普遍持股，但相关配套如医疗、养老等保障制度没跟上。

　　新京报：改革最终还是发展到管理层持股，走向了股份制。

　　陈光：对，股份合作制是一个过渡形式。迟早要向公司化管理过渡。只是当时确实没有条件去做股份制改革，还没有 到那个阶段。

　　新京报：在改革初期，有些政策没有规定的东西怎么办？

　　陈光：没有明确政策，就千方百计往国家政策上靠，如果靠不上，就由市政府讨论，讨论后出台文件。我们当时一共 出台了12个文件。

　　新京报：现在想想那场改革，觉得有哪些遗憾？

　　陈光：思想还不够解放，步子还不是最大的。有些应该改的没有改。当时我想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不改。实际上一个 县的企业改了也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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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张寒实习生朱柳笛北京、山东报道

　　-新观察

　　“陈卖光”改变国有资产存在方式

　　陈光变为“陈卖光”，理应成为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之所以给出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他让国有 资产的保值增值模式在理念上发生重大变化。

　　之前，国有资产因其独特的“神圣地位”，使得任何改革措施都不敢擅自推动。其结果是，国有资产只能是以实体的 资产形式，存活在历史的财务账目上。对此，最为形象的说法就是“冰棍理论”：国有资产就像是一个烈日下的冰棒，眼瞅着 冰棒逐步融化，却没人敢把冰棍减价卖出，哪怕最终的国有资产只剩下一个棍，那么存在于财务账目的国资数据就足以维持皆 大欢喜的局面。

　　“陈卖光”的实质是允许国有资产以不同的资产形式存在。物质化的机器设备、厂房固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国有资产 ，而“卖光”国资后所获得现金同样也是国有资产，只是资产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市场规律已清 楚证明，在多数行业领域中民营资本所带来的经济效率回报，都要远远高于国有资本直接管理经营。

　　因此，一方面，国资出售所获得的现金形式，通过集中对重大项目的投资，不仅没有使得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 权力衰落，反而有助于提升其资本实力；另一方面，在多数市场竞争领域，“国退民进”的实施，提升了整体市场经济效率。

　　当然，“陈卖光”的出现只解决了国有资产可以卖出的问题，但没解决如何卖出，以及是否适合卖出的问题。历史发 展到今天，这两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前者引发了很多所谓“国资贱卖”的问题，从三年前的凯雷徐工案，到国有银行改制重 组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再到近期的东航新航收购案，都纷纷遇到这一问题。究竟国资出售该如何合理定价，相关的标准与规 则至今仍是付之阙如。

　　而对于后者，“卖光”对象的选择可谓是至关重要。一般的国有企业可以卖，但是对于国有医院的出售则往往容易引 发争议。因为国内医疗体制改革尚未实质性落定，民营医院整体市场信任度偏低，且无法获得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因此随意 把国有医院列入卖出领域，只会导致两个不良结局：或者是居民医疗开支一下子大增，或者是民营医院因经营不良而倒闭。

　　客观的讲，国资改革现在已经步入深水区。任何进一步的改革推进举措都会造成社会利益分配的变化，但这并不是人 为推迟改革推进的理由。我们期待更加完善的国资管理、转让、分布的立法规则出台。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国与民在资本领域 由矛盾与竞争，转变为合作与共赢。□马红漫

　　温故知新

　　“我后悔当时股份买少了”

　　我和妻子都是诸城四达公司的职工。厂里改制时，我们职工拿到一本关于股份制的小册子，翻烂了，也不知道什么叫 股份合作制。陈光给我们全体员工开了几次大会，强调最多的就是能赚钱，是好事。他们提出要把企业全部卖给职工。

　　我和妻子商量了一天，最后决定赌一把。我1976年参加工作，拿出一万六，买了16股，那是我们所有的积蓄。

　　交了钱的当天晚上，我和妻子一夜未睡。我好几次都想把钱要回来，咬咬牙，忍住了。大家当时都不好好干活，磨洋 工，我觉得股份制是个好办法。只要大家肯干，就一定能赚钱。

　　整个电机厂职工买股，花了20多天。厂领导带头买，中层有任务。

　　开始不用交钱，先登记。

　　登记一轮，看看钱不够，领导继续带头。再登记一次，中层再加点。最后一次，重新发动职工。

　　改制后第一年分红，得到8000多元。我把5000元重新投入股份，剩下的拿回家，抱着钱回家买了一台彩电。 当时有的职工因为不信任，买股少，开始后悔。

　　我现在唯一的遗憾是，后悔当初没有买更多。不过，那时除了害怕，也没有更多的实力去买。不过即便如此，这些股 份也能保证我退休之后，过上比较好的生活。

　　口述人：杨桂忠

　　本报记者张寒整理

　　那时流行

　　“菜篮子工程”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末

　　流行指数：★★★★☆

　　曾一度流行的“菜篮子”，其背后有着强烈的符号隐喻，即副食品短缺和物价上涨。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居民冬日当 家菜是“萝卜、白菜、土豆”。为改变餐桌上的单调颜色，农业部于1988年发起“菜篮子工程”。大量菜园子、养殖场等 副食品生产基地投入建设。

　　8年后，曾经的“高档食品”肉、蛋、奶已变成一种家家必备的寻常。目前，肉和蛋的人均占有量已达到或超过世界 人均水平。

　　而菜篮子工程并未就此结束。它在21世纪的新任务不是要让人吃得饱，而是吃得好。“绿色”、“无公害”成为关 键词。

　　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个实行20年的漫长“工程”是一部改革史的缩影，并且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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