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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幸未因《苦恋》带来一场政治运动”
-《苦恋》故事梗概
在旧中国,少年凌晨光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青年时,他被国民党抓壮丁,后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因反对国民党遭 特务追捕,凌晨光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并与绿娘终成眷属。解放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
十年“文革”中遭受迫害,令凌晨光一家堕入谷底。
女儿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 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受迫害逃亡,成为一个荒原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 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78岁的作家白桦如今定居上海,自称“远离电影圈、孤陋寡闻”。
28年前,他的剧本《苦恋》及由其改编的电影《太阳和人》,曾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最终未能公映。
原计划拍黄永玉的纪录片
白桦创作剧本《苦恋》,源于长春电影制片厂青年导演彭宁的一个提议:写一部关于画家黄永玉的纪录片剧本。由于 和黄永玉相熟,白桦很快就写了一部《路在他脚下延伸》,并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
“严格说起来,这个作品不是一个纪录片,全都是黄永玉平常和我们接触时谈到的一些事情及他的观点,是按照一首 电影诗来做的。”剧本完成后,打算由黄永玉来出演自己。但准备实拍的时候,剧作家夏衍建议,还是写个艺术片,不一定要 写黄永玉,就写一个艺术家。于是,白桦重新着手。
1979年,白桦完成了剧本《苦恋》,发表在同年9月出版的《十月》上。卷首语中写道:“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 上。”剧本描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坎坷命运,其一家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女儿的出国决定还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女 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长春电影制片厂据此拍摄了电影,由彭宁导演,影星刘文治和黄梅莹 主演,1980年底完成摄制。后来在送审样片的时候,改名为《太阳和人》。
据白桦介绍,1980年四五月间,文化部电影局曾组织修改剧本,但最终,影片只是将结尾做了改动,原剧本以凌 晨光用尽最后的力量在雪地上爬出一个“问号”结尾。但拍摄现场,当时的中宣部领导派人传达了指令:“那个问号不能拍” 。于是,问号最终变成了省略号,当一切安静下来,只有一枝风中芦苇在太阳的光晕中飘荡,伴随着六声强劲的鼓点,六个“ 点”打在了银幕上。
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中宣部,两部门决定,继续对电影进行修改,并请电影专家与白桦谈话。
“希望你们的电影能通过”
在此期间,白桦和彭宁携影片四处寻求支持。他们找到电影家协会,借了放映间放映该片,“看片的700人都说好 ”。
1981年1月5日,《大众电影》和《电影艺术》两家杂志联合召开了一次“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
与会者100余人,会议主旨“民主、争鸣、团结”,谢晋的《天云山传奇》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亮相的。
白桦和彭宁也带去了《太阳和人》,放映后,马上成为会议的焦点,并出现“一边倒”态势:持批判态度的人一发言 ,就被赞扬的人打断。
但在会议的后半程,传出了要对剧本《苦恋》今昔感批判的风声,说电影还在修改先不批判,但剧本要批判。
面对一方叫好,一方要求修改的局面,白桦萌生一个想法:让中央高层看看片子再说。
1981年1月10日晚,白桦求见胡耀邦,唯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
“那时候,胡耀邦是很平易近人的,他复出后我前后在他的寓所见过他三次。”但胡耀邦拒绝了看片的请求。当着秘 书的面,他坦率地说:“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 ,有人支持。
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
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这次见面还是在胡耀邦寓所的小客厅,厅里多了一个电视机和一张藤 椅。胡耀邦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
《解放军报》发表批评来信
但此时,对《苦恋》的批判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白桦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忆起1981年1月的一件事:当时在北京体育学院召开了一个电影创作会议,放映了一些 新片,其中也放了《太阳和人》,但部分欣赏的人只能私下向他竖大拇指了。
此前,文学刊物《时代的报告》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形成报告,希望中纪委介入调查。中纪委征求中宣部的意 见,一番研究后,中宣部回复:电影正在修改,还是由文艺工作的领导部门来处理,不然会使文艺界更紧张了。
同年4月18日,《解放军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读者批判《苦恋》的3封来信。
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说《苦恋》“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 义的程度”,它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定 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文章被数家报刊转载,并通过广播传播给千家万户。
白桦回忆,当时的社会反响很强烈,很多老作家都持激烈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说:“看到这个影片时,我恨不得把头 撞在银幕上。”
“春天对我如此厚爱”
这种局面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据报道,5月17日,胡耀邦与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以及中央文化部的负责人有一次谈 话,谈话中提到:“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要争取作者做自我 批评,作者反批评也可以……要把批评作品与批评作者分开……”与此同时,白桦也得到了部分文艺界人士的支持。
当时,文联和作协的主要领导人是周扬、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人。
面对对《苦恋》的大规模批判,文联机关报《文艺报》作出反应的第一篇文章是在1981年5月22日,报纸刊出 了《对〈苦恋〉的批判及反应》一文,称《文艺报》收到读者来信12封,其中有10封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批判“采取了 不够慎重的方法”。
5月25日,文艺界人士齐聚北京,参加中篇小说、报告文学、中青年新诗的优秀作品评奖会,白桦的诗《春潮在望 》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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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钱昊平实习生周亦楣北京报道(本报记者张弘对此文亦有贡献)
-新观察
“双百”方针,知易行难
对28年前的“《苦恋》风波”,“知其然”的人可能还有一些,“知其所以然”的人大约没有多少了;但“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相信能够耳熟能详的人不在少数。
“庆幸《苦恋》没有带来一场政治运动”,现在回味这句话,其中的沉重感还是令人感慨。
邓小平的那个反对“‘大批判式’的打棍子做法”的表态,一锤定音,足显魄力和理性。的确,如果还延续此前“文 革”的那种荒唐逻辑,当时对《苦恋》的全国性的批判再往前走半步,一场政治运动将不可避免。
以批判《海瑞罢官》拉开“文革”序幕为极端案例,“文艺作品政治化”的“左”的思维曾经在此前和其后占据相当 长的时间,这种思维的结果大家已经知道,毁灭的不仅仅是文艺领域,一个国家也会因此而走到崩溃的边缘。
真的是值得庆幸,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已经不是“文革”的时代,因而,那场已在孕育的政治运动被幸运地关进 了笼子。甚至,此后以“政治运动”为标签的社会生态也基本上被告别,取而代之的是“依法治国”的现代政治方略。
《苦恋》以及同时代的不少文艺作品的命运,成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试金石,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实践效果甚至也成为全方位打破禁锢、解放思想的试金石。
因为,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 ,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以宪法、法律为底线,以自由创作 为保障,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宗旨,“双百”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
“双百”方针,知易行难。无论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还 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文艺创作总是要反映疾苦,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而其中 必有刺眼、刺耳的东西,对这些东西的宽容和保障,取决于有怎样的胸怀和气度。
一个国家对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应有的胸怀和气度,就是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无论是提高学术水平和 艺术表现力,还是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 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评判。”(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诚哉斯言。如何对待文艺批评,实际上是民 主问题。《苦恋》某种程度上也是新时期对文艺作品从“政治批判”回归“艺术批评”的开端。
“不靠行政命令”对树立正确的文艺批评观念和风气是十分必要的。
《苦恋》风波的“幸运”结局,正值上世纪80年代初“文艺早春”的融冰时代。30年改革历程,中国的思想观念 有了巨大的变化。面对刺耳之音,我们正在学会用常识性的客观规律来判断。如果我们耳熟能详的“双百”方针能够真正得以 实践,那么文艺的春天将会永驻。国家把春天般的爱给了它的国民,国民也一定会深深地爱这个国家。
□樊夫
温故知新
望“《苦恋》批评”助文艺批评开展
白桦、彭宁同志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陷。剧本的 思想错误,是当前一部分人中的那种背离党的领导、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在文艺创作中的突出表现。
今年4月,《解放军报》带头发表了对《苦恋》的批评文章。批评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十年动乱的余悸,以及一个 时期以来,文艺工作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很好开展,因而对这部作品的批评一出来,就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众说纷纭 ;甚至成为国外舆论界的一个议论或猜测的话题,似乎中国文艺界的春天就要过去,严寒又要降临了,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国 内外少数不怀好意的人,也乘机造谣挑拨。
作品的基本情节是:以画家凌晨光的所谓“苦恋”,来表白他如何热爱祖国,但祖国却毫不怜恤他,他遭受百般凌辱 ,最后含冤死去。以凌晨光个人的遭遇而论,他在旧社会曾遭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十年内乱中,又受到“四人帮”的摧残,但 是,那些反动势力并不代表祖国,而恰恰是祸害祖国的凶恶的敌人;当凌晨光遭罪之时,也正是祖国蒙难之际,怎能说成是祖 国对他无情,他只好“一辈子都在单恋”呢?文艺界不少同志谈到,《苦恋》在艺术上也是不真实的。作品不是严格地从生活 出发,就生活所提供的素材进行艺术的加工,整个作品既不尊重生活逻辑,也不尊重性格逻辑,人物活动往往召之即来,挥之 即去。
据说,有人把这种完全不足为训的手法,称之为“电影诗”手法,或浪漫主义手法,这是很奇怪的。任意曲解生活, 甚至以随意的编造来图解错误的观念,必然窒息了艺术的生命。
我们希望对《苦恋》的批评能有助于文艺批评的活跃和开展,有助于改变文艺领导工作中的软弱涣散状态;而对《苦 恋》的作者,希望他们能总结经验教训,“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今后再写出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新作 品。
———摘编自1981年10月7日第5版原题《论〈苦恋〉的错误倾向》
10月23日一日三十年
●长征火箭商业发射签新约
2002年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与香港亚太通信卫星有限公司在北京签订了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亚太六号卫星 的发射服务合同。根据合同规定,该卫星于2004年底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上海杨浦大桥通车
1993年上海杨浦大桥建成通车。杨浦大桥全长7658米,投资13.3亿元,是世界最大跨径双塔双索面斜拉 桥,横跨于上海黄浦江下游的江面,联结上海杨浦区与浦东地区,大桥通车后,浦东开发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那时流行
澡堂子
流行时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流行指数:★★★☆☆
上世纪80年代,洗浴业并不如现今发达,百姓住房及经济水平有限,热水器更没有普及,解决洗澡的问题主要依靠 公共浴池,由于浴池中往往放上一大池水,一群人一起泡澡,被俗称“澡堂子”。尤其是在北方,寒冬腊月在家中洗澡几乎不 可能,澡堂子往往人满为患,热气腾腾。由朱旭、濮存昕主演的电影《洗澡》就曾真实反映了当时澡堂子的情景。洗澡票起初 只有几毛钱,后来渐渐涨到2-3元不等。至上世纪90年代,很多公共浴池都增设了桑拿、搓澡、按摩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