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可以说，是曾经汹涌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设立经济特区，做出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

　　粤港边界上的偷渡逃港事件，自1951年封锁边界以后，就没有停止过。偷渡风潮来得最为猛烈的是1978—1979年。

　　研究者称，逃港最多的宝安县，1978年1-11月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由于大批人员外流香港，宝安县丢荒土地20多万亩。逃港者中甚至包括许多基层干部——宝安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

　　1978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等待外逃的机会，收容所人满为患。卷入逃港风潮的不只是边民，遍及广东全境。在广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鸣鞭炮祝贺。

　　境内外巨大的经济差距，是逃港者的动力所在。1978年广东全省农民人均收入仅77.4元人民币，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农民人均收入也只有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的香港新界农民同期收入为1.3万元港币。

　　偷渡事件惊动了北京。来到宝安调研的中央和广东省领导人，被深港两边的发展落差深深震动。他们明白，反偷渡，堵解决不了问题，根本的办法是放宽政策，发展经济，缩小两地的差距。

　　1977年11月，广东省委将“逃港”热潮作为重大恶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广州视察的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后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当一切开始回归常识，当人的正当需求被重视，变化就这样发生了。

　　1978年四五月间，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团考察港澳，回京后向中央建议，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中央同意，“说干就干”。广东省委迅速行动。

　　习仲勋到深圳、珠海视察，要求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尽快缩小深港两地差距。

　　他还提出几条新措施：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吸收外资搞加工业；恢复边境小额贸易等。他鼓励当地干部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与广东省不谋而合的，还有香港招商局提出的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方案。

　　其后的事情，中国人都已十分熟悉。

　　到了1980年，当特区受到非议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任仲夷还举出逃港者的例子，力证办特区的好处：“以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公社为例，全公社当时人口1300多人，解放以来往香港外流的2600多人，等于两个沙头角。前几年，每年外流120多人。从1979年开始，外流大大减少，到了1980年，不仅没有出走的，以前去到香港的人还有些要求回来。”

　　其实，改革开放后最早引进的外资中，相当一部分与当年的逃港者们密切相关。

　　逃港者曾经汹涌，继而消失，并且归来——我们正是想用这些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为改革开放的动力做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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