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香港“黄金20年”的历程，逃港者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

　　记者山旭 香港报道

　　一张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的统计表，记录着1970年至1980年间内地非法移民的数字。

　　1970年，3416人；1974年，19800人；1979年，192766人；1980年，150089人。10年间一共447695人，其中261447人符合当时留港居住条件。这是自1949年以来，香港迎接的第三波大规模逃港潮。

　　上一次逃港潮由1959年开始，至1962年达到顶峰。其间至少有14.2万名内地人非法进入香港。除了1962年“5月大逃港”高峰期的逃港者被立即遣返，其他人几乎都获得了合法身份。

　　比上世纪50年代末更早，人们记忆中的大规模逃港是1949年至1952年。《香港年报》记载，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居民涌入香港。

　　换句话说，在1952年至1980年，两次逃港潮中有约60万逃港者越过戒备森严的边界进入香港，其中约40万人获准在港合法定居。

　　到了1981年，逃港者的数字出现了性转折：全年只有7530名非法越境者被香港当局截获，1690人在边界以外的地区被发现。

　　一连串波峰浪谷的数字背后，是深圳河两岸30年的变化与起伏。

　　想不想去香港

　　旺角，香港最为繁华的商业区。而在1950年，弥敦道以西还都是大海，海岸线就位于今天的新填地街。当时的旺角是工业区，满眼都是棉织厂、制烟厂和穿着粗布衣的工人。

　　50年代初期的香港正承受着经济衰退的冲击：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禁运导致了转口贸易萎缩，失业大幅上升，非技术性工人在香港的生活水准与内地基本持平。

　　在1952年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地进入香港的人数都比较稳定。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人口统计组的数据，从1954年到1959年，整个香港入境人口与出境人口的差额，还由59781人下降到27801人。

　　直到50年代末，逃港者汹涌而来。

　　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顾问邵善波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年非法入境的原因有政治、经济因素，包括家庭理由，以经济、家庭为主。在他看来，1962年香港出现大规模移民潮，也是由于内地因天灾出现大饥荒而致。他援引80年代的数据：单是1962年就有约20万人逃来香港。

　　而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廖柏伟查询的数据比较保守：1959年至1962年共14.2万人非法进入香港。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人口统计组的数据，香港总人口就在这个期间跨过了300万大关，当时出生于内地的人口比重超过50%。每两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来自内地。

　　从1963年开始，香港连续4年，出境人口多于入境人口。而此时的内地，正是1963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6年“文革”兴起，其后两年香港入境人口再次超过出境人口。

　　“抵垒”香港

　　六七十年代内地居民不断逃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港英政府对逃港者几乎来者不拒。

　　当时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在高层授意下行使“酌情权”，可以在法条以外允许逃港者在港居住。结果只要到香港政府登记的非法入境者，都可以留在香港定居。换句话说，只要躲过内地一方的拦截，即使被香港警察抓到，也是成功逃港。

　　到1962年“5月大逃港”，港英当局曾临时性暂停该政策。邵善波认为，港英政府历次调整入境政策，都与当时逃港者带来的压力有关。

　　1972年开始，逃港者再次明显增加。到1974年已是1970年的5倍以上。于是港英政府又开始实施一种被称为“抵垒”的政策。

　　“抵垒”政策的核心是：非法入境者如果能躲过香港边界拦截，进入市区得到居住场所，或与亲人见面，都可以在香港定居。被拦截者则遣返内地。

　　“抵垒”本是垒球用语，球员只要能及时碰及垒圈，就不用离开出局。由于这个政策，整个70年代的近45万名逃港者中，有超过26万人获准留下。

　　1978年，有11233人成功“抵垒”，另外8205人在香港一侧的边界地区被截获。1979年，102826人“抵垒”，另有89940人被遣返。1980年67964人成功。其中八九月间有5万人进入香港，有一半“抵垒”。

　　10月23日，不堪重负的香港政府终于宣布取消“抵垒”政策。此前已抵港的逃港者在3天内进行登记即可获得香港身份证。

　　消息公布后，金钟道华人延期居留办事处挤满了登记者。许多内地人赶在这三天偷逃到香港，甚至还有香港人顶替在内地的兄弟姐妹去登记。

　　26日零点，仍有大批逃港者在门外等待登记。关门一刻，不少人失声痛哭。以后很多天，还有很多不懂广东话的逃港者和住在偏僻山中的人刚刚得到消息，赶了过来。

　　“抵垒”政策的取消，代表着港英政府向逃港者敞开了数十年的大门彻底关闭。

　　也就是从这时起，香港警察被授权在街头检查身份证，而居民出门也必须携带身份证明。

　　1980年的另一个转折是，内地亦于此时全面启动改革开放。种种因素之下，逃港潮开始降温，来港者也更多是因为与家人团聚。

　　此后虽然仍有反复，但持续了30年的逃港潮已接近尾声。

　　逃港者的利与弊

　　今天走在旺角、尖沙咀闹市街头，随处都可以打听到有关逃港者的故事。大多数上了年纪的香港人都来自内地，从福建到广西，包括整个东、南部沿海。这些年龄约在五六十岁的老者大多住在公屋集中的地方，很少拥有中高档私人住宅。

　　1972年，港英政府为了改善因人口大量涌入而不断恶化的居住条件，宣布实施“十年房屋计划”：使贫民窟和木屋区的人口在十年内迁入公共房屋。“公屋”租金仅为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另外就是建造“居者有其屋”，即所谓“居屋”，大体相当于今天内地的经济适用房。

　　人口负担增加的另一面，是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出现。

　　根据邵善波查询的结果，在1975年至1980年间成功进入香港境内的逃港者中，81%以上是农民，其次是学生和工人。医生、护士、教师等技术人员合计不到0.3%。

　　廉价劳动力恰恰适应了当时香港制造业兴起的需要。

　　根据香港经济学家饶美蛟的统计，1973年香港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93.5%。到1978年，这个比例仍达到91.9%。

　　直到70年代末，虽然人口已接近饱和，但香港劳动力仍然不足，导致工资水平逐年提高。彼时香港的工资水平仅低于日本，列亚洲第二位。

　　香港著名学者卢受采在所著的《香港经济史》中谈到，“新移民中的成年人来港后，立即成为有用的劳动力。他们中的少年移民和移民引起的出生率急速上升，也使劳动力队伍不断得到补充”。

　　邵善波曾就香港的人口政策及入境政策进行了长期研究。他说，内地移民为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是事实。不过80年代后，“非法”移民问题已不再突出。到90年代，香港下层劳动力较多，却变成了需要应对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