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铁丝网，逃港者更少了

　　记者山旭、特约撰稿冯立峰、宋京涛 深圳报道

　　伶仃洋东，大鹏湾西，有着也许是中国最为特殊的一条边防线。

　　比如，它是中国最名副其实的“边防一线”。

　　1982年6月，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特区与非特区之间建立特区管理线，设置边防联合检查站，被称作粤港边防“二线”。原来的粤港边防即被称作“一线”。

　　“1969年我们的部队到这里时，‘一线’东起南澳葵冲，西至宝安固戍长达260多公里。”广东公安边防六支队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1988年“一线”改为盐田避风塘到南头大新码头，近70公里。后来大面积填海又使70公里变为现在的83.1公里。

　　与变化的边防线长度相比，1978年对于粤港边防“一线”是一个更大的转折：持续20多年的逃港潮在这时达到顶峰，然后迅速跌落。

　　2000年以后，在深圳湾、大鹏湾这些当初逃港者入海的地方，边防部队拆除了铁丝网，建设了滨海栈道。

　　30年来也有些东西没有变化：对面新界的群山，以及中英街上香港一侧矮小的门市房。

　　紧张的边防线

　　1987年，刘柏林到深圳服役的第三年，爆发了最后一次较大的集体逃港事件。

　　“大白天的老百姓就从草丛里往边界跑，那时候战士不能开枪啊，就上去拦。抓住一个，可是跑出去好几个。”现任边防六支队大队长的刘柏林说，逃港者并不在乎警告，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明目张胆”。

　　这次被称做“6.20”事件的大逃港，与其说是过去逃港潮的延续，不如说是30年逃港潮的终结。当时谣传英方将大赦三天，非法入境者都可获准成为香港居民。由于此前7年港英政府一直将所有偷渡者遣返，所有有着“跑过去”想法的人都把它看作最后一个机会。

　　这一年，香港方面一共只截获了2万多名逃港者。这与70年代末动辄十数万人的数字相比，已经大大降低了。

　　70年代末的罗湖，满是鱼塘和草丛，甚至无法布置铁丝网。没有办法，边防部队就种植了剑麻作为阻碍，边防战士则站在鱼塘的围堰上值勤。

　　“对于偷渡，单纯靠拦截是很难的。”在粤港边防干了了20多年的刘柏林说。

　　深圳河最宽的地方也不过三四十米，成年男子不用一分钟就可以游到对面。而在梧桐山中的伯公坳，内地一方居高临下，几米外就是香港的打鼓岭，助跑几步就可以跳过去。

　　沿伯公坳西侧的一道峡谷就是内地、香港的边界，铁丝网就在浓密的树林中。这一片山中至今还有蟒蛇和野猪。如果一个人跑进去，几百人都很难找到。

　　就是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中，边防六支队执行着拦截逃港者的任务，一次又一次经受着人群的冲击。在70年代逃港潮最猛烈的时候，边防六支队是一个加强团的编制，全线一天抓到几百个逃港者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开放的边防公路

　　变化是从80年代开始显现出来的。

　　今天从深圳滨河大道经过，可以看到路南有一道绵延的铁栅栏围墙，墙那边是静静的河流和绿油油的山脉。这个看起来像公园的地方其实就是边防区，那条静静的小河就是深圳河。从滨河大道到河边，最近处不过20米。

　　深圳发展的30年，其实就是边防不断“贡献”的30年。

　　“深圳建特区，核心地带就是我们这一条边防区。”六支队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今天深圳地王大厦的位置当初就是六支队的指挥部，世界之窗里埃菲尔铁塔的位置则是四中队的营房。因为城市发展要土地，边防区就不断压缩、前移。后来滨海大道建成，边防巡逻路有的前移了几公里。

　　梧桐山里原来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边防公路。特区建成后，修了一条梧桐山隧道连接盐田与市中心。后来人流、车流增加，梧桐山隧道不堪重负。2000年前后，地方政府找到六支队，希望开放边防公路。

　　2002年底，边防公路扩建成的梧桐山盘山公路通车，当初嫌盐田偏僻的工厂又搬了回来，区外市民到盐田买房的比例也上升到10%。

　　边防的开放源自逃港者的减少。到90年代，每年逃港者已经下降到几千人。“我们询问那些外逃的，没有一个是踏实在家务农或者进城打工的。”刘柏林说，前些年曾经抓到一个20多岁的偷渡者，他觉得在农村种地苦就跑到深圳打工。没过几个月嫌赚钱少，就打算去香港发大财。

　　逃港者少了，80年代起入境的港商、台商多了。“过去他们怕部队怕得要死，你叫一声，他就规规矩矩地站在那一动不动。”刘柏林说，早些年边防部队的形象很“硬”。

　　“现在不行了，不管香港人还是内地人，走到边防区里也不怕当兵的，我们还得态度特别好地解释他进入禁区了，请他离开。”刘柏林说现在讲究的是文明执法。

　　1997年香港回归后，边界两侧的关系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六支队又与香港特区警方建立了联勤互动机制，每周双方碰面，还共享视频监控、通讯联络。

　　前些年，有一次香港特区方面因为重大活动抽调警力，边界上几乎都走空了。整条边防线几乎只有内地这边在值勤，防止各种偷渡和走私。

　　六支队的干部说，对于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来说，哪一边值勤都放心。

　　两道消失的铁丝网

　　深圳特区的两道边防线围成了一个椭圆形，东西长、南北短。位于东侧一端的就是盐田区。由于这里一二线间的距离比较短，当初也是边防最紧张的地方。站在沙河入海口北岸，对面香港的细鸭洲、罗盆谷清晰可见。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就是从这里抱着空汽油桶，一直漂到香港。

　　虽然依山面海，但由于前有一线、后有二线，盐田的老百姓上不得山、下不得海。大鹏湾边的海润园是沙头角最大、最豪华的居民区，有4000多名香港居民住在这里。小区门前刚好是边防路，结果他们住着“海景房”却走不到海边。

　　2007年2月1日，边防部队将沿海边防区的铁丝网全部拆除，在2.5公里长的海岸边修了一条木制栈道。从俄罗斯购买的“明思克”航母就停在这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主题公园。

　　现在站在栈道上，还可以看到海面上香港方面的巡逻艇。而花丛边的提示牌仍警告游客这里是粤港边防“一线”。

　　栈道上巡逻的军人也不再携带长枪，如果不是绿色的制服，他们看起来就和城市里的普通民警一样。在这里驻防的六支队十四中队干部告诉本刊记者，这里还是设置了红外线设备，一旦有人入海哨所就会得到警报。

　　哨所看起来就就像公园里的小商店，如果没有人指引很难识别。居民说，这一带的房子已经卖到了3万多元一平方米。

　　2007年，边防六支队拆除的另一大段铁丝网是在中国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这块368公顷的保护区全部位于边防区内。现在为了维持生态，边防部队晚上从不把探照灯投射到红树林里。取得代之的，是加大徒步巡逻频率。

　　这片红树林生在深圳湾大海与陆地接壤的地方，遥望香港的沙桥。由于植物茂密、地形复杂，当年也是逃港者入海最多的地方之一。

　　六支队的干部说，变化最大的还有中英街。当年几百米的街上最多时有47家金店，一个店员最多时一天开出30多万的货单。因为经受住了走私者的利益诱惑，“沙头角模范中队”与“南京路上好八连”一样闻名全国。

　　然而现在走在中英街上，香港一侧矮小的店面与内地一侧的商厦相比，落差明显。相同的只是两边的店面大多关着门，街上行人寥寥。

　　走近中英街桥头关口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人拎着塑料袋等在那里。边防部队的干部说，这些人都是“水客”。看了看，塑料袋里都是儿童奶等食品。

　　偷渡回来的逃港者

　　现在，再没有蜂拥的逃港者。但是对于边防部队来讲任务却更重了。

　　“过去就是跑了几百人，可能都是老百姓，去香港就是为了打工吃饭。现在不一样了，即使非法出入境一个人，也可能是巨大的隐患。”在罗湖口岸附近驻防的六支队八中队指导员刘明新说，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国际化，边防面临着新的考验，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

　　包括十三中队驻防的中英街，虽然走私者少了，但是有几个出入口的小镇还是容易引来别有用心者。

　　今年以来，八中队已经抓获25名非法越界者，占全总队的9%。在奥运前后，整条边防线几乎全员上岗。

　　从2000年前后开始，六支队截获的外国逃港者多了起来，他们大多来自东南亚国家。刘明新说，这些人大多受蛇头组织，许多人是艾滋病、肝炎患者，因为听说香港治病免费就想跑过去。

　　后来边防部队听说，这些人到香港市区后就在闹市拿出刀来，主动让警察抓他。“进香港监狱先治病，劳动再给报酬。”刘明新说，他们在香港的监狱呆几年后就拿着几千港币高高兴兴地被遣返。

　　这些故事，总让边防支队里上了岁数的干部们唏嘘不已——如果不是30年来的改革与开放，内地的逃港者又会变成什么样？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许多逃港者却从粤港边防偷渡回内地。“他们没赚到钱，听说深圳这边公社、大队年年分红就想回来。但是去得晚没有身份不能走合法渠道，就再偷渡回来。”刘柏林说，深圳这一带的原住居民现在家里都有几套房子，远胜过那些在香港住公屋的亲戚。

　　当年刚到深圳的时候，刘柏林还是有些优越感的。每次回湖南老家探亲，就会围上一屋子人打听香港和特区的事情。

　　2000年以后，刘柏林在深圳开始接待来自老家的朋友，他们都是去香港旅游后途经深圳。

　　因为特殊身份，刘柏林在深圳河边呆了20多年却没去过香港。“这些年，好多新兵在入伍前就去香港玩过，我还听他们讲那边的事情。”

　　30年，特区的确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再特别了。“二线”的通关手续在不断简化，撤销“二线”的声音也此起彼伏。这几年的消息则说，深圳市民有望仅凭身份证入港。

　　不过“一线”上的部队觉得，这条边防线还是会保留下去。哪怕偷渡、走私彻底消失，仍然需要这条特殊的线来体现“一国两制”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