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特区条例公布几天后，逃港者骤然减少。那些藏在梧桐山的树林中、深圳河边的草丛里等待逃港的人，好像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记者山旭 深圳、广州报道

　　“习仲勋问我，怎么外逃那么多人？我说，香港比这边好！”

　　“习仲勋又问我香港怎么好？我说到香港分配多，还能买到东西！”

　　“习仲勋就不高兴了，说，你怎么能这么讲，你是什么出身？我说我家三代贫农。”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一幕时，文富祥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勇气和省委书记顶嘴。

　　1978年初夏，宝安县委党校一个普通的房间里，新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找外逃严重地区的干部集体谈话，福永公社凤凰大队书记文富祥的发言让人们大吃一惊。

　　凤凰大队位于深圳凤凰山脚下，村子里的人都姓文，是文天祥的后裔。文富祥几年前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他们从小时就听老人家说，自己的祖先是文丞相，要讲忠义。

　　“开始我还跟年轻人说，别的村可以去香港，我们村不行！但是拦不住啊，都是穷逼的。”他说，当时全大队几乎家家想逃港，有时候早上就突然没有青年劳动力出来上工了，两三天后才会陆续有人从边防被堵回来。

　　在这次接受记者采访后不久，文富祥就去世了。不过这时巨变早已发生。

　　凤凰大队已不再是农村，并且分成两个新的社区。而在距离凤凰村几十公里的地方、过去成为逃港焦点的边防区，习仲勋力主建立的特区已经成为中国最为富有的城市之一，并吸引着当初的逃港者从深圳河那边归来。

　　初到宝安，劝导偷渡者

　　1978年7月，抵粤主政3个月的习仲勋第一次来到宝安。根据宝安县委《关于偷渡外逃情况的报告》，1952年后的25年间，宝安县有40598人逃港，约占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时任宝安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的李定当时正在莲塘蹲点，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在莲塘这样的边界地区，土地几乎都已抛荒，经常在整个村子都看不到青年男子。

　　习仲勋穿着一双布鞋沿着深圳河走了下来，在罗湖的一个收容所里，他还劝导偷渡者，向他们讲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走到沙头角，两鬓花白的习仲勋站在“中英街”的界碑旁。他看到，街道那边人潮涌动，商店里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商品，内地这边却一片萧条。

　　他对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没想到解放那么长时间，香港那边很繁荣，内地这边却仍然破破烂烂。

　　视察收尾时，习仲勋向宝安县的干部们讲话。“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

　　习仲勋这时讲了让方苞、李定等人记忆深刻的观点：制止群众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

　　这一年的盛夏，出生在西北的习仲勋在南方炎热的酷暑中接连走了23个县。

　　就在这个夏天，外逃愈演愈烈。根据《1978年9月5日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当前我省偷渡外逃严重的情况报告》显示，当年8月，广东全省就发现外逃6709人，逃出1814人，是1962年5月后人数最多的一个月份。

　　习仲勋后来在珠海的反偷渡外逃会议上说，他和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寇庆延到惠阳，那里到处都是被收容、遣送人员。这些人到了樟木头，下汽车后就一哄而散。6000人跑了4000多。这4000多人又继续结伙外逃。

　　汹涌的逃港者成为65岁的习仲勋主政广东后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生活问题很重要

　　就在这次反偷渡会议上，就逃港的性质和原因曾一度出现尖锐的争论：到底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但李定说，基层干部都明白，外逃的原因就是穷，只是过去没人敢在高级别的会议上说出来。

　　后来过了很多年，他们才了解到，邓小平在1977年到广东视察时就讲明：“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9年初，杨尚昆也来到了广东，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等职。他和习仲勋在延安时期就很熟悉。

　　杨尚昆下去调研的第一站到了佛山。和习仲勋一样，他对“文革”后的民生凋敝痛心疾首：“把我们的国家搞得混乱不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还有百分之几的人吃不饱，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卖儿卖女、大量逃荒的，国家搞成这样，令人痛心。”

　　杨尚昆同样要求地方干部把生产搞上去：“现在最苦的是农民，首先是让农民喘喘气，休养生息。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首先把农业搞上去，争取农业大丰收，让人民吃饱肚子。”整整10天，杨尚昆先后前往佛山、顺德、中山、珠海、斗门、台山和新会等县，向社队干部和农民了解情况。

　　持续的偷渡外逃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79年6月10日开始，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集会议，研究广东反偷渡外逃问题。

　　代表广东省委汇报的寇庆延最后请中央指示。李先念说：总的是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要发展生产。再就是要惩办一些，这是辅助手段。“生活问题很重要，生活不安定，你想堵也堵不住。所以要发展生产，才能安定人心。”这些话记录在编号为“粤办字〔1979〕58号”的文件里。

　　中央的思想传达到广东，与习仲勋、杨尚昆想法不谋而合。在惠阳地委的反偷渡外逃会上，习仲勋对大家说，偷渡要治本，首先就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与香港那边还有相当差距，也可以稳定人心，大大减少外逃。

　　这个讲话随后被印发到广东省各地政府，成为调整反外逃政策的根据之一。

　　发展生产第一个是调整种植计划。1979年秋，刚刚成立的深圳市得到省政府指示，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可适当调减粮食种植面积。

　　结果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市就挖了7万亩鱼塘，改种7万亩蔬菜田，是原来的10倍。农民不仅减少了负担，还增加了现金收入。

　　那时分管宝安财贸工作的李定说，他本想带着莲塘的干部养鸡，但超过5只就是资本主义。“这边不行，我们就去新界养鸡。”

　　虽然农民都可以凭《过界耕作证》进入香港，但是必须早进晚归。李定就把分管政法的省委常委寇庆延请到莲塘的大队办公室，说要在新界建个养鸡场，靠生产治外逃。他希望寇庆延给个政策，允许20个养鸡场工人长期留在新界，“你要是同意，这20个人就留住了；你要不同意，我这20个人就是逃港了。”

　　寇庆延当场在李定的报告上签了字。李定就带人在新界搞了20万只的养鸡场，规模当时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广东当时另一个新措施就是“五定一奖”，即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

　　在这种体制中，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发展就越快，过去靠逃港寄钱养家的家庭慢慢没有了优势。很多父母就叫逃港的孩子回来种地搞养殖。

　　当时横岗镇有个姓钟的宣传典型。她的两个儿子都外逃到香港，后来因为磨豆腐、养猪、养鸡，劳力不够，就把儿子叫了回来，最后一家就养了一万多只鸡。

　　李定说，到1983年前后，回乡定居搞种养的外逃农村青年多了起来。

　　树林里的人没了

　　在1978年的荒芜和纷乱中，宝安的两个地方引起了习仲勋的注意。一个是福田公社渔农生产队。这里在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但是1975年后搞对港小额贸易、挖鱼塘，再没有一个人外逃。

　　另一个地方就是拥有“中英街”的沙头角镇。1949年后这里外逃了1053人，到1978年上半年还外逃近100人。但是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沙头角开展来料加工、对港小额贸易，不仅没有人外逃，还有几户全家逃港者要回来。

　　习仲勋经常向地方干部讲起这两个地方：只有搞好生产，才能制止外逃。而在土地沙化严重的海滨地区，发展对外贸易、“三来一补”成为习仲勋的选择。

　　早在1978年夏天，中央派到港澳地区考察的代表团返回。他们在广州先向习仲勋等广东省党政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港澳地区的情况。

　　大受启发的广东省革委会不久就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其中提出最迟五年内要在宝安、珠海两地建立外贸基地。

　　这一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外开放被明确提出。

　　1979年1月的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宣讲了中央精神。会议最后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

　　当时的广东省委已有共识：广东的面积超过欧洲一些大国，地理环境、人文条件都有潜在优势，如果中央给予一定的自主权，发展经济并不难。

　　这次会议“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行一步”。

　　当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下放更多权力，在深圳、珠海划出两个地方单独管理，作为外部资金投资的场所，并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1999年，习仲勋在接受《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摄制组采访时讲到了邓小平的回应：“邓小平当时还鼓励我们，要大胆实践，并将广东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办的贸易合作区，定名为特区。”

　　邓小平就在这时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后任深圳市政府秘书长的李定说，就在特区条例公布几天后，逃港者骤然减少。那些藏在梧桐山的树林中、深圳河边的草丛里等待逃港的人，好像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两个月后，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此时，无论对于逃港者、深圳还是整个中国，另一番天地都已展开。-

　　(特约撰稿赵晓宇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