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杨明

　　提要：身为律师、自考辅导老师双重身份的刘昌松，如今又挂上一个头衔：自考泄题事件举报者的身份。在他看来， 自己是“冒着极大的人身危险去保护自考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背景：2004年，北京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出现了泄题事件。

　　2004年10月，某研究院印刷车间主任李在前利用工作之便，在考试前将存于车间保密室的试卷带回家中。随后 ，原中国政法大学人文教育学院教学部主任隋正东对试卷进行了复制，并将试题泄露给教师刘某等人。他们一人从印刷车间拿 出自考绝密试卷，一人复制试卷后向学生散播。

　　由于涉嫌故意泄露国家机密，隋正东和李在前受到法律的严惩。隋正东也被中国政法大学开除公职。

　　2008年10月，北京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再次上演泄题事件。

　　10月27日，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确认，他们接到群众举报，刚刚结束的全国高等自学考试有五门科目存在泄题现象 。这五门科目全部都是法律专业，包括民法、公司法、法律文书、民事诉讼法和环境法。北京市教育考试院表示，他们已经对 北京所有的考区、印刷、监印、运输、保密各个环节进行自查，都没有出现问题。

　　目前,教育部考试中心已请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介入此事展开调查。

　　“自考泄题事件举报人”——刘昌松，2008年11月7日，在自己博客内的一篇博文中，如此落款称呼自己。

　　令刘昌松心痛的是，“自己冒着极大的人身危险去保护自考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与那帮动摇自考制度大厦的家伙们 干，而我所任课学校的有些考生们，只看到眼前利益，只在担心成绩可能作废、是否会重考——连这点代价都不愿意付出”。 而此时，在网络上掀起了暴风骤雨。网友们不乏对他的行为表示肯定与赞扬，但夹杂在支持声中也有极个别的声音，“有极个 别网友指责刘昌松有作秀之嫌”，甚至有网友发出“提早一天拿到自考泄题证据，却等到考前半个小时才举报”、“倘若能早 些，我们现在也不用成天为是否重考担忧”的声音。

　　6个月前，刘昌松曾就4月份的自考泄题事件进行过举报，未果。那一次，刘昌松称并未布诸媒体，“影响甚小，不 了了之，几无悬念”。

　　10月份的这次泄题事件，刘昌松说他自己“长了个心眼”，不仅全面收集保全了证据，也适时向媒体进行了爆料。 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泄题报道便已充斥媒体，他将其视为“阶段性的胜利”。11月4日，刘昌松将原文《悼自学考试》改 名《就自考大面积泄题事件致全体考生的公开信》，发布在他的人民网博客上。

　　从1994年就开始从事自考辅导教学工作，2003年起担任北京多所民办高校自考辅导老师的刘昌松对记者称， “此时的我正处风口浪尖，(我的)人身危险性极大”。

　　“我知道许多考生依旧对我恨之入骨，花钱买来试题答案，现在却面临重考之境地。”刘昌松觉得这样的泄题事件里 ，“仿佛没有受害者，你情我愿，大家都是受益人。现在受害者有了，我成了考生嘴下的炮灰”。

　　“自考泄题了”

　　10月27日一早，刘昌松与往常一样走上讲台，还没开始讲课，下面的学生便吵开了。“刘老师，你知道吗，自考 又泄题了。”刘昌松假装漫不经心地问道：“是吗？”

　　“真的，网上正疯传呢，今天的《京华时报》报了一整版。”

　　三天前，刘昌松收到“卖题者”郑辛给他发来的自考民法的试题与答案。在开考民事诉讼法的前一天晚上，他再次收 到民事诉讼法的试题与答案。随着考试的进行，刘昌松收到的试题答案越来越多，“到考试结束前，总共七门课程的(试题) 答案，全部(悉数)收到。”

　　事后，5门课程被证实确为自考试题的答案。“另外两门，与真题毫无瓜葛”。

　　“这5套试题和答案，实际上有一套我在考试前一天晚上就已收到，就是民事诉讼法。”收到答案，刘昌松忍了一夜 。第二天，也就是10月26日上午，自学考试开考前一刻钟时，才报案。

　　“通过手机短信，我将每次买到的试题与答案群发给4个部门的负责人，这4个部门分别是：北京市自考办北京市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考务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委员会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文化 保卫处。”刘昌松告诉记者，之后，郑辛每有新的答案发给刘昌松时，他便依次转发。

　　刘昌松告诉记者，他给北京市公安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发短信，“就已经具有刑事报案的性质”，而一旦报案，“北京 市公安局就有责任去核实。发现确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就应当立案”。

　　“要举报，为何不早些？”

　　10月末的这次举报，可谓大获全胜，继《京华时报》整版报道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都先后跟 踪报道，北京市公安局也正式立案，由刑警总队展开侦查。

　　恰在此时，受泄题事件影响，是否重考成为悬在众多考生头上的“达摩克斯利剑”。更多的考生开始大吐苦水，甚至 抱怨：“要举报，干什么不早些？”

　　一些自考生，对刘昌松在前一天晚上就收到试题答案(最迟也是在开考前2小时收到试题及答案)，却在开考前半小 时甚至一刻钟才发给有关部门的行为，很不理解。他要是早一点举报，有关部门更换备用题，就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影响后果了 。

　　刘昌松语出惊人：“我就是要让他们没有时间去换题，我要让泄题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表现出来。”他分析说：“实际 上换不换题，不影响泄题的定性——国家考试试卷在开封之前即在社会上流传开，就已经泄题了。这是一个事实，有关人员就 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可换题了不一定告诉你，更不会告诉社会，你得到的答复可能是，你们买到的试题与答案是假的。”

　　10月26日，接到爆料电话的《京华时报》记者沈佳音与刘昌松一同前往昌平，在一家肯德基店内，对当天下午还 要参加考试的学生小费进行采访。一切开始朝着刘昌松的预想方向发展。

　　“这个事件出来以后，我的压力很大。我现在甚至怀疑，有很多人在做这个生意，可能背后还有一个大的利益集团在 操纵着。否则，这么多门课程的试题答案，怎能那么轻易就泄露了出去。”刘昌松告诉记者，自考试题在启用前是“国家绝密 材料”，泄露一份就已经构成“泄露国家机密罪”。“所以，这些在校园贴小广告或叫卖的人，应当只是下线，他们上面一定 还有提供答案的人。没有人会因几百元钱，冒着犯罪的风险，去把自考答案弄出来。”

　　也正因为想到这一层，刘昌松异乎寻常地重视证据，“你想一下可能面对的敌人，就不得不谨慎起来”。

　　“所以，当答案已经到我手里之时，我也暂时不会拿去报案。因为，我要等到开考前再发给他们，让他们来不及换试 卷。”刘昌松说。

　　事后，因为担心手机出问题而导致泄题证据灭失，身为律师的刘昌松还特地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做过一份证据保全。

　　“恐怕不会有其他人站出来”

　　“我之所以站出来做这件事，是因为我不站出来，恐怕不会有其他人站出来。”举报者刘昌松认为，真正愿意站出来 的举报者，寥寥无几。

　　刘昌松曾经动员过参与买题的学生与他一起站出来，但鲜有人愿意与他一道。当这次的泄题事件爆发后，他“想让更 多的老师站出来和我一块战斗，许多老师表示在后台声援一下可以，走上前台不愿意。”

　　刘昌松觉得，以自考辅导为基本教学内容的民办大学对泄题的态度是暧昧的：“对于学校而言，它的目的是要提高通 过率，通过率高了，招生才能顺利。通过率可不是假广告，都是有账可查的。”

　　也是因此，刘昌松认为，这些民办学校反而希望能找到“神通广大”的老师，让他们在考前给学生“押题”，甚至想 着要把命题老师请来给学生做做“串讲”，多出一些串讲费也是愿意的。

　　这些事情，刘昌松曾经希望有老师能站出来，和他站在一起，可是最终没有。后来自考考生“小费”站了出来，说他 “愿意做炮灰”。

　　据了解，“小费”班里有一个任课老师，同时也是北京好几所民办学校的老师。该老师考前将答案发给班主任和班上 的班干部，要求必须将答案转发给所有的学生，少了不行。

　　“少了自然不行，通过率低了，这个老师的奖金和荣誉就相应没了。”刘昌松向记者转述小费的话。“实际上，这个 班级后来的通过率超过了90%，很不正常。”

　　不过，刘昌松说：“小费是这个事件中的真正英雄，也是自考生中的佼佼者。他在4月份参与了买题，不怕试卷作废 、不怕重考，勇敢地站出来向有关机关说，拿他自己开刀。这种为了公平正义勇当炮灰的精神，十分难能可贵。”他认为，倘 若没有像小费这样的人站出来抖出这件事，“自考照此发展下去，可能用不了几年时间，其文凭的含金量就会降低”。

　　“这次一定不能不了了之，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刘昌松对此充满期待。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12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