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时我们家人死了那么多，我还活着，我还怕什么呢？路都是自己走的，如果不幸福，也赖不着其他人

　　《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唐山报道

　　一直到1996年生下了女儿马晓萱，王立英才觉得自己“总算是和别人一样了”。

　　此时，距离让她失去父母和弟弟、成为孤儿的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了20年。

　　6岁就成为孤儿的王立英，总是希望自己不要被“特殊化”。尽管她经常感到自己的弱小和孤独，但仍然不希望因为孤儿的身份而受到特殊的关照。

　　20岁出头，她和唐山钢铁厂的机车司机马建海结了婚。

　　结婚的时候，王立英说，十几年来国家发给她的孤儿抚恤金，她爷爷奶奶一分也没花过，老两口每个月都把钱存起来。到她结婚的时候，爷爷拿着这笔“巨款”，把村供销社唯一的一台日立牌彩电买了下来，给她做了陪嫁。

　　在新婚的马建海看来，王立英和一般的女孩儿有些不同。“十几年没叫过爹妈，她都不会叫了，见了我父母，怎么也开不了口。一直到女儿出生，她才能坦坦然然地叫出爹妈来。”

　　王立英的家曾经被埋在大地震的废墟下。一点一点，她又给自己建起了一个家。

　　驾车开过双向八车道的建设路，王立英说：“在唐山的街上走，你随便拉着一个人问，他都能跟你讲讲在唐山地震中死去的亲人，在这个城市，每个人心里都有创伤。但是都过去了。”

　　“我本来也是干部子弟”

　　都说孤儿的性格会有点孤僻，在王立英的身上，你绝对看不到任何孤僻的气息。她在唐山市交通局当会计，“成就感大着呢”。

　　“一过手就是1.5，你知道啥意思么？1.5个亿啊，这都是我们的行话。”一边开车，她一边嘎嘎地笑。

　　“我在唐山市交通部门干了30年，从90年代开始给唐山修路，唐山市里和周边几条重要线路我都是亲历者，这里一步一步的变化，我看得清清楚楚。”

　　汽车拐到路北区冯大里新村，一排一排的六层居民楼。王立英说，这片房子都是上世纪90年代盖的。之前，这里就是一片农田。唐山这种六层的居民楼很多，“90年代初，唐山人还不敢住太高的，我们给震怕了。”她半开玩笑地说，实际上现在唐山市正在南湖91平方公里的面积上规划生态新城，“周边都是高层公寓楼，听说卖的也不错。”

　　开门的是王立英的大姨张有英。68岁的老人身高不到一米五，瘦削得一阵风就会吹倒似的。地震前，因为爸妈工作忙，大姨带过王立英。

　　大姨在地震中受了伤，又没有子女，后来被王立英接来同住。大姨过去捡过破烂，到了王立英家还是保持着老“习惯”。结果王立英家的阳台上堆满了大姨的“宝贝”，他们一个也不敢扔，怕老人着急。

　　大姨拿出泛黄的老相册，抚摩着卷了边儿的黑白照片。那是她们姐妹几个人的合影，年轻的面孔，无邪的笑脸。“立英的妈妈是我们几个姐妹里最漂亮的，也最聪明。”

　　对于父母，王立英已经没有太深刻的印象了。“有了弟弟，爸爸妈妈带不了我，就把我送到了乡下奶奶那里，地震前一天，他们本来准备把我接回唐山市的，但是我突然闹了点小病，就没回去成，结果没过几个小时，他们就都没了。”

　　长辈告诉她，地震前，她的爸爸是矿业大学的教授，妈妈是一个机关的工会主席。

　　“要是他们都活着，我本来也是干部子弟呢。”王立英轻轻地说，话音里似乎有几分遗憾。

　　她一直留着妈妈生前绣的一张毛主席头像，细细的针脚，鲜艳的颜色。

　　王立英家不太大，两居室，但布置得很紧凑，看得出主人的精心和兴致。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家的“储藏室”，两三平米的小屋，被改造成了一间微型书房。王立英说，这是她的创意。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她都精心琢磨，这儿放盆花，那儿贴个卡通头像，客厅的多格立柜里，每一层都摆满了各种摆件，还有家人的照片，感觉特别“充实”。

　　结了婚，总算跟别人一样了

　　地震后，成了孤儿的王立英开始和奶奶爷爷一起生活。当时，他们一家人都住在临时搭的简易房里，“那种简易房，很不结实的，用手一杵，墙都微微地晃。”王立英说，那时候全唐山都是成片成片这样的简易房。

　　在周围人的眼里，她是应该被同情的，也受到了亲人朋友们特别的照顾。虽然学杂费全免 ，每个月还有补助，她还是经常感到弱小和孤独。

　　“我记得那时候一过春节，我就难过，哪个亲戚家都不愿意去。人家都是一家人，我没有。没爹没妈，指不上别人，只能指着自己。所以老早，我就开始给我爷爷奶奶做饭。”

　　后来，她一个人来到了唐山市里上学，有任何困难，都得自己忍了。

　　或许是太希望有一个依靠，20岁的王立英，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刚刚被分配到唐山钢铁厂的机车司机马建海，很快，他们就结婚了。

　　马建海是一个看起来“文文弱弱”的人，个子不高，有些内向和腼腆。和王立英的大嗓门直性子正好是两个极端。

　　他一直坐在客厅一个不太显眼的位置上，有时候给妻子的叙述补充两句，有时候就是对着你笑。

　　地震那年，马建海7周岁，他们一家人都很幸运地活了下来。“80年代末，我刚好上高中，家里条件不好，我也想早点儿出来挣钱，就没上大学，直接上了技校。”马建海说，那时候唐山很多家庭的生活条件都不太好，这种家庭的孩子到了高中，通常就选择上中专或者技校，因为这样可以早一点出来挣钱。

　　马建海做得一手好菜，平常基本上是他下厨房。他说，王立英是孤儿，有很多难处。很多时候，别人靠家里的一句话就能办成的事儿，她办不成，都得靠自己。所以尽管她有一些脾气，自己一般也都让着她。

　　王立英的一些同是孤儿的朋友，处境很不好，单身的尤其多，他们不太容易对别人建立信任，或者比较自私，家庭多数不幸福。 而她和老公的关系，用朋友的话说是“恐龙级”的。

　　王立英也很“享受”家庭生活，她的乐观，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个好家庭，有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好丈夫，她也格外珍惜。“地震时我们家人死了那么多，我还活着，我还怕什么呢？路都是自己走的，如果不幸福，也赖不着其他人。”

　　从“危房”到“大两居”

　　“刚结婚那会儿，我们住在唐山市里吉祥路那边的一些简易房里。”王立英还留着很多自己婚后第一所房子的照片，那是一处两间的油毡房。

　　“唐山市是1984年开始盖楼房的，到了80年代末，新城基本上建成了，但是当时很多人还住在老房子里。”马建海回忆道。

　　搬进现在这个“大两居”是1997年的事儿。那时候，他俩的女儿马晓萱已经快上小学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小家庭遇到了一些麻烦。

　　王立英是学桥梁的，所以分配到市交通局以后，一直在修路的一线工作。干了七八年，当时也是个小头头了。可是野外工作经常一两个月回不了家。马建海在工厂也是“三班倒”。孩子的晚饭时常没着落。眼看孩子上小学了，小两口商量了一下，王立英决定 “转型”。

　　“我那时候就开始上夜校学会计，两年以后拿了会计证，我就要求调动到会计部门工作了。”没多久，王立英就从普通会计，升到了财务主管。

　　尽管对父亲印象模糊，王立英却遗传了他身上的音乐细胞，爱唱歌，爱跳舞，经常没事儿弹弹吉他。

　　“我小时候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人去培养。女儿现在有条件了，她也很有天赋，我就给她买了一架钢琴。”

　　在90年代的唐山，家里买一架钢琴还是比较时髦的事情。王立英说，她的消费理念是“先花再挣”，马建海呵呵一笑：“她想法太多，我老跟她说，钱得搂着花，她搂不住。”

　　在王立英的大刀阔斧之下，他们家总有一些“新鲜玩意”，总是早别人一步用上一些最新出的家用电器。

　　2008年9月，她又花几万元买了一辆白色的捷达。车号是马建海挑的---“718”，正好是王立英的生日。她戏称这辆座驾为“我们家的白色大奔”。

　　“过去唐山只有一条主要街道，还比较窄，现在市里又修了长宁道、站前路、兴源道3条公路，而且路面很宽。还修通了7条高速公路。”王立英在交通局20年，几乎每天都和修路打交道。

　　丈夫马建海身为“唐钢人”，说自己“很有安全感”。他说，每个月都能拿个三四千。

　　夫妇俩回忆说，90年代那会儿，唐山的主街两边还都是地震后盖的两层小楼。“整齐划一，单调没有特点，矮矮地戳在那一堆，很不好看。”马建海说，现在，唐山市政府把这些矮房子都拆了，建设路两边都是新建的高楼，还是挺气派的。

　　王立英和马建海有时还“怀旧”地去吉祥路那边看看自己的“故居”，现在那里已经“面目全非”了。

　　唐山的妈妈带你回家

　　又一次大地震，让唐山的每一个家庭重新掉进了30年前的回忆里。

　　“刚听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的嗓子眼紧了一下。”王立英说。

　　地震后不到一周，王立英跟家里人商量了之后，请求收养一个汶川地震的孤儿。“我是一个地震孤儿，我知道没有父母的痛苦和艰难。我觉得我能从心理上真正理解他们。”

　　后来，她跟另外几个唐山孤儿一起，在唐山抗震纪念碑搞了一次唐山孤儿捐款活动，不久，他们中的几个“骨干”就被请到了北京，在中央广播电台跟汶川的灾民“对话”。

　　“那其实是一次心理辅导，给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不多。”到王立英的时候，她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那是在上班路上边走边想写出来的。

　　“当我把这首歌在广播里唱给汶川的那些孤儿的时候，我边唱边哭，在广播的那头，我听到他们也哭了。”歌里唱道：“孩子，不要孤独，不要害怕，唐山的妈妈带你回家。”

　　“唐山有很多富人，我们绝对不算，我们就是最普通的唐山老百姓，但是我觉着挺幸福。”王立英揽着女儿说，12岁的马晓萱天真无邪地笑着，这个城市的创伤和她的长辈经历过的苦难，对她这一代人来说，也许仅仅是个概念。

　　送本刊记者走的时候，她叫上老公，拎了两桶水要去擦车。寒冬腊月天里，两个人挥舞着抹布，说说笑笑地清洗着他们家那辆白色的捷达，格外起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