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为了收回贷款，起初周学仁走乡串户、围追堵截，也算是磨破了嘴皮子，总有那么一些人，“拿钱的时候说得好好的，转过头就变了”。令他最无奈的，是某个村的村干部在他去收取还款的时候，公然在喇叭里召集村民抵制还款。这个村子总额2万元的贷款，本金至今也没能收回来。更不幸的是，1995年，易县遭遇了一场严重的水灾，农村中还爆发了羊瘟，农业生产的脆弱性迅速显现，那些投资在农业生产上的贷款农户也无力继续按周偿还贷款。周学仁因此更深刻地感受到天性淳朴的农民被现实困境挤压的窘迫，“虽然舍不得，他们还是咬着牙把家里的牲畜卖了，用来还款；有的是夫妻一起出去打工，把钱还上；还有的实在还不上，连家里的玉米棒子都拿出来，让我们帮着卖了还钱……”

　　在孟加拉模式中，中心会议制度是非常核心的一环。易县模式也希望能借鉴这一点，让社员自愿组成5人小组，6～8个小组构建一个中心，分别选出组长和中心主任。每周由中心主任和信贷员召集所有成员参加的中心会议，主要是检查项目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办理放款和还款手续。但实践证明，这个在孟加拉行之有效的环节，鉴于各种人情和面子因素，在中国却很难推广。周学仁总结，从扶贫社到各分社再到各中心，“从上而下的管理环节越多，就越容易出问题”。当易县扶贫社按这个模式发展到5个分社之后，问题迅速显现出来，最严重的是白马分社，“1998年烂账问题就再也捂不住了。2001年课题组的北京总部派专业审计人员下来清查，烂账达到了近百万元”。而这些烂账最初的起因，就是中心主任做假账。

　　白马分社的中心主任们搞出了“两本账”，一本是给扶贫社看的漂亮帐，上面每周还款率都是100%，而另一本却千奇百怪，“比如让有能力的农户一次还两周的款，可记账的时候，却把一周的钱记在不能还钱的人名下，这样把还款率做高，甚至贷款时的签名和手印都是假的”。其实中心主任并不能从扶贫社领到工资，他们的工作更多是一种自愿，做这样一本假账，在周学仁看来，“还是因为面子”，尤其是在各分社、各中心相互比较的时候，“想面子上有光”。可麻烦的是，这本真帐随着款项的增多，变得越来越混乱，到最后，“连做假的人都搞不清楚真实情况了”。周学仁接下白马分社的时候是2001年，清查这笔烂账的时候，急得夜不能寐，“心里就像压了大石头”。这真相也打击了扶贫社的许多人，从信贷员升任会计的杨术敏内心的理想主义一度受到重创，“太受打击了”。

　　其实设中心主任也是为了降低信贷员的收款和放款的路费成本。贫困地区交通不便，周学仁统计过，为了上门服务，信贷员们“平均3年报废一辆摩托车”。这些摩托车还必须由信贷员们自行配备，扶贫社能补贴给他们的只有每个月的油补，“最早只有50块钱，现在才升到150元”。扶贫社最终还是取消了中心主任的设置，把工作环节简化成了最垂直的管理，“各分社放款必须由信贷员和会计两人在场，而收款由信贷员独立完成”。扶贫社的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放款和收款的工作对她们来说，也成为一种危险的挑战。信贷员武凤仙就遇到过打劫，“在年前收款回来的路上被人盯上了，被抢了8000元钱”。虽然武凤仙自己说起来很淡然，周学仁回忆起来却还是后怕，“那时候武凤仙已经怀孕了，我们赶紧把她送去医院，幸好没出事”。再后来，武凤仙们就在工作中多了几分心眼，“至少要经常改变出行路线，免得被人盯上”。种种琐碎的细节都会让周学仁感慨，“把实惠落实到农户身上，听起来是简单事，做起来却是最难”。

　　人和制度的双重挑战

　　在易县试验的同时，1995年，杜晓山的课题组又建立了另外两个试点，河南的虞城和南召。说起这些，杜晓山也承认课题组当初的“不成熟”，“连信用环境的考察都不懂”。尤努斯的团队希望他们能在中部最贫困的地区另做一个试点，他们就选择了河南，当地政府推荐了虞城和南召，一个是平原地貌的黄泛区，一个是山区。他们也按照易县的方式组建扶贫社，可没想到，虞城扶贫社店集乡分社主任马银山不顾制度规定，在1998年左右陆续把8个亲属招进了员工总数才33人的扶贫社，而且他的亲属为了获得贷款提成大量违规放贷。比如，给马银山老家的一位中心主任一人就贷了4万多元，远远超出每户不得超过2000元的规定。等到北京总部专门派来工作组，清理整顿工作足足做了3年，124万元的坏账绝大多数都难以收回。这时当地政府方才恍然大悟般告诉他们，“虞城的信用环境，在河南也是倒数10名之列”，让杜晓山他们哭笑不得。

　　失败的试验还有陕西丹凤。1996年课题组在丹凤设立的扶贫社迅速被政府接管。“1996到1997年，国家刚好推行‘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杜晓山回忆，“就是用7年时间让8000万人摆脱贫困，实现温饱。”国家的扶贫贴息款发放思路，也从给项目给企业，逐渐转变成为“到农户”。陕西省也成为第一个正式提出支持小额信贷的省份，因为丹凤是省内第一个小额信贷扶贫试点，迅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政府有人提出，扶贫社作为“纯民营活动”，存在“速度不快，步子不大，资金不足”等缺点，于是政府很快接管，“并且把利率从8%降到了3%”。截至2000年，陕西全省累计投入26亿元搞小额信贷，上演了一场小额贷款的“大跃进”。

　　杜晓山记得，“陕西一下子就成立一个中心，各种会议和研讨都在陕西举行，非常热闹”。社科院小额信贷项目“扶贫社”主任李谊青也还记得，“当时出了不少‘洋相’”，有关部门为了完成贷款指标，极力游说农户贷款。一对老夫妻，被强行贷给几千元。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的老两口，拿这笔钱不知道有什么用，放在哪里都不放心，思来想去，只好用报纸和塑料袋把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挂在了房顶正中的电灯下。声势浩大的陕西小额信贷，在规则和管理人员都不足的情况下，很快就偃旗息鼓，只剩坏账累累。杜晓山感叹，“虽然政府的主观意图是好的，但混淆了信贷与救济的区别”，“小额信贷必须按照经济规律运转，过去的经验表明，政府的干预程度越大，经营效果往往越差”。

　　这些挫折也让杜晓山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在实践中意识到了最核心问题，“人和制度缺一不可”。杜晓山说来也会苦笑，“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做起来却是最难的”。在周学仁的记忆里，易县扶贫社一度遇到过很好的机遇。1997年，他找农发行谈成了一笔100万元的无息贷款，因为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这个合作是“悄悄做的，合作了2年”。不过事情后来还是被人以“非法吸收资金”捅了出来，事情闹大以后，上面派下来联合工作组，“个别年轻干部指出好多做法不合法”，“但这个项目是通过社科院课题研究认可的，实施中也是受贫困户欢迎的”。最后工作组给出调查结论：合理不合法。虽然在1999年，央行给了易县扶贫社特批，“以现有模式继续运行”，但因为白马分社的烂账浮出水面，扶贫社的资金来源反而很快中断了。白马分社的本金全部来自台湾爱国商人杨麟的捐赠，杨麟和杜晓山的结识是一种偶然，但他为扶贫社模式所打动，捐出了120万元。杜晓山说起来也会觉得很沮丧，“白马的事情让杨麟寒了心”。算下来，易县扶贫社成立以来的全部外援资金来源不超过600万元。

　　现任白马分社主任赵亚和在2001年接过“烂摊子”，他以前在农行从事过会计、出纳、审计、信贷员等各种工作，虽然扶贫社在农村掀起了一股声势，但赵亚和只是在1998年扶贫社想向农行贷款时，才对这个组织有所了解。周学仁请赵亚和的目的，就是想引入懂金融的审计人才。赵亚和接过扶贫社的入门手册，学习了五六天就上岗了，一路查下来，他也发现了扶贫社在人员和管理上的严重缺陷，“懂金融业务的人太少了”。这同样是杜晓山和周学仁的感慨。扶贫社的工资最初在易县属于中等偏下，根本不具备相应的吸引力。

　　在2002年接替西陵分社主任的崔振江，面对的也是烂摊子，烂账有八九十万元，可扶贫社给他的工资是每月400元。崔振江以前就在镇上的村办水泥厂里搞管理，虽然水泥厂垮了，可随便外出打工，“每个月至少也能有上千块”。崔振江也打过退堂鼓，辞职了一次，后来回来，同样是碍于周学仁的情面，“相信他，也愿意跟着他好好干”。崔振江和更多人的信任，现在获得了回报，现在易县扶贫社的人均工资超过了1600元，在当地已经是中等偏上，“想说情开后门来扶贫社的人也排着队呢”。不过周学仁的笑容背后，也隐藏着些许无奈，他也上了年纪，身体也远比以前差了，这份操心的差事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几年，如何才能完成人与制度间的良好互动，彼此约束又彼此促进，对于周学仁和杜晓山来说，依旧是挑战。

　　小额信贷的空间

　　掰着手指头历数过去的那15年，周学仁觉得每一年都是沟沟坎坎。“1994年我从孟加拉学习3个月回来，1995年就赶上易县水灾，1996年开始在全国出名，净忙着接待来访者，高层的领导尚福林和刘成果也都来过，可来的人多，钱和政策始终都没解决。等到1998年烂账出来，全都是审计和清查的麻烦事，清查刚有个眉目，2003年又赶SARS，易县离北京近，成了重灾区，农村3个人以上就算违规聚会。这很要命，扶贫社是要每周回款的，信贷员偷偷下去收款，都被赶了回来。”等到SARS过去，伴随社科院改制，要不是周学仁召集所有社员进行抵制，2005年易县扶贫社也差一点就被卖给了私人。到了2007年，扶贫社又面临新的改制，最后还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唯有过去的2008年，平平静静，成为易县扶贫社“最风调雨顺的一年”。

　　从成立初期更多地关注农户获贷难和还款难的问题，到不断地更加关注扶贫社的组织和财务自立，杜晓山也感觉到“复制尤努斯”的试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也让他一度陷入困惑——如果更多地关注“双赢”目标和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是否最终会偏离当初的理想？统计下来，易县扶贫社面对的群体，已经不再是“穷人中的穷人”，而是“中等偏下的农民”。比如现在的贷款额度和方式都在发生变化，每户的贷款额度增加到了4000元，“五户联保一户使用”的情况越来越多，实际上就是贷款的人慢慢变成了“相对有钱人”。这也让杜晓山有些忧虑，“我现在最怕的是，员工形成不愿意帮助最穷的人的惯性，以为帮助穷人就错了”。所以课题组召集各试点负责人开会的时候，讲得最多的还是理念和企业文化。周学仁对此有些看法，作为最直接的负责人，15年摸索下来，他觉得资产的良性运作才是开会应该重点讨论的实际问题。

　　杜晓山在研究中发现国外从2004年左右开始有一种新理念，他翻译为“普惠金融”，在这种理念中，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应该惠及所有人。“所有有金融需求的人，不论贫富，都有权利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金融服务。”但目前的中国现实是，相对城市而已，农村金融几乎是空白，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清理农村合作基金开始，四大商业银行也进行了战略收缩，纷纷撤出农村，而邮政储蓄打出的招牌是“只存不贷”，种种收缩，都导致农民的贷款途径只剩下了信用社一条路径。

　　民间资金的暗流涌动长久以来都是事实，小额信贷模式的试验，作为一种有效运用资金的操作模式，也慢慢进入中央的视野。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合就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在小额信贷这个问题上，两条腿中的一条，也就是政府这条腿没有正常运转起来。“希望大家坚持住，小额信贷在中国必然有发扬光大的一天。”不过杜晓山也通过他的实践意识到一点，“农村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未开拓市场”，但因为农业生产的脆弱和特殊性，“农村金融领域高利润和高风险并存”。

　　杜晓山发现了政策层面的一些松动，从2002到2008年，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里都有关于小额信贷的内容，尤其是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在杜晓山看来，这是一个“乐观的信号”。不仅如此，从2005年开始，央行正式发文，在陕西、山西、四川、贵州和内蒙古各选择一个试点发展小额信贷机构，在央行的政策中，这些小额信贷试点可以实行4倍于基准利率的商业利率，但必须保证70%的资金用于农村。2006年12月下旬，银监会也宣布降低农村银行业准入门槛，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村镇银行。但扶贫小额信贷组织的合法身份问题，新政策中仍未提及。

　　2003年，社科院在河北涞水和四川金堂创立了新的试点。根据社科院的统计数据，他们的几个试点“先后共投入贷款资本金1500多万元，累计发放贷款1亿多元，获贷款支持的贫困户1.6万户左右，累计受益农户约4万户，覆盖贫困人口约20万人”。在复杂的数字背后，是另一种“只欠东风”的微妙局面——没有新的外援注入，扶贫社也面临规模扩展中的资金困境，与此同时，试点地方的农行又欲言又止地准备抛出橄榄枝，“只要银监会出政策，就有银行原意贷款给我们合作”。杜晓山也因此在许多会议上对那些银监会的研究者朋友们表示不满，“步子太慢了”。不过杜晓山也承认，单单是一个易县扶贫社的运作，15年来就走得迂回曲折，那么放大到中央层面，任何政策的出台必然要经过复杂的利弊考量。不过在最理想的层面，杜晓山也有过设想，“只要小额信贷的制度模式足够完善，未来也许可以成为国家扶贫款最理想的操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