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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企调查:民间资本会有更多的机会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05日09:54  三联生活周刊

  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杨建华的观察中,“文化基因”和政府的“不阻止”,是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的最好动力,这也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真实原因。可是,在企业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无为而治”的政府形式不一定是最好的形式,政府主动出击,采用的各种“让利于民”的方式,则是保证浙江省民营企业能够升级换代的基础。

  记者◎王恺   摄影◎关海彤

  地方政府的让利空间

  过去周建设在萧山众多的企业家中间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他的企业做得大,也不是因为他先后换了3辆宝马车,总是用宝马的最新款来武装自己,而是因为他的特殊言论。与那些热衷于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企业家不同,他总喜欢在各种场合宣传自己与政府部门的不合作,“我是从拉板车做起,一直到今天开宝马,我怕什么”。

  他个子不高,嗓门很大,加上招摇的宝马7系的座驾,结果萧山有一半的企业家都认识他。前些年,看见别人经常跑政府,他把粗壮的脖子一梗,说:“那算什么本事。”

  在他的记忆中,自己包装材料厂的发展壮大几乎全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当年建厂拿地是按照萧山的本地政策,没什么特别优惠待遇;银行贷款是送上门来的,几家银行都想贷款给我,我也没有请客吃饭;产品销售几乎靠国外订单,不用走政府的路子。所以,我的企业发展是完全靠市场运作的”。

  他和当地政府部门发生日常关联的是税收,周建设一直宣扬税太重,他对我说:“2008年前,内资外资的所得税尚未并轨,我觉得特别不公平,加上企业的增值税没办法抵扣,要交那么高的增值税,都不愿意扩大生产。”

  他用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穷民富政”来形容当时的税收政策:“好像怕企业家富裕了,就会拿钱去吃喝玩乐似的,其实多留一些钱在民间,我们也不过就是扩大再生产,不会拿去赌博。”

  这是他从2002年发家到2007年底之前,一直大力宣扬的理论。

  萧山县经发局经常举办企业家培训班,请来讲课的全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有一次一位教授的讲话点醒了他,这位教授说,过去浙江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政府“无为而治”,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浙江当地政府靠这种方法回避了政治风险,又获得了高额的企业税收,这在当年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可是今后不能再这样,而是要做好政府该做的事情,利用制度创新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周建设只听进去前半段,更加深了对自己的肯定,所以他经常宣扬:“我们就是靠政府什么都不管才做大的。”可是2008年上半年开始,他对自己这番话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萧山的出口企业特别多,周建设的企业生产的产品一半销往美国,剩下的客户来自日本、欧盟和香港地区,而他生产的原材料则很多来自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结果,最先受到的是原材料和劳动力双重涨价的因素影响,接下来就是订单大减,“2008年5月,订单已经减少到一半,结果我的资金链面临断裂”。

  本来浙江萧山的商业环境非常之好,“你叫得出名字的、叫不出名字的银行全部在这里有分行,还有没条件设立分行的银行也在这里的宾馆长包房间,做一些金融业务,想尽办法让我们贷款。可是2008年中央三令五申银根紧缩,那些银行的熟人全部不见了”。

  不仅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无法贷款,而且从小银行也贷款困难,最紧张的时候,周建设把女儿的宝马车卖掉来维持工厂的运转。而且更麻烦的事情发生了,他替朋友工厂做担保,从民间信贷公司那里贷到了一笔800万元的款项,结果朋友的工厂在2008年5月宣告破产,朋友逃到外地。他内忧外患,“想死的心都有了”。

  可是企业债务复杂,“要是我也关门,就会被债主把门槛踏平,开在那里,别人总觉得还有希望”。加上对银行贷款还没有死心,所以,周建设一直坚挺在那里。这时候,他开始关心政府动向。“2008年上半年全国都在喊制止通货膨胀的时候,我们浙江省政府开始呼吁要中央对浙江的小企业输血,我听了省工商局长的讲话,一点不官派,很真实,也很感动人。”政府还多次把企业和银行拉在一起座谈,“动员银行贷款给我们”。

  2008年上半年,浙江省的副省长去了几次北京要政策,要求对浙江的民间借贷制度放松,终于在6月份,小额信贷制度在浙江若干城市试点。

  萧山区政府还搞了“应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周建设很有兴致地研究了一番,他的企业属于区里规定的“优秀成长型企业”,可以在资金周转不灵的时候向区财政局申请贷款。“总规模有5亿元,暂时周转是够了。”他觉得,“好听点是救企业,说难听点也是为了政府的税收。”不过不管好听难听,企业还是直接的受益者。他的企业也暂时缓了过来,“春节后的情况远不像想象得那么糟糕”。

  周建设觉得,浙江省各级政府的态度,在台州的“飞跃事件”中有了转变——世界最大的缝纫机制造商“飞跃”集团2008年中面临倒闭,当地政府及时进行了救助。绍兴市政府也在若干大型民企面临破产的情况下进行了政府担保,由政府出面和银行谈判,并且为困难企业支付最近一段时间的银行贷款利息。“政府算是强势介入。”周建设这回是由衷地说。

  按照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的看法,不是经济危机改变了政府态度,而是浙江省政府最近几年正在从“无为状态”积极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无为就是什么都不做,该管的也不管,而服务型政府就是划清界限,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摈弃“人格化交易”。“政府并非无所作为,重要的是做好应该由政府做的事,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史晋川对我说。

  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观察中,浙江省政府并不是由于此次经济危机才有所行动,“由于浙江省民间资本力量强大,所以历届政府一直在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去年4月份开始,在全国还在担心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浙江省政府已经先知先觉地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他一直在浙江各地讲课,对各地政府和企业的政策调整有很深的了解。

  小额贷款制度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催生的。像浙江这样市场化程度高的区域,已经很不适应国家统一的金融政策。“虽然现在信贷制度已经放松了,貌似这个问题没这么严重,可是当地政府没放松,谁拿了牌照都是欣喜若狂,因为这意味着中央统一的财政制度中为地方打开了缺口,今后地方可以靠这项制度来调整资金短缺问题,尤其是在民资充裕的浙江。”吴晓波说。

  浙江省政府尽管无力改变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政策,可是,在这一步上如果成功,则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大的对企业扶持的空间,相比起目前进行的“减少行政收费”、“企业减负”等行为有更深的意义。

  去年底,周建设开始主动和税务部门打交道,这次打交道的过程让他很惊喜:“税务局的人给我讲政策,说可以重组我下面的企业业务,结果省下来100多万元的税收。”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还告诉周建设,从2008年开始,中央政府的税收政策开始了系列改革,不仅是企业所得税下调,还要从2009年开始系列的增值税的抵扣制度,就是说,如果他买机器扩大再生产,这部分支出是可以抵扣增值税的。“所以我把买机器的计划延期了,今年初我买了500万元左右的机器,这部分抵扣到增值税里面了,企业少支出100万元左右。”

  周建设这才觉得,自己需要重新审量政府部门的作用,“原来他们还能帮我减轻负担。减轻负担的直接结果就是我的投资扩大,说白了还是对地方发展更有利”。

  傅家的四处出击

  史晋川一直觉得,浙江民营企业过去是靠国际需求代替国内需求来拉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但是从现在开始,这条路可能已经到了尽头,“必须要进行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升级,但是这需要政策扶持,如果没有政策,单靠市场调整,则升级过程会变得缓慢,丧失很多机会”。

  “产业、财政和土地政策都很重要。”史晋川属于乐天派,他预计在政策扶持下,如果浙江的民营企业顺利升级,则今年浙江就可以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为此,他和和另外一位预计经济要在2012年才能复苏的经济学者打了赌。

  1976年出生的傅华东领导的萧山永翔集团的大门口,挂着“中共萧山区委永翔集团党支部”的大牌子,这是他主动行为的结果。他父亲掌权的时代这牌子就挂着,从父亲那里接过总裁的职位后,这牌子还挂在那里。

  在我们看来,一个家族企业这样做,有形式主义的嫌疑,可是他断然否定了我们,他说:“在内部管理上非常有用,党内执行的民主集中制是最行之有效的管理企业的办法。”

  这么说并非虚言。他经常在企业内召开党员会议,“我们所有的中层干部几乎都是党员,企业的多项决议是通过这些中层讨论后再施行的,看上去不再是我们家族的决定,很民主,执行起来也就没有障碍”。至于另外一块牌子“人民武装部永翔集团支部”,“先挂着,我还没琢磨透它对我们企业的用处,但是我觉得以后会有好处”。

  傅华东是真心觉得,“民营企业可以从政府学到太多东西了”。每一次的政策调整,他们企业都可以从中获取机会,“我不是说要和政府走得多近,萧山的企业大多数和政府关系很正常,因为商业环境很好,不需要去巴结政府”。最近因为经济危机,萧山区的区委书记来他的企业考察,“我们当然也感激,可是,我们不是靠这取胜的”。

  傅家的企业规模几亿元,最早从传统的电缆行业起家,后来投资越来越复杂,房地产、防火材料、纺织行业都有投资,在萧山,他们属于“中富”,投资方式也属典型的“中富”的四处投资的方式。“因为你在一个行业里做大很难,到了一定阶段就有了壁垒,边际效益会下降,所以萧山的企业一般会多元化投资,东投西投。不过一般的人家很喜欢投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我们家有所不同,投资到很多新行业。”

  这些行业,无一例外属于“升级换代”的产物,“我父亲直觉很好,也很愿意了解各种政策,而与政策的结合,则保证这些投资有了明确回报”。

  最近傅家在浙江某地投资了大块土地做房地产,“我们浙江这里,不像外界想象的地产商,如何买通政府去拿地,环境相对很公平,政府也公正,拍卖嘛。前两年拿地的人多,我爸爸去的时候他们会说,老傅你来啦。现在拿地人少,人家最多态度热情点说,欢迎老傅你来支持”。

  人家都说市场目前不好,可是傅家觉得这是政府拿出来做安居工程的用地,不会吃亏。而且,因为支持了当地政府,结果又以不贵的价格贮备了一些土地,在安居工程旁用一块土地来建排屋,“肯定会有好的收益”。

  因为政府鼓励初级加工产业实行升级换代,对高新产业出台很多减免税收的政策,所以傅华东又对自己的纺织企业进行了改造。“都说纺织是夕阳行业,可是我觉得,只有倒闭的企业,没有倒闭的行业。”他对棉花原料实行了信息管理,仿照美国标准执行棉花的户口制度,“我们这里和美国的若干政府网站联网,每包棉花是谁种的,质量如何,储存状况如何,一查网络就知道”。

  这种网络改造是有深刻影响的,“我们现在不做规模,而是往精里做”。他对自己的纺织企业的改造计划是,掌握最新的科技成果,所有的新产品他都能生产出来,“没有几百万锭那回事情了,而是每个产品只要三五万锭。我们专门做缝隙市场”。改造的计划出台,在当地银行贷款的时候,“几乎不费力气就拿到了几千万元贷款,因为我们的项目对银行有吸引力”。

  做防火材料的生产也是同样情况,“高新技术产业本来就能获得减免税收的优惠,加上投资也就1000多万元,我们毫不犹豫就投资了”。

  在他看来,企业很容易就在政策支持下获得很好的利润,那么,答应政府的一些要求,“也是最起码的报答”。他们的工厂在今年没有任何裁员计划,“我们的纺织厂早就不算是劳动密集行业了,做到这点很容易,也算是支持政府”。

  在吴晓波看来,浙江的企业家确实很能利用机会,“多年来浙江一直是‘政府一毛不拔,地方兴旺发达’,现在,政府开始主动给他们创造机会,他们当然能善加利用”。

  寻找“行业开放”机会的浙商资本

  越来越多的浙江制造业企业开始在政府的行业开放中寻找机会,浙商创投就是这样一个代表。这个2007年11月才成立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与一般的投资公司不同,根本不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副总裁华晔宇说:“我们看好的不是这些风险高而又没创造力的获利方式,我们看中的是新行业,也看中在国家政策调整下企业的成长性。”

  2008年股市1600多点的时候,“有一个股东想让我们投资到股票市场,我们迅速征集了全部股东的意见,结果那些股东全部都反对。他们不是看不到1600多点已经是低点,而是觉得,如果我们这笔钱投资到股票中,短暂可以赚钱,可对未来的事业发展毫无意义,我们就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结果公司确定了中长期投资的目标。

  基金由浙江10多家大型民营企业发起,规模10亿元,主要是由于2007年浙江的民营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很快,大量利润在寻找出路,最后12个股东发起决定做PE行业。“开始主要是投资到那些准备上市的企业中,这样获利更高,可是很快我们就转变了方向,发现投资到各个成长性很好的企业,一样能取得丰厚的回报。”

  公司管理者很多是浙江著名的民营企业家的第二代,很多都是从小就在家族企业里面做事情,“大概天生就对企业敏感,尤其是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现金流、成本管理特别有感觉,我们比外国的基金公司更了解行情,他们抢着投的我们不一定投,这大概就是民间资本天生的敏感性”。

  他们最早投资到浙江有线电视项目中。“也许和我们都是浙江人有关,近水楼台,很容易就得到各种信息,加上有线电视项目肯定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投资很成功。”接着投资到北京的赛迪时代,“属于工信部下属的企业,不仅做传媒系统,还积极参与到各个城市的应急指挥系统中去,肯定发展前途很好”。

  在华晔宇看来,他们的投资策略是慢慢转变的,“我们开始觉得,不能局限在浙江本土,要和国家的政策调整、行业开放程度紧密结合起来”。投资云南路桥就是这样的决定,“他们在西南地区有技术专长,开隧道的技术好,而从宏观上分析,西南地区肯定要和东盟结成一体,而我国未来也会在西南地区建立大通道,铺设完整的交通网络,寻找在印度洋的出海口”。没想到的是,投资到云南路桥正好和今年的国家实施的

  “4万亿”计划结合在一起,“其实是巧合,不过,也可以想见这个项目的回报能力”。

  华晔宇的父亲是浙江一个民营医疗器械厂的老总,总裁陈孟越的父亲是浙江惠康集团的老总,他们的管理人员很多也出自浙江本地的一些小基金。一般人总想象,浙江民营企业的第二代基本上还是会去继承家族产业,眼光没那么开放。“可是我们这个基金成立的时候,就已经打算好,我们面对的是全中国的新兴产业。别人总觉得我们浙江人就是在各地建市场,要么就是搞制造业,其实国家的政策放在那里,各行业的开放领域肯定越来越多,民间的资本肯定有更多的机会。”

  他们最新投资的项目是“钱江基金”,是和杭州市政府合作,投资到杭州的现代服务业中。“这次是政府主动找我们合作,看中的不仅是我们的财力,还有我们的专业判断能力。”比如说基金投资项目中有一家专门的出国培训机构,“他们的排名已经是全国前三位,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它在全国各地发展分支机构”。在他看来,他们基金公司的创立和发展,都代表着中国金融业逐渐开放的方向,他说,“民间资本的流向会越来越丰富”。■

  (部分人物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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