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贵族们渐渐远去，他们的子孙在巨变中开始了凡俗人生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拉萨报道

　　在霍康·强巴旦达的几个孙子中，有一个的名字中嵌入了“霍康”二字。这个延续了六七百年的古老家族，再次起用了他们尘封已久的特殊称号。

　　霍康，是这个家族的“房名”。而所谓房名，一般得自住所或封地，是西藏旧贵族特有的家族称号。

　　在拉萨色拉路西藏牛奶公司旁的住宅里，这位64岁的自治区妇联退休干部，并不认为重新用房名为孙子命名，带有某种特殊的意味。“恰恰是因为贵族阶层已经彻底消失了。”他还说，现在已经几乎没人会因“霍康”想起那个曾经显赫的家族。

　　一直研究西藏文化和拉萨风俗的强巴旦达觉得，记住“霍康”这个房名，“算是一种特有文化的继承吧”。

　　对于拉萨附近甲玛地区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者而言，“霍康”是绕不开的话题。2008年，西藏自治区社科院的研究人员，还就甲玛与霍康家族的关系发表过论文。这个家族的血脉可以上溯到14世纪前叶进入西藏的蒙古贵族，他们一直因拥有权力而影响着这个地区。“霍康”是“霍尔康萨”的简称，藏语意为“蒙古人的新房”。

　　霍康家与甲玛历史的关系，不过是兴盛一时的西藏旧贵族世家的代表。在西藏漫长的历史中，贵族们的生活和争斗，在高原上不断敷衍纠结。据统计，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西藏的旧贵族世家有大约197个。

　　半个世纪前，西藏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到来。曾与地方政府、寺庙并称三大领主的贵族阶层，在农奴制社会的民主改革中，渐渐变化。旨在废除封建特权和剥削、实现人人平等的民主改革，让贵族制度无所依附。

　　旧贵族们渐渐远去，他们的子孙在巨变中开始了凡俗人生。

　　模糊的贵族源流

　　霍康家不仅有着特殊的蒙古祖先，它还是西藏少数拥有详细谱系的大家族。

　　西藏的贵族制度发端于五世达赖，他在蒙古人的帮助下取得了西藏宗教领袖的地位。达赖喇嘛任用他信任的僧人担任政府职位，发展为僧官系统，对西藏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特殊的影响力；然后按照世俗行政系统的架构，建立了俗官系统。

　　僧俗官员系统彼此独立。在1793年确立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噶厦中，有4名三品官员：噶伦。他们地位平等，重大事项投票决定。噶厦在大多数时候由3名俗官和1名僧官组成，有一段时间曾全部是俗官，也一度扩充到4俗1僧5人。

　　一个贵族世家，首先是一个俗官家庭，因为他们必须贡献一名男性成员到政府任职。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并不算庞大的贵族系统中，由6个“亚”家族、5个“第本”家族和若干“米扎”家族以及小贵族组成。

　　“亚”是从七世达赖开始的历代达赖喇嘛家族。他们因诞生了达赖喇嘛而享有尊荣。而之所以只有6个“亚”，是因为九世达赖年幼病亡没有形成，而八世达赖和十二世达赖的“亚”最终合并，这就是前文中提到的拉鲁家族的故事。

　　一个家族有人担任过噶伦后，又不是“亚”，就被称做“米扎”。到最后噶厦覆灭时，一共有37个家族获得过这个职位。霍康。强巴旦达告诉我们，他的祖先在1765年和1790年成为噶伦。像这样获得过2次及以上噶伦职位的家族一共有14个，他们是那个时代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第本”即“第本米扎”，从名称上看属于特殊的米扎家族，但是定义常常比较模糊。他们中拉嘉日家族，从来没有担任过噶伦，而是在山南拉嘉日地区享有高度自治。除了后文中特别讲到的“帕拉”，其他4个第本家族，都宣称与古藏王存在某种关系。

　　这些吐蕃时代的故事充满神话色彩。比如第本贵族“吞巴”—— 自称是松赞干布的首席大臣、藏文字的创始人吞米·桑布扎的后裔。但从来没人能说清楚他们的历史传承。

　　在霍康。强巴旦达看来，西藏的旧贵族世家，渊源并不清晰。经过政治斗争的起伏和朝代的更迭，人们只是大概认定，某些家族始自最早的吐蕃时代，某些始自稍后的萨珈时代，另外一些因黄教确立统治而显贵。

　　1793年，来自清廷中央政府的封赏，改变了西藏贵族阶层的状况，也确立了一直延续到1959年的西藏贵族权力版图。

　　药王山上的关帝庙

　　绝大多数旅行者都会忽略拉萨药王山上那座小小的关帝庙。与周围宏伟的喇嘛寺院相比，它显然过于小巧。院落里立有一块石碑，上刻“万世不朽”。这便是近代西藏贵族权力的根基。

　　1793年，大将军福康安在第二次对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人的战争中大获全胜。乾隆帝随后颁布了新的西藏管理办法，是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

　　在这些条文中，不仅就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转世制度和驻藏大臣地位作了规定，还对西藏贵族的身份和地方政府的官制加以确认，并按照内地九品制进行了封授。此前几十年，达赖喇嘛家族的家长已受封二等公爵辅国公，而从此之后，其他西藏贵族也可以得到三品到七品的品级。

　　这次封授对于西藏贵族影响深远：在模糊的祖先传承之外，他们的身份终于得到了制度化的肯定。

　　即使在20世纪后期，绝大多数贵族后裔在写作自述时，都以自己家族的品级为开端。后来，以四品为界，划分了高级贵族和一般贵族：获得四品代表着成为上层贵族。

　　这种区别体现在贵族生活的种种细节上，比如服饰。霍康。强巴旦达告诉本刊记者，四品及以上贵族开始在发髻上佩带“嘎乌”—— 一种装有佛像等圣物的小盒子，它后来简化成一个珠宝饰物。

　　在两次对廓尔喀的战争中，西藏损失不小，扎什伦布寺遭到洗劫，甚至被掠走了上代班禅的金册。但战争也给了一些家族机会。

　　霍康家的一位祖先，索诺木拉喜，因战功被授予相当于三品的扎萨克称号，并最终成为噶伦。

　　西藏稳定后，福康安在药王山关帝庙立碑为记，期待清帝国在西藏建立的种种制度以及他战胜廓尔喀人的功绩能够“万世不朽”。今天，由福康安撰写的碑文大部分仍清晰可辨。

　　事实上，曾经有记刻《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石碑立在大昭寺和扎什伦布寺。而1950年，一些贵族却摧毁了拉萨几乎所有与汉藏关系相关的文物。

　　显然，当1959年临近，一些西藏贵族对于1793年的封授充满矛盾心情：他们引以为豪的家族之所以显赫，都源自当年中央政府的封授，源自他们的祖先与中央政府的军队并肩击退外来入侵者，而这，代表着西藏作为中国一部分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渊源。